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
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
重如泰山的羽毛
在想象中清晰的逼近
这是我虚构出来的
另一种性质的翅膀
另一种性质的水和天空
———周伦佑《想象大鸟》
1994，一个值得回味的年头。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应当说一年前就已开始，如今已成压顶之势。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面临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朱镕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这年1月28日，人们意外地发现朱镕基竟出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而且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只见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大家终于明白：朱镕基已经痛下决心，全方位推出“改革新政”，让改革之风吹遍全中国。“改革新政”的内容如下：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天生就是改革家的朱镕基，真正走上全国性的历史舞台是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其时中国的改革事业正处在“万马齐喑”的低潮期，中国社会面临重新上路、加速推进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幸运地碰上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历史也幸运地碰上了他。因为他敢于改革，他是“铁腕”。一切尽皆表明，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不会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到了1994上半年，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比较明显，朱镕基来了个紧急刹车。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接近14%，国库券的利率为14%，银行利率也接近14%，这样，通货膨胀很快被压了下来。
如果没有别的措施的话，中国经济在1994年利率上升之后一定会是硬着陆。但是，我们在把利率上调的同时，做了一个对冲操作，我们把汇率下调了，调到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利率上升，国内需求下降；汇率贬值，海外市场就打开了。所以，实际上可以说，1994年是整个世界消化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因是之故，中国的经济没有硬着陆而是软着陆。从1994年一直到1997年，凡是面向内需生产的企业，在这段时间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但是，沿海地区面向外需生产的企业，是开足马力大生产，利润很丰厚。1994年，也是中国的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的一年，此后我们就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当时的内需是减少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了外需。正是因为发现了外需，所以，当时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和经济学家感觉非常好，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做，海外市场潜力这么大！那我们今后有什么问题，依靠海外市场就得了！
在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促进下，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外资和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加快、出口越来越旺。“九五”期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大超过以往阶段，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超级大国。从此，出口便与消费、投资一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架马车。
衣食住行，无一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中，住房问题是最复杂，也是解决起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前已述及，中国的住房改革几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
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无疑是打破住房矛盾的切实路径。不过，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解决人民吃饭穿衣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任务明显更为迫切，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住房制度方面的改革只能停留在试点阶段。
在此期间，国家的经济形势与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1992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确立下来。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我们已经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经由商品经济阶段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是，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住房制度改革显得较为滞后。
