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相比中国人坚强挺过的2008年，2009年更为关键，这一年，我们不仅要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承载着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重任。
2009年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
“今年是中国再出发的一年。”年初，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白发苍苍，两眼炯炯有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中国必须走科学发展这条路。”
路径———科学发展，目标———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出发时，中国已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
2009年，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关头。
2009年，是一个新的界碑、新的历史起点。
从2009年出发，中国人的心态更加成熟，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
从年头的大冷，到年尾的大热；从购房者的窃喜，到开发商的狂欢。2009年的中国楼市就像一部精彩大片，高潮迭起。年初的楼市还延续着2008年的低迷，寒意袭人，成交惨淡。但春节一过就春暖花开，市场回温，量价齐升。到了年底，更是艳阳高照，一些城市竟然出现了“恐慌性抢购”，房价一骑绝尘。从低谷到巅峰，2009年楼市疯狂涨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几乎形成“一天一价”的行情。
房价紧紧揪住了国人的心。2007年猛涨时，地价和房价直线飙升，怨声载道的是老百姓；2008年猛跌时，房价坐上了过山车，腿软心跳的是房地产老板；2009年楼市的再度“疯狂”，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望“楼”兴叹。
2009年上半年，北京房价涨幅近三成，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不断走高，逼近1 。74万元/平方米的历史最高纪录。上海陆家嘴的房价是5万~8万元/平方米，而东京中心区的房价也是5万~10万元/平方米。上海的面积是东京的3倍，GDP只有东京的1/10，但是现在上海的房价已经跟东京差不多了。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用3—5年的收入就能买到一套独用住宅；在中国，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以整整10年的收入，也未必能买到一套“蜗居”。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中国部分城市房价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中等收入群体也感觉很吃力。在高房价的挤压下，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一套房子耗尽了一生的财富，甚至是几代人的积蓄，这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1982年出生的小周来北京六年了，2009年元旦刚领了结婚证。小周夫妇的工作都很稳定，每个月两人的收入加在一块有一万三四。最近，他们相中了位于北京东四环外的一套二手房，虽然房屋面积只有60平方米，但总价却高达110万。他们已经决定，双方父母帮忙拿出30万~40万元的首付，两人的积蓄则用来装修和购买家电。
“本来我们俩不想买房子，但考虑到要生孩子，所以不得不买。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影响到了我们家三代人，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小周无奈地说。
当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购房者越来越难以承受，像小周夫妇这对“80后”购房新人的背后，常常有三个家庭在支撑，即：双方父母帮着出首付，子女自己偿还月供，即俗称的“四加二”买房模式。
一套房子足足耗费了几代人的积蓄。有网友表示，父母奋斗了一辈子，节省了一辈子，到退休了还要为自己背负购房重担，自己也感到痛心。但面对结婚阶段的住房困难，父母是唯一能帮助自己的人。
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80后”都像小周夫妇这么幸运。很多已经到了适婚年龄的“80后”，他们有着强劲的刚性需求，首次置业而且是自住，但是动辄上百万元的房子，仍然让“80后”们望而却步。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歌手郑智化演唱的一曲《蜗牛的家》，道尽了无房产者的心酸与渴盼。人们始终对房子倾注着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千百年来人们的努力从未间断过。
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总工程师孙克放指出：“在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更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这也体现在住房方面，有的人有好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而有的人则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应该是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稳定阀”，但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对中等收入人群来说，买一套合心意的房子也很不容易。房价的快速上涨，让普通老百姓增加了生活压力，不少家庭为了在自己心仪的城市有一个栖身之地，耗尽了所有的积蓄，从小康之家变成债台高筑，“房奴”们被每月的高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缩减本来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导致购买力被严重透支。
房地产研究著名学者羊慧明说，“纵容囤房炒楼哄抬房价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并对社会造成诸多危害。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高房价不仅影响到了那些成为‘房奴’的人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老百姓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比如旅游、培训等，进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发展。现在的房价连中产阶级都难以承受，可以说，高房价正在透支中国消费的未来。”
