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春天我都等待着他们来叫我
我想他们会来叫我
整个春天我惴惴不安
谛听着屋外的动静
我听见风走动的声音
我听见花蕾打开的声音
———于坚《整个春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伴随着这首《春天的故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扬起了新的风帆。
有人把1992年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可谓恰如其分。在许多后来家喻户晓的企业巨人眼里，1992年的每一天都是春天，都是诗篇。世界的目光也再次聚焦中国，外商纷至沓来，投资高潮迭起。一度弥漫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
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一位作家写道：阿基米得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
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在迈向21世纪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想，是这个伟大时代熠熠生辉的里程碑。
中国，走上了又一个新的起点。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从1月18日到2月21日，早在1989年就宣布“百分之百地退下来”了的邓小平，以一介平民、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一位“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身份，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6000多公里，去了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整个中国。
沉默寡言是邓小平一生的秉性。1984年，他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只看不说，很少发表议论。这一次，这位可爱的老人却一反常态，谈兴大发。与八年前相比，人苍老了许多，但他的思想却还是那样的年轻，充满着澎湃的激情。
1月19日上午9时，他一走出专列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车子在市区穿行。南国春早。改革开放前沿的热土到处郁郁葱葱，春意盎然。宽阔的马路，成片的高楼，流光溢彩。
“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严厉批评了那些错误言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们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都会被打倒。”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他是有备而来的。为了让整个中国摆脱姓“社”姓“资”的纠缠，解除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把精力真正地用在发展经济上，他一路走一路说。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老人家精力充沛，继续前往珠海、上海，毫无倦意。他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既平和又锐利。“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和新思想、新观念，都是在这一路谈出来的。
“小平视察南方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谈及小平南方讲话的历史意义，当年接待邓小平的“大总管”、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这样比喻。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南方讲话一出，声震天下。
有人说，小平南方讲话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给人以奋勇前行的信心和方向。
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在邓小平离世后，他的南方讲话，被理论界称为“政治遗产”。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即吹遍神州大地，驱散了思想的迷雾，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大批国人下海经商，兴起了新一轮经济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3月9日，国务院审议批准了海南省吸收外资开发洋浦经济开发区。信息一出，即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仅1992年第一季度，来自天南海北的参观考察团、经济组团就达400多批共3500多人次，国内外有眼光的企业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意在3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内及周边地区一展宏图。
3月10日，上海市宣布拿到了中央支持浦东开发开放的五类项目审批权和五个资金筹措权。
同月，国务院宣布东北的黑河、满洲里等四个边境城市开放；随后宣布武汉、重庆等五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开放；太原、合肥、兰州、成都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至此，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的GDP增长由1989年到1991年的年增幅5%左右，升至1992年的12 。8%。此后，中国保持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
无怪乎1992年12月，英国《金融时报》将邓小平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金融时报》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结果使全国出现经济繁荣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
真正的房地产井喷就是从小平南方讲话开始的。