其次，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为各级地方政府解决百姓住房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及时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短时期内仍无法使人口总量降下来。据统计，1980年，中国人口总数9 。83亿；1994年，人口总数达到11 。99亿。另外，城市的高速发展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住房紧张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上述矛盾只能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加以解决。
再次，城市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以一份1987年1月北京住房抽样调查结果为例，数据显示，婚后无房户占调查总人数的31 。63%；18岁以上子女与父母同居一室的占25 。44%；三代同室的占11 。39%；与亲戚同住的占10 。02%；两对夫妇同居一室的占2 。53%；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占3 。8%。由此可见，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居民，居住条件亟待改善。
房子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者越多社会越稳定，而且房地产能带动很多其他产业的发展，所以许多国家都对住房改革非常重视，很多国家都会实行不同的房地产金融体制。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积累，我国城镇居民储蓄逐年攀升。可是，在旧的住房制度下，城镇居民却不能用积攒下来的这些钱去为自己和家庭购买所需要的住房。这无疑是一种尴尬的局面。
在住房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两种思路和两种途径。
第一种思路是以租金改革也就是以价格改革为重点，即提高房租。第二种思路是以产权改革为主导思想。这种思路主要是以住房私有化为主要改革思想，即让老百姓拥有住房，新房以售为主，旧公房私有化。
第一种途径是全面启动改革，第二种途径是增量启动改革。新房新改革，旧房慢慢改，以增量改革的启动带动旧房的改革。在具体的房改过程中，这两种思路和两种途径是并行的，是一边讨论一边推进的。
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举步维艰时刻，63岁的“才自清高志自高”的朱镕基走到前台。邓小平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我不懂经济，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懂，就是朱镕基。”从1993年开始，人们很快就体验到了朱镕基在经济治理上雷厉风行的强势风格。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房改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这个决定再次正式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之路。
1994年，当“房改房”的概念诞生，私房可以上市买卖，公房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从此退居幕后。在此后的几年里，解决住房“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的观念逐渐改变，攒钱买房、贷款买房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在出售公房方面，各地不断规范售房价格，使标准价逐步向市场成本价靠近。在提租方面，各地制定了提租规划及相应的步骤，使公房租金水平大幅度提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入住新房成为老百姓购房自住的最佳选择。
这次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一方面租金改革取得了进展，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租售比价趋向合理；另一方面，住房公积金制度普遍建立起来，归集率和缴纳率不断提高，到1997年底全国已归集了800多亿元公积金。同时，经济适用房建设有了较大进展，安居工程建设速度加快。大量的城镇居民告别了低矮、破旧、拥挤的老房子，也告别了旧的住房制度。一些城市的住房市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育。
当然，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并非十全十美，一些政策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善。不过，在今天回望1994年那个历史节点，我们仍然无法忽略当年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深远影响。
199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防止房地产业盲目发展》，表明房地产业的整顿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经历“减热”之后，这一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投资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虽然投资的总体规模在继续扩大（1994年投资规模较1993年增长了41 。3%），但整体的增速已经减缓。
处于狂躁青春萌动期的海南房地产业遭受的打击最重，行业气温降至冰点。留给这个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纪念”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大量的资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开发商叫苦连天，悔之不及，95%的房地产公司人去楼空，破产倒闭。
对于从未遭遇过真正金融危机的中国内地来说，从民间到决策层，都缺乏对泡沫经济的系统研究。而当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成为中国局部泡沫经济的典型样本，在中国房地产史上的地位直到今天还显得格外特殊而醒目。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海南仅仅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起点。随后，危机如瘟疫一般逐步向北海、惠州、广州、上海等城市蔓延扩散，房地产市场资金断裂，迅速进入低迷期，最终酿成全国性的房地产危机。