国家统计局在它的网站上刊发的一篇文章也称，房价飞涨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居民消费的障碍，给我国当前最为急迫的启动内需带来负面影响。从楼市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来看，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影响到了居民日常生活和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启动的最大阻力。
2009年12月，央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居民购房意愿低位徘徊，近七成居民认为当前房价“高，难以接受”。11月19日《中国青年报》做了一则关于“幸福和房子的关系”的在线调查，八成被调查者认为“幸福和房子有关系”。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无力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现在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沸点。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好生活，没有房地产就没有好生活，房地产它忽悠就能活，房地产它一心救中国，它指给了富人圈钱的门路，它引导政府走向富足，它坚持疯长八年多，它构建了升官GDP，它收取了税费好处多，没有房地产就没有好生活。”
这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说的一个民间段子，虽然偏颇，却反映了民怨。
房价的飞速上涨带动沉寂了一年多的中国土地市场再度火爆，开发商你争我夺疯狂拿地的一幕又重现，新的单价“地王”或总价“地王”频繁闪现。如果说流拍或低价成交是去年的主基调，而“地王”和抢地则是今年的关键词。
历史似乎在重演。2009年5月21日，富力地产又一次赢得了“地王”的皇冠。
“太壮观了”，这是亲临现场的人们共同感觉。富力、合生、华远、中信、中国电子产业开发公司等在内的18家开发商，经过89轮激烈角逐竞价，富力少帅张辉豪掷10 。22亿元将广渠门外10号地揽入囊中。该地块以挂牌起始价的3 。42倍，楼面地价15141元/平方米，成为北京实施招拍挂制度以来成交单价最贵的土地。
5月以后，北京频频爆出“地王”，而且是“‘地王’后浪推前浪”：广渠路10号地通州九棵树地块、奥运村乡地块、广渠路15号地，简直让人目不暇接。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数据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成交额接近236 。7亿元。6月北京共出让土地27宗，成交金额达138 。2亿元，一举超过前5个月的成交金额总和。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全国各地每一个星期都有新“地王”诞生，每一次拍卖都是热火朝天，土地市场一轮又一轮“争食”土地之战硝烟弥漫。
6月25日和7月26日，保利地产先后以38 。1亿元和12 。2亿元拍下重庆鸿恩寺地块和成都领事馆附近约65 。5亩土地，两度成为地区“地王”。
7月9日，良志集团以1 。82亿元的高价拿下位于兰州中山林十字西北角的G0915号地，单亩平均成交价达到743 。28万元。这意味着兰州乃至甘肃的新“地王”诞生。
7月23日，金地集团以30 。48亿元的惊人价格，将上海今年最大的纯住宅用地“青浦区赵巷镇特色居住区 10 号地块”收入囊中，成为“地王”。
同一天，一宗位于杭州钱江新城的住宅用地，竟然被义乌小商品城房地产公司以每平方米20650元的楼面价拿下，杭州从此有了新的“地王”。
“地王”争霸赛进入白热化，“地王”纪录被频频刷新。
9月7日，宁波建材以21 。92亿元取得一地块，该地块成为宁波今年以来的总价“地王”。
同日下午，经过100多轮的竞拍，万科与中粮地产联手以总价22亿元摘得北京房山区地块，溢价率高达263%。
9月8日，保利地产经过150多轮的竞价取得南京河西金沙江地块，总价15 。92亿元，楼面地价7553元/平方米，摘南京单价新“地王”。
9月9日，绿地集团以10 。80亿元的总价，取得合肥211亩居住用地，楼面地价为5120元/平方米，刷新了合肥今年的单价“地王”纪录。
9月10日下午2时40分，一声槌响，2009年又一个中国“地王”诞生了。“70 。06亿元！”上海土地交易中心长风地块拍卖师宣读3号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报价时，拍卖厅里面一片惊呼之声。观摩厅有些混乱起来，众人忙着打电话、发短信，向外界传递这个最新“地王”出台的消息。“疯了，这些开发商真的疯了！”盯着观摩厅上现场直播的电视机，几个围在一起的房地产业界人士情绪激动。
仅仅过了20天———9月30日，绿地集团以72 。45亿元拍得龙华地块，其楼面价达到了惊人的27231元/平方米，再次刷新了沪上“地王”的记录。
临近岁末，土地市场“烽烟”再起。12月22日下午，在经历了44次举牌后，富力、雅居乐、碧桂园联合体以255亿元的价格，拿下广州亚运城地块，比拍卖底价165亿元高出90亿元的全国新科总价地王就此诞生。
正可谓：“楼市月有‘地王’出，各领噱头数十天”。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地王”越多则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越多，“地王”自然是多多益善；但从民生的角度而言，“地王”越多，则意味着公众需要为不断上涨的房价付出越来越多的经济成本。显然，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反差极为鲜明的对比。
对于此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地王现象”，不少评论家、学者多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地王”的不断出现预示着楼市蕴藏着巨大的泡沫风险，大量保增长的信贷资金流向“地王”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可能会阻碍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就在全国各地纷纷轰轰烈烈地上演“地王”秀的同时，一些老“地王”晒太阳的状况被媒体曝光。不少昔日的地王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丝毫看不出任何动工的迹象。
其实，对于闲置土地处理的相关法规和政策早就出台。200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还紧急下发《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又一次重申土地闲置满两年，坚决依法无偿收回。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房地产用地要征缴增值地价。然而，这个通知依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囤地现象。