市场经济不属于资本主义，整个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不归路”的同时，在邓小平的历史性讲话的鼓舞下，中国经济结束了长达三年的调整，再次步入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神州大地卷起了开发房地产的浪潮。游离于中国经济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突然成了万众瞩目的行业。
大批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仿佛一夜间冒了出来。
据统计，1988年，全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此后三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1992年底，全国房地产公司一下子跃至1 。2万多家；到了1993年底，又猛增至3万多家，相当于两年前的10倍。1992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 4288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了40畅4%；1992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比上年猛增了80%。
这场来势凶猛的房地产狂潮首先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开始，随后迅速蔓延到广东珠三角地区，再向福建、江苏、上海东南沿海省、直辖市扩散，这五省、直辖市房地产公司数量占全国半数以上。但房地产热浪的漩涡却在海南、北海、惠州三个小地方。
海南岛又火了起来，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地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海南建省和特区效应也因此得到全面释放。高峰时期，这座总人口不过655 。8万的海岛上竟然到处挂着房地产公司的牌子。由于当时没有限制金融机构投资房地产的政策，大量的银行资金如出笼的猛虎般扑向房地产，财富的传奇开始在昔日无人问津的土地上疯狂上演。
1992年4月13日，《海南日报》刊出一篇报道：海南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海口市中心龙华路投资兴建的25层财盛大厦，刚刚破土动工就被抢购一空。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海南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大幅上扬。事实也证明，海南的房地产价格的确开始飙升了———仅仅只是一年的时间，1991年6月前还是1000多元/平方米的公寓楼，到1992年6月已可卖到5000元/平方米，别墅也由2000多元/平方米涨到了7500元/平方米；金贸区内的珠江广场、世界贸易中心的商品房价格更是曾一度突破10000元/平方米。与此相呼应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也大幅提高。1992年11月18日，三亚市中心一块地幅4 。3亩土地（仅50年使用权）公开拍卖价“破天荒”达到每亩381万元的高价。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成为当年一些生意人的经典语录。于是乎，在巨大的利润吸引下，大到四大银行的巨额资本，小到乡镇企业的几万资金，都以相同或不同的渠道涌入海南，疯狂推动着地价、房价的双双攀升；于是乎，3.4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上集中了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公司，最多时达5600多家；于是乎，占全国人口0 。6%的海南，商品房却占全国1/10；于是乎，一个全国土地面积倒数第二的省，商品房的销售额却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三位，增长幅度居全国第一；于是乎，海南尤其是海口市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GDP增速破天荒地高达83%多，连续两年的财政收入都比上年翻了一番，而在财政收入总额中房地产的收入又占40%。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1992年1—9月，海南商品房新开工面积294万平方米，超过建省办特区三年多来住宅施工面积的总和，比1991年同比增长两倍，完成投资达31 。46亿元，是1991年的四倍。
让人热血贲张的海南岛培养了日后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子。
前两年海南经济低潮，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纷纷回到内地，冯仑、潘石屹他们决定留下来碰碰运气。和许许多多的下海人一样，几个人成天混迹于街边拍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
机遇，总是青睐那些政治嗅觉敏感的人。各路精英从南方讲话中找到了开拓新事业的勇气和灵感。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海南经济急剧升温。
机不可失啊！冯仑与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潘石屹六个人立即凑了三万块钱，创办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后来这家公司有了一个更简洁的名字———万通。注册时，法人代表、总经理一栏填的是王功权。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之后在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工作。他是在1988年来海南的大巴车上和冯仑认识的。
冯仑和刘军的头衔是副董事长，易小迪是总经理助理，王启富担任办公室主任，潘石屹出任财务部经理。
冯仑在一次同广东人的聊天中听到了“机构按揭”一词，查了词典才理解意思。不曾想，“机构按揭”就成了他们起步的开始。
1992年初，冯仑回北京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畅谈海南房地产的投资。冯仑是讲师出身，口才极佳。他跟那个老总又是谈机会，又是讲能力，几句话就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又让对方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
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对方爽快答应。
从北京拿到这500万后，他们决定买下海口金贸区的“九都别墅”的八栋别墅，3000元/平方米。首付500万元，其余1300万通过中亚信托贷款做按揭。
冯仑事后回忆，“那时的海南很热，大家也愿意借钱给海南的项目，只不过利息很高。”潘石屹回忆说：“利息好像是20%，这笔钱由对方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
六个人商量后，就把卖别墅的事交给了潘石屹。