1994年之后，广东许多城市产生很多烂尾楼和空置房。广东背着这个包袱十多年，直到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这几年市场销售好转，很多城市，包括广州、东莞、惠州、惠阳等城市才把20世纪90年代的烂尾楼和空置房消化掉。
上海也不例外。房地产市场由热转冷、急转直下，市中心每平方米的房价，由6000元降至3000元。许多官员、经济学家、发展商这才认识到，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其发展也有不可违背的规律，如：结构要合理、供需要平衡、发展要适度。
由于各行各业都在办房地产公司，使房地产公司又杂又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房地产公司进行了整顿，对于一些无资金或者无开发能力的房地产公司，令其关门歇业；对于一些抽走资金及人员的房地产公司，取消开发资格。经过整顿，房地产公司数量大为减少。以上海为例，截止1995年9月底，上海被评为正式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公司只有339家，还有1499家房地产公司，由于组建时间短，被列为暂定资质等级。
已经担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的孟晓苏博士，对当时全国房地产业情况是这样概括的：1/3房地产公司注册了没有开业；1/3房地产公司垮掉了；1/3房地产公司缩小了规模，房地产交易量下降，房地产投资势头减缓。
中央的宏观调控，首先中止了房地产公司的上市，停止了企业债券的发行审批，并严格限制了国有企业与财政的建房资金投入。从此，全国房地产进入了紧缩状态。
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它直接关系到金融的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财产安全。房地产业跟国民经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此，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房地产市场的清冷和低迷。
许多城市想方设法推出种种举措，以力挽房地产市场之颓势。这其中，上海“蓝印户口”政策出台最快，也最具影响。
1994年2月，为了间接拉动上海楼市增长，促使房地产快速恢复调整，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核心内容是，在该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该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只要符合条件，可获蓝印户口，在入托、入学、申领营业执照、安装煤气和电话等方面享受和上海市民同等待遇。
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来上海定居，必然会增加购房需求，对上海房地产市场是一种长期、慢效的利好。可以说，蓝印户口政策的推行，对推动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促进该市商品住宅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8年，上海“蓝印户口”政策对满足一定购房条件的外地购房者也放开了。当时可办理“蓝印户口”的购房标准是购买中心城区70平方米、总价35万元的住房或非中心城区总价10万元的住房，即办理“蓝印户口”的最低标准是10万元，而通过投资获得户籍则需要投资100万元以上。
然而，上海没有将“蓝印户口”政策一直推行下去。随着房地产市场在2000年后的逐步回稳，2002年4月，“蓝印户口”被叫停。“蓝印户口”购房数量从1998—2000年的1 。7万套快速增长至2001年的约2万套，在政策终止前的2002年第一季度，该数字达到了6600套。据有关部门统计，8年时间约有4.2万人通过购买房子取得上海户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蓝印户口”购房数量逐步上涨，但总体住宅市场需求仍是平稳增长，价格升幅也不大，显示“蓝印户口”对楼市的实质影响并不大。实际上，直到2003年上海楼市成交量才开始快速上扬，而当时“蓝印户口”政策已取消。由此可见上一轮“蓝印户口”政策对市场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并非根本性的，且有一定滞后。可以说，当时“蓝印户口”对住宅市场的促进作用并非“雪中送炭”，而只是“锦上添花”。
就在大批房地产公司倒闭之时，一些今天知名的房地产企业却在萧条的市场环境下或刚刚起步，或壮大起来。
1994年，积累了第一桶金的张力力邀来自香港的李思廉投身房地产业，于是两人共同投资2000万元，组建了广州天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股权。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两人携手写下了中国经济界的一个新传奇———富力神话。起步头一年，富力买下一家工厂的地皮，开发了第一个小区项目———富力新居，也开始了富力改造旧厂房的历史。房子以每平方米3000多元开盘，购房者排起了长队，因为当时市场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产品。由此双子星成功掘得“第一桶金”。
1994年，楼忠福像一只出笼的雄鹰，露出前所未有的会心微笑。这时的广厦总部已从东阳迁到了杭州。同年，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权关系彻底理清，股份制改造工作也使广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楼忠福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上市。
对于一个民营企业，上市谈何容易。中国的股市，初衷就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而设的，上市的指标都掌握在省政府和各个部委手里。不少人都在暗地里讥笑楼忠福白日做梦。
但爱做梦的楼忠福对于“机遇的盛宴”，向来习惯不请自来。1996年10月，楼忠福得知建设部有一个上市的指标，便立即申报，同时向建设部申报的还有广州、上海、南京和长春的四家国有建筑企业集团。
广厦的申报材料很快就得到回复，建设部分管此事情的副部长在材料上有批示，大意是：“这么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也能上市吗？”
楼忠福心有不甘。没过多久，他得知这位副部长正在宁波考察，就立即赶了过去。等楼忠福赶到宁波，副部长已经到了杭州，出席一个建筑行业的全国性会议，楼忠福立马赶回杭州。
“楼忠福，你们广厦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吧！就一个名额，这么多国企都不够分。你自己想想你们有资格上市吗？我现在马上就要开会！”