SO 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一针见血：“政府基本上每年都在说，要清理闲置土地，每年都在清理闲置土地，现在政府这个政策有点像狼来了一样，每年都喊狼来了，结果狼没有来，所以大家都说这个政策是不会执行的，就是闲置两年的土地也不会收回的，闲置一年的土地也不会收闲置费的。这样的结果是，让大家的胆子更大了，就更大规模的圈地。”
炒房炒地的“热浪”，不仅仅局限在大中城市。
从2009年初到10月，那个在全国最先迈出住房商品化改革步伐的县级市瑞安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在城东某条仅仅500米长的街道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70多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更不一般的是，几乎每天这条马路上都人声鼎沸，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私家轿车。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情绪高涨。
让这里的人们几乎疯狂的是当地的返回地指标。其全称是“安置留地住宅项目建房指标”，它是按征收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返回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国有土地。也就是说，返回地是国家返回给村里的，由村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对象是村集体及村民。
然而由于许多村民把所分得的建房指标即“土地分配计划使用证”（民间称“红证”）私下拿到房屋介绍所出售，这些尚未规划及审批甚至还只是一片空地的农村返回地，仅凭着一个个由村里划分给村民的建房指标就进入了市场。
“全城现在至少有300多个亿的资金参与其中了。这是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对于市场行为我们只能靠引导，政府如果来个猛刹车，大家都是千万百万的钱砸进去的，炒亏掉的人要去跳河了。”当地一位政府部门人士颇觉为难地说。
在楼市不断攀升的同时，瑞安的返回地指标交易居然能演绎成一个类似17世纪荷兰“郁金香”的怪胎。类似情况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中期“君子兰”的炒作中也出现过，不仅脱离真实的需求，更在进一步的哄抬炒高中变为一个随时都可能垮塌的“空中楼阁”。
社会问题已经很大。
在2009年7月末公布的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上，这个并不知名的小城排在第20位。而此地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程度则令人瞠目，当年2600元一套房，年初瑞安开盘的楼价就直奔18500元/平方米。而如今新开楼盘更是以2万~3万的单位价格直逼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要知道这才是一个县级市，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地方啊！
新世纪以来，想卖房子的一方不断鼓噪，中国房市永远是春天；想买房子的一方无望地期盼着经济规律的威力，希望房地产价格降下来。伴随着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房价新一轮诡异的上涨，唱多方似乎取得了胜利，因为是他们，证明了一条定理：中国房价不可战胜！
那么到底是谁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铸就如此坚硬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活跃在民间社会的经济精英高论层出不穷。某房地产商说是未婚女青年；某政协委员称是钉子户；混迹于大学校园里的某教授说是未婚同居者。高论无止境，最近更有房地产界人士将责任归咎于丈母娘。
2009年临近终点，但国内的房价涨幅似乎还在“癫狂”向上。如今，房子已经变成了奢侈品，疯狂的更加疯狂，焦虑的更加焦虑，茫然的更加茫然。人们已不得不为房价几乎化为脱缰野马的现状担忧。
2009年，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房价之殇？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缩影，这一年里经历的所有起伏，其戏剧性与冲突性可谓达到了巅峰。
似乎如宿命般应景，一部以反映现代都市人居住困境的道德伦理剧《蜗居》在2009年即将结束时风靡全国。《蜗居》受追捧，抛出的是中国年轻人一个无法避开的沉甸甸的话题———何时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蜗居”？在所有市场主体共同将房价逼近疯狂的今天，房子，正在成为改变中国一代人生存方式甚至文明底线的文化符号。如今的中国，又再度处于“满城尽议房地产”的状态。
中国房地产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人牛刀分析说：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纯市场的行为，他还有政府的行为，还有社会的行为。这个社会行为就是老百姓对房地产市场的期望和不满。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开发商关注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在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正因为如此，我国各级政府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
12月13日，美国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深陷“非理性繁荣”的状态。他认为，投资者并非人人都是理性和精明的，正是他们的非理性和从众行为催生了投机性泡沫。那么，正在准备进入楼市的购房者们，是不是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目前是否处于一个理性的状态？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究竟该如何评说举国关注的房地产业？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雅努斯一样有着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凝视未来。因此，要正确判断未来走势，也许“以史论今”不失为一种方法。
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凤阳18位农民冒着杀头危险摁下影响整个中国手印的那间屋子，还是草房。从队长严俊昌到副队长严宏昌再到其他诸人严学昌、严立学、关友江。他们各自住的除了草房也还是草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走进思源村民杨八郎家，“20多口人蜗居在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里，枝条框架铺上茅草就算房屋了”。
1988年，一首歌风靡大江南北：“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
城市也草棚成区。1978年8月，美国建筑商伊莱·布罗德参观北京、广州等五城市之后说：“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常讲实用。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80岁的曾祖母到小孩。”
30年岁月匆匆走过！
开放改变了观念，思想解放了社会，繁荣造就了住房。
而住房，大庇了天下。
“大庇天下”，写在诗圣笔下，更是深深地写在所有亲身经历了这个30年、见证了这个30年的每个中国人心底。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住房革命！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感觉恍若隔世。华夏大地翻天覆地，今非昔比。而古人所憧憬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也正在一步步实现于今日。住房条件的改善，只是全国人民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现在不论你走到哪座城市，到处是一片片新的住宅小区；农村不少家庭盖起了新房，一些新房外观装潢漂亮，一点不亚于城市的房子。在过去30年里，约有4 。5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成就理应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而广泛的城市化进程。
今天的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到市场化的根本转变。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对房地产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当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房地产领域的体现和延伸，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很难想象，在市场经济中，住房实行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模式，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很难是一个全面的改革。
今天的中国，居民住房条件持续改善。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的竣工量达到36 。1亿平方米。最近十年的建设量是改革开放前30年住房建设总量的 6 。8 倍。2008 年商品住房投资占城镇住宅投资的85%，商品住房竣工量达到了4 。8亿平方米，占同期城镇住房竣工总量的72 。6%。到2008年底，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了28平方米以上，是1978年人均住房面积的4 。2倍。农村居民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宅。各类新建住房的设计，注重完善使用功能，注重配套设施完备和物业服务，注重建筑节能和环境的美化。据统计，城镇居民住房成套率达到81%，城乡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
今天的中国，一年的住宅竣工面积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和。《参考消息》援引外电说，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建设面积总量相当于俄罗斯全国现有的房屋面积。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1991年，一位美国财团的董事长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到了上海，上海市的领导在浦西请他吃饭，指着浦东对他说：“未来我们将在那里打造一个中国的‘曼哈顿’，你要有意来投资，我给你500亩地！”当时他一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觉得是在吹牛皮。曼哈顿是上百年慢慢沉淀下来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纽约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城市，近百年时间才打造出来一个曼哈顿。上海凭什么？要想在这一片稻田上打造曼哈顿绝对不可能。这就是当时的他按照一个典型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推理。
但是没有想到，等他10年以后再陪小布什来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时候，一个类似曼哈顿的建筑群就这么在浦东崛起了。这位美国董事长感叹地说了一句让人深刻的经典之语：“美国300年，中国30年。”
今天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达83%，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欧洲。联合国人居署代理副执行主任丹尼尔·比奥谨慎评价：“中国住宅建设速度近几年来全球最快。”
今天的中国，本土建筑师感叹今天大众住宅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都抛在脑后；外国建筑师介绍欧陆也开始流行“中国风”：户小广场大，花径园林区。作为全球人居领域最高规格的奖励———“联合国人居奖”是联合国为了使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人类住区的发展和解决人居领域的各种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鼓励和表彰世界各国为人类住区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政府/组织、个人和项目。1989年创立奖项以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至今，人居奖已经刻上我国这些城市的名字：唐山市（1990）、杭州市（2001）、包头市（2002）、威海市（2003）、厦门市（2004）、烟台市（2005）、南宁市（2007）、绍兴市、张家港市（2008）、日照市（2009）。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标识符，是更新的、更高的起点。
今天的中国，加快了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的步伐，截止到2008年底，通过廉租住房制度解决了295万户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作用得到实现，已经有500多万户低收入家庭通过经济适用住房解决了住房问题。通过各类棚户区改造使130多万户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约有4700万职工通过住房公积金制度改善了住房条件。