“部长，能不能给我五分钟，听我说说。”
副部长把手一抬，看了一下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六分钟，就说：“好吧！就五分钟，你赶紧说！”
楼忠福非常扼要地讲了三点：第一，广厦虽然只有八亿元的规模，但广厦的每一分钱都是职工们辛辛苦苦赚的，其他那几家国有企业的规模再大，也是国家给的，几十亿元也不算多；第二，建设部的上市指标和额度给民营的广厦，肯定比给那些国有企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广厦已经明晰了产权，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且非常规范地经营了三年；第三，广厦比那些国有企业有更强烈的上市愿望，会更加珍惜这个机会。
楼忠福的话讲完了，副部长若有所思地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要开会了，你的问题我们还是再说吧！”
副部长虽然没有表态，但足以让楼忠福感觉到希望的曲线已经触底反弹了。
又经过反复的游说和公关，1996年12月，广厦终于闯过了建设部这一关，赢得了与其他几家国有建筑企业一起竞争建设部一个指标的机会。
最终，建设部的唯一指标给了广厦。
1997年初，中国证监会同意广厦申报上市。
整个过程就像美国大片《生死时速》一样惊险、曲折和富有戏剧性，好在最后广厦还是一路有惊无险，笑到了最后。
1997年4月1日，“浙江广厦”A股3500万股股票被批准发行，融资近两亿元。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内，楼忠福手执木槌，轻轻地敲响了那面挂着大红绸缎的铜锣。
广厦成功上市解决了资金难题，为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此后，广厦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陈劲松的世联地产、陈华的京基地产、吴亚军的龙湖地产、张宝全的今典集团、潘石屹的SOHO中国、孙宏斌的顺驰地产。。。 。。。不知是不是巧合，如今在房地产市场上风头正健的不少民营企业，却正是在市场不景气的这一阶段创立、发展起来的。
1994年，中国房地产界的又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他，就是那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孙宏斌。从加盟联想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到锒铛入狱的身陷困境；从到天津创办顺驰的辉煌，到纵横资本市场的游刃有余。。。 。。。20多年来，这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监狱出来后，孙宏斌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柳传志握手言和。据说，当孙宏斌的妻子听说了他与柳传志聚会后，她哭着说：“你忘了受的苦吗？”孙宏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
对于四年的牢狱之灾，孙宏斌说得并不多，但是从不多的言语中可以看出，这次挫折让孙宏斌成熟了许多。“刚进去的时候，你肯定想不通，这没法想通。但后来，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我光在看守所里就呆了两年半啊！每一天都很长，但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过一天跟过一年一样。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监狱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了这种经历后，人会成熟、宽容很多。”
孙宏斌感言：“现在回想起来，在联想之所以会出现那种结局，主要是性格问题，我和柳总的性格都太强了。”孙宏斌出人意表的偏执与近乎僵硬的冷静，使得老江湖柳传志对其刮目相看。面对这个曾经意气风发，如今却无比落寞的昔日手下，一向爱才的柳传志不禁大动恻隐之心，他答应帮助孙宏斌开始自己的新事业。
孙宏斌怀揣着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去了天津。他租了一个临街的小院子，办起了一家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并给公司起名叫顺驰，也就是“孙氏”的谐音。他以二手房中介开始了个人创业，他想获得比常规更快的发展。
1995年初，在柳传志和中科集团董事长周小宁的支持下，顺驰和联想集团、中科集团成立天津中科联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第一个项目———香榭里。由于没有经验，这个建筑面积只有一万平方米的小项目并没有多少盈利。后来，联想和中科集团将全部股份转让给顺驰，公司更名为天津顺驰投资有限公司。1997年，顺驰抓住了天津危房改造和安居工程等机遇，开发了顺驰名都，这是顺驰运作的第一个成片开发项目，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顺驰大获全胜，投资回报率是200%，孙宏斌的第一桶金到了手。到2002年，快速成长中的顺驰在天津累计开发了30个项目，占有全市房地产总开发量的20%。
不过在他眼里，突击显然不是他梦想的全部。完成原始积累后的孙宏斌开始有了他自己视为“更伟大”的商业计划。他已经不满足于自己只能在天津发展，这个雄心勃勃的人把目光瞄准了一个更大的天地：全中国。
孙宏斌出征全国，第一个大的战役就选在北京。2002年 12月 8日，北京市首次拍卖大宗国有土地———大兴区黄村卫星城北区1号地。偌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共有十家房地产商报名，其中有华润、住总、广东富力等知名企业，尽管顺驰也在其中，但一开始并不太起眼。竞拍结果，顺驰以高出起拍价一倍多的9 。05亿元拿下这块地。当天晚上，顺驰宣布：6个月后大兴项目将上市销售。顺驰的出价让业内人士大呼不解，根据他们的测算，该项目的房价每平方米将达6300元，高出同一区域的项目约2000元。
2003年，顺驰吹响了全国扩张的号角。孙宏斌把他的个性特征深深地印在了他的企业上，他甚至独创了一套用“五个盖子盖十口锅”的高速开发运转模式：高价拿地，缓交地款，立即开盘，迅速回款。顺驰的举动让业内感到匪夷所思、目瞪口呆。
2003年8月，中城房网会议在重庆召开。轮到孙宏斌发言，他先是云里雾里地侃了一段，然后突然说：“顺驰今年销售额要达到40亿元，我们的中长期战略是要做全国第一，也就是要超过在座诸位，包括王总（指王石）。”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见王石脸有些拉长，话中有话：“你不可能这么快超过万科，是不是要注意控制风险？”孙宏斌竟然毫无顾忌：“王总，我们可能超不过，但是你总得让我们有理想吧。”他又话锋一转：“十年前，我刚从监狱出来，什么都没有，就算做不到，我怕什么！”