很奇妙，在五笔输入法里，“房屋”和“永恒”是同样的按键。安居才能乐业，有了恒产，人的心才会安定下来，谁都渴求这样的永恒。
数十年间，我们历经了贫寒、温饱直到小康，逐渐才有了今日居住的尊严与享受。
30年来，关于房子，有太多的变化。从土房到盖板房，从木头房到水泥房，从平房到楼房，从福利房到商品房，从一家几口人蜗居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斗室，到现在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方米的居室。
今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已成为政府所抓的一件大事，而我们通过住房这个指标，可以透视出整个社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质量的一个整体状况。30年老百姓住房的变化，恰好是我们国家这30年变化的一个浓缩。
3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今日住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是怎样的情景，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也许我们今天还在为熬到单位分的一间筒子楼小房间而挣扎；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也许你我今日还会一家九口挤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告别旧时代的一缕春风。
今天，那间摁下手印的草房，已成为了全国人到“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参观怀旧的“文物”、全村人新砖瓦房中仅存的唯一草房。
今天，杨八郎一家也早已搬进比“泥草房”更高一级，比“火砖房”也更高一级的钢筋混凝土新房了。
今天，又一首歌回荡在华夏大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今天，房地产已经一跃成为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近5%，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千年之变。
这不是一场漫漫千年的渐变，这是千年一遇的突变。如此悄然，而又如此辉煌。
但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达到绝对的完美。同其他产业一样，我国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巨大利益驱使下的盲目囤地、扩张，商品房供给中高档豪华住宅过多，中低价位普通住宅偏少，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调整步伐较慢，保障类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滞后”。还有，比如几乎困扰过每个购房者的建筑质量问题，比如即使使出孙悟空的本事也难以逃开的销售陷阱，比如总是很难到位的物业服务，再比如开发商一味追求高额利润的利欲熏心。这些行业痼疾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地不在破坏着购房者的心情。它使得我们的房子始终无法达到一个合理的性价比，使我们的社会难以做到居者有其屋。
十年的房改历程经历了一条漫长而坎坷的弯路，利润的吸引曾使得市场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偏离了国计民生的正常轨道，高房价下的房地产市场始终处在一种高烧状态，表面繁华的背后潜藏了太多的不和谐音符。
同时，我们更应正视困扰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诸多不利因素，如官商勾结、投机炒作。这些因素不铲除，中国房地产市场终难走出“发展—调整—再发展—再调整”的市场怪圈。
楼市招摇着畸形的繁荣之花，也暗结着诸多隐忧与苦涩之果。
我们看到，要求“二次房改”的呼声越来越高。
迪拜危机更是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在“保八”已无悬念时，中央政府顺应民意果断出手调控楼市。
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专家认为，与以往相比，本次会议明确提出的是“遏制”，力度明显重于“抑制”，更狠于“稳定”。
囤地、炒地一直被指称为高房价的推手之一。“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政策第一拳，便打向开发商囤地、炒地。12月1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五部委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明确开发商以后拿地时，“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50%”。如果开发商拖欠价款，不得参与新的土地出让交易。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对自身所承载的住房责任日渐明晰，正在努力发展一个供求基本平衡的住房市场体系与建立一个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居者有其屋”的保障体系。可以这样总结说，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已经给，而且将会继续给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春天。
今天，小康的中国标准也已从“总体”走向“全面”。居住的小康标准最新版本是：到2020年，住房从满足生存需要，实现向舒适性的转变，基本做到“户均一套房，人均一间屋、功能配套、设施齐全”。
但是，期待明天会更好的愿望并没有驱散人们心头的疑虑。年终岁末，随着有关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密集出台，社会各界对房价走势、房地产泡沫的忧虑也一路走高。有人说，现在房地产行业就像在高速路上快速急驰的车辆，如果再继续加油就可能脱轨。今天的中国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房地产业正处于希望与失落并存的状态下，如果不推升价格，房地产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住房困局的破解之道在哪里？
衣食住行，人之生存需求。“住”如同一个风筝，如今房市的狂风把风筝刮跑了，国人从“放风筝的人”变成了“追风筝的人”。安居乐业，人之渴望。在国人向“安居”奋斗的征途中，许多人却感到目标渐行渐远。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联合早报》上的一篇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观点引述如下：“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在亚洲，新加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这也是邓小平、朱镕基、温家宝都曾前往取经的原因。新加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致力推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该国借鉴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西方各国的公共住房主要是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建，那么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则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而建。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该国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里。新加坡的成功首先要归结于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人真正地将民众的“安居乐业”看做是政权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石，并从基本国策的高度对民众的住房问题进行了一以贯之的细心擘画。
“走绿色低碳型房地产发展之路”的声音也在年末此起彼伏。有专家统计，减碳可节约费用近万亿元，这会给老百姓提供较大的让利空间。在房地产业采用大量的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及绿色建材产品，将拉动上游绿色生产，拉动下游的绿色消费，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未来国家政策或许会向实施绿色低碳标准的项目倾斜。比如，以减碳指标来进行资源配置；设置不同的税费征收标准；改变以单纯“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办法，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平抑地价和房价。房地产行业实施低碳战略，购房者也可以获得好处———住得更健康，用得更省钱，也更有利于形成供需双方的良性循环。
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而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住房是个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社会政治问题。房地产国家战略中需要增加更加注重保障民生的内涵，增加和谐社会“稳定器”的定位内涵。对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来说，房地产业是否需要再来一场革命？
如何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道时代难题。
毫无疑问，中国房地产业将要继续的道路，艰难而且漫长。
2009年
● 1月9日，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今年要着力做好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统筹城乡规划建设等九项工作。
● 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稳定房地产投资，推动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 3月30日，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 5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的通知》，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用地将给予减免费用的政策支持，要求各地在6月30日前完成未来三年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制订。
● 5月2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颁布《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计划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747万户现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 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在建的“莲花河畔景苑”商品房小区工地内，发生一幢13层楼房向南整体倾倒事故，震惊全国。
● 7月14日，根据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
● 9月，北京房价悄然进入三万元时代。
● 10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2009—2011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的通知》。
● 11月5日，再次冲击IPO的恒大地产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便逆势大涨，总市值达705亿港元，成为在港上市的最大内地民营房地产企业。
● 12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
● 12月1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五部委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遏制开发商炒地、囤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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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中国房地产业30年的历史进程进行记录和总结，是我萌生已久的愿望。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推出了一个《中国房地产》栏目，当时我就产生了写当代中国房地产业史的念头。2002年，我在报社负责策划工作，恰好遇到一位曾为同行的电视导演，他听了我的想法非常兴奋，建议我赶快写出来，然后由他负责拍系列纪录片。经过几次讨论，我俩把书名和片名都定了下来，同为《中国房地产30年启示录》（现书名为出版社所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没有去实践自己的愿望。
时光荏苒，每当我想起《中国房地产30年启示录》这个书名，总是不能释怀。