顺驰中介业务突飞猛进。到2004年，已进入全国18个城市，连锁店数目已达700家，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在武汉短短一年内就发展连锁店60家，遍布江城三镇。
跟随中介的扩张，顺驰快马加鞭地在全国攻城略地，叱咤风云。顺驰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武汉、石家庄、济南、郑州、荆州等城市获取20余个项目，建筑面积将近1000万平方米，轰动全国。顺驰初步完成了华北、长三角、中原、中南地区的总体战略布局。
孙宏斌在文章中宣称：“对信念的偏执创造奇迹。历史是这样写就的，竞争版图是这样重画的，世界是这样改变的。”
2003年10月22日下午，孙宏斌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销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孙宏斌无罪。正在此时，孙宏斌从手机里获悉顺驰在苏州竞标两块地成功。在海淀区法院门口，孙宏斌泪流满面。
经历了许多的坎坷，孙宏斌终于迎来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可能是缘于他天生的狂傲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是由于他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在孙宏斌执掌顺驰的短短几年时间里，顺驰集团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扩张成长着。
到2004年，顺驰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00亿元，单从销售额上可以向任何一家开发商叫板。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扩张举措让孙宏斌确信，顺驰可以很快坐上中国房产界的头把交椅。
2004年8月，博鳌论坛。王石在发言中频频指向顺驰：“100亿，这是吹牛。”其后，多名房地产界大腕也纷纷向孙宏斌“发难”。对于同业的质难，孙宏斌在演讲的最后时刻一如既往地自信，他在讲台上振臂高呼：“温室里只能长西红柿、黄瓜，还有茄子，经历了狂风暴雨之后，顺驰终将成长为参天大树！”全场几百人起立，为他长时间鼓掌、叫好。
2005年，顺驰即以42个房地产项目，迅速成为中国新一代的地产巨鳄。
然而，也就是短短一年，2006年9月，这个势如破竹的房地产大鳄股权易手，宣告了这个帝国的倒下。尽管如此，顺驰模式也给中国房地产界留下了太多的震动与思考。
可以说，孙宏斌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招数来使他的地产帝国得以实现。孙宏斌的自信和疯狂造就了顺驰，但也是他的野心和急于求成毁了顺驰。在顺驰的疯狂扩张和孙宏斌追求的“快”中，顺驰迎来了致命的三“高”：高土地成本、高人力成本、高财务费用。顺驰所到之处，不仅地价大幅上升，而且人力成本和财务费用也跟着飞涨，内部管理存在巨大隐患。
孙宏斌日后说，如果“老天”再给他一年时间，就足可以消化掉所有的财务风险，实现全国战略的“完胜”。可惜，“老天”没给他一年的时间。这“老天”其实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就在顺驰在各地疯狂“吃”地的同时，全国房地产市场已呈现过热现象。2005年3—5月间，国家一连串的调控措施高调出台，不仅改变了消费者购房的价格预期，而且改变了政府对房地产业发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从而直接导致了购买力的迅速下降，楼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缩。房地产业的冬天突然降临了。
在所有受到冲击的开发商中，正奔跑在扩张道路上的顺驰无疑是受创最大的一家。顺驰的问题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视现金为第一要素的企业家，最终还是败在了现金的断流上。无奈之下，孙宏斌不得不作出一项艰难的抉择：以最高不超过12 。8亿元的价格卖掉了顺驰的控股权。即使面对“贱卖”的命运，孙宏斌依然不改狂妄性格，在和路劲董事长单伟豹签约时，孙宏斌对其说：“我相信这是你一辈子做得最合适的投资。”
对孙宏斌的评论可谓铺天盖地，但有一句最经典：“他以速度击垮一切竞争对手，然后，自己也被迅速击垮。”
如今，孙宏斌还是孙宏斌，他的江湖故事还在上演，不过承受力、意志力和洞悉力超常的孙宏斌一改往日的高调，甚至沉默。2009年12月，沉寂三年多后，孙宏斌再次回到了人们视野。这一次，他带着融创中国站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大门口。在经历了顺驰的惨痛教训后，孙宏斌“只做不说”的沉稳帮助他此番闯关成功。
晋商是中国商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山西人孙宏斌的性格也注定他会在晋商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孙宏斌给中国房地产界带来了太多的激情和梦想，十分难得。
1994年
● 2月，上海开始实施蓝印户口制度。
● 4月，北京市房地产交易市场建立。
● 5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住宅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不仅给按揭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房地产金融也是一大突破。
● 6月18日，深圳颁布全国首个地方性物业管理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对国家物业管理立法起到了先行先试的作用。
● 7月5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1995年1月1日实施），这是继《土地管理法》之后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第二部重要法律，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法制逐渐走向完备，地产、房产分开立法的状况逐步走向房地产一体立法。
● 7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正式改革之路。
● 9月，建设部制定《康居工程实施方案》，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
● 11月15日，建设部颁布《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从立法上对商品房预售制度加以确认。
§§第五章 未来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