2005年年底，我供职的《中国房地产》报社发生了一场震惊新闻界的“变故”，2006年2月，我本人也遭遇了一场几乎令我进入天堂的严重车祸。此后两年多，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漫长的日子，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人生的变化无常，思考房地产业的跌宕起伏。作为一个较早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媒体人，对这一行业发展轨迹及其其间的江湖风云进行梳理和归纳，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转眼到了2009年春天，告别医院不久的我，受博众房地产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阎占斌博士的邀请来到重庆，名是开会，实为访友。在渝几日，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房地产30年启示录》这部书的现实意义。他催促我立即动笔，尽快完稿，早日出版。他认为我的从业经历是写作中国房地产业史的最大优势。可以说，占斌的肺腑之言和他蒸蒸日上的事业不仅给了我压力，也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会记住他对此书的贡献。
离开重庆，我即开始写作此书。一开始我写得比较吃力，写出四五万字后，我想检验一下它的可读性，便不忍心地让正准备参加高考的女儿千乔看了一部分，她了解的房地产知识非常少，但她对我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就是女儿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和信心。于是，我的写作速度陡然加快。在千乔踏进大学校园的同时，我也基本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写作。在这里，我祝愿千乔学有所成，心想事成。写作过程可以说是夜以继日，我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也几乎放弃了所有应酬，就连女儿高三最后一个学期住校，我一次都没有去看过。头脑清醒的时候就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面敲击键盘。
这也许只是对发生过的历史的一次并不完整的叙述，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部房地产行业的“清明上河图”，忠实地记录了30年来中国人在居住方面的种种变迁，并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来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轨迹，反映其对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文化、城市建筑和政治等各个层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就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书稿付梓之时，我既诚惶诚恐，又倍感欣慰。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宏大工程和重大课题，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渴望能早日听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们的意见，无论毁誉。
我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首先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们。因为是当代行业史，因为新闻职业的优势，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本书中论及的不少人，房地产界的知名人物如王石、任志强、冯仑、潘石屹、孙宏斌、谢强、王志纲、俞正声、侯捷、杨慎、顾云昌、王平、奚瑞林、魏杰、易宪容等，印象深刻。对于一些并未亲历的房地产界人物和事件，则需要大量地阅读和采访，我尽可能多地查阅了重要的国内外报刊、书籍以及网络上的相关新闻。我要感谢很多在新闻一线辛勤工作着的传媒业同仁们，在很多房地产重大事件中，他们作为第一目击者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现场资料并进行了深度的调研和思考，以富有独立精神的工作责任感留存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现在让我来回忆使用了什么资料，已经难以复述和一一列出，十分抱歉，感激在心。写作难，写史尤其难，写大家都喜欢读的行业史更是难上加难，凌志军的《交锋》与《沉浮》、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受益匪浅。谢家瑾《房地产这十年》也让我了解到更多的有关房地产政策出台前后的内幕，这十分重要，理应致谢。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本书中引用了很多高官、学者和房地产商的观点，一定要感谢他们，如曲解其意，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我总算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感谢《中国房地产报》，这份曾经创造奇迹的报纸，为我提供了深入了解房地产业的很好平台。这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段重要经历，感谢我在不同岗位上的多位领导，他们在不同阶段给了我许多关怀和爱护，令我终身难忘；感谢我的同事柳枢、龚后雨、马慧芳、张杰、卢清才、娄立平、戴志忠、陈海岚、马赛、董怀武、胡德怀、赵斌、常江、庄士鹏、孙军、刘庆斌，他们在为《中国房地产报》的发展竭力打拼的同时，也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信心。《地产商学院》的石永泉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编辑、纺织出版社的高振亚编辑、太平洋保险的杨曦光女士以及上面说到的孙林导演也给予我许多建议和鼓励，让我铭刻于心。还要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对这部书稿的青睐，钱济平编辑和王留全编辑对本书的出版耗费了不少心血。是他们的辛勤劳动，让这部书及时面世。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年过七旬的父母，他们正直、善良的品德足以让我享用终生。因此，在写作中，我尽可能详尽地将业内发生的事实完整而不带情绪地记录下来。我始终提醒自己要冷静、审慎、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真实再现历史，以不辜负父母对自己的教育。
哲学家说，时间可以使人成长，成长中孕育成熟。我想，人可以终身成长，我们的事业也一样。经过30年的风雨兼程，我们为之奋斗的房地产行业必将艰难地走向成熟。对此，我将继续跟踪和关注。
卜凡中
2009年12月11日于北京石景山鲁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