两个月后，来了个买主———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潘石屹开价每平方米4000 元，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内蒙的老板，潘石屹开价每平方米4100元。初涉房地产的潘石屹对房地产销售居然无师自通，此后他不断抬高价格，虽然这让韩九吉很“气愤”，但他最终还是以每平方米42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两栋。最后两栋别墅卖出的价格每平方米已抬高到了6000元。
他们六个人终于赚到了第一笔钱，而且是那么多钱。兴奋的潘石屹第二天就拿着一张百元大钞买了一份《海南日报》，他就想看看这钱到底“能不能花”。
看，这年头钱来得就是这么容易！潘石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态：“赚完第一桶金之后，因为我吃过苦就比较保守，冯仑则比较激进，他有半年的时间跟我们说的话是：没钱都赚钱，有钱还不赚大钱。所以把我们的自信心一下都树立起来了。”
日后财经作家吴晓波写过一段精彩评述：“1992年令日后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两方面得到了双重支持。他们加速度般地聚敛资源，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这群年轻人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幸福时刻，冯仑事后的总结是，“天天过年，夜夜结婚”。这是包括“万通六君子”在内的所有闯海人最为“野蛮生长”的日子。
当然，蜜月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
一次，潘石屹去海口市规划局办事，无意中看到一组统计数字，其中海口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50多平方米，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而当时海口常住人口仅30万，暂住人口40万。回来一说，几个人对这一组数据分析了一番，都说“海南的好景不长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万通六君子”很快全部撤出了海南。
后来，有人总结说，对于海南而言，1992年末是识时务者全身而退的最佳时机。
张宝全的财富故事，同样起源于海南这座遥远而神奇的小岛。
与潘石屹、冯仑、易小迪等地产领袖类似，张宝全的第一桶金离不开宝岛海南这片曾经的资本蛮荒之地，而正因海南的独特地理区位及当地政府优厚的倾斜政策，此地一度成为淘金者的乐园，其轨迹基本等同于王石之于深圳，此中细节正如张宝全表露的那样：“一下飞机就听到一片打桩的声音，机器咣当咣当地响，黄土都裸露着，我本能地感觉到，这里有我的机会。”
从身份卑微的小木匠到上山下乡时期的农民，从征兵入伍做炮兵到老山前线担当战地记者，从电影导演到下海经商以至最终打入地产一线，再从地产领域分出精力进入数字电影并担当 EVD联盟秘书长、北京工商联副主席。从镇江到北京，从北京到深圳，从深圳到海南，从海南到北京。张宝全的经历更接近一个现实版“许三多”的奋斗故事，而且更曲折、更惊险，更贴近真实的生活，而这种螺旋式爬升的路径，体现的恰是倔强向上、鼓舞人心的生命力。
在海南，张宝全得到某金融企业的赏识，创建了房地产公司和海运公司。据说公司就他一个人，身兼秘书、打字员、老板等多个角色，有人说这是典型的“皮包公司”。而正是这样的“皮包公司”，让他积累了第一笔原始资金。皮包公司，粮食买卖，大宗商品进出口，内洋、外洋大规模海运。张宝全恰是在海南以常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张宝全说，只有半年时间。
张宝全现在回想起当时在海南的创业依旧感慨良多：“我刚去海南的半年时间里，就经历了房地产的悲喜剧。看到有的人白手起家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有的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从凡人到神仙，从神仙到魔鬼。可以说，海南的经济环境是中国一代人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最好的教材，只有把神仙和魔鬼都想到了，两个结合起来，那才是人。”敏锐的张宝全在海南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之前，当机立断将手上的项目打包处理，全身而退。北上北京，成了张宝全一生中几乎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从最早的今典花园到创下销售奇迹的经济适用房“今日家园”；从苹果社区的“百万案名征集活动”风靡京城，再到其姊妹篇苹果派开创“海选”之先河，张宝全在北京的房地产开发中，总能不同程度地找到与艺术、娱乐相结合的元素，被人戏称为“苹果张”。好像有些不务正业，自称“目前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的张宝全最近几年则更多地以蒙太奇数字电影和EVD推进者的身份进入媒体报道视野。也许正因此，这个自称“具有浪漫气质的商人”，不断创造出许多房地产怪异之事：一系列房地产行为艺术，“能吃的房子”、“消失的城市”等，在各地的巡展无不引起轰动。
在房地产界折腾十余年，张宝全对中国房地产感悟深刻。
他说，早年，以海南为代表的中国房地产经历了疯狂圈地、卖楼花、炒地皮、行销概念、诚信危机等，房地产商演绎了无数一夜暴富的神话。但如今市场规范了，制度成熟了，土地供应公开透明了，开发商再也不能“偷天换日”地挣黑心钱了，神话时代结束了。
他坦言：今典集团也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发展的规模、速度，如果放到现在，即使仍然是我和我的员工一起做，三五十年也未必做到。
改革开放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场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海南成为我国最早的房地产企业成长的丰沃土壤，海南甚至被誉为中国民营房地产企业的摇篮。
从自发探索到自觉培育，由无序到有序，海南初步建立起了地方性市场体系框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提供了广阔的载体。
冯仑曾经感慨地说：“在海南创业的日子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的一种自由状态。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一样。”
正是这样一种复杂、浪漫而又残酷的竞争环境，成就了一代中国房地产商的“海南记忆”。
今天，这些从海南挖到第一笔财富的人，总是不忘那可歌可泣的岁月，总是寻找机会回海南再干点事情，继续书写他们永远舍弃不了的“海南情结”。
在北京拼搏了九年后，2001年9月1日，潘石屹在海南高调向新闻界宣布，位于博鳌小镇的1000亩别墅———博鳌蓝色海岸正式破土动工；2001年10月1日结构施工；2002年2月28日完工；2002年4月30日交付使用。同时预告二期工程将于同年10月30日完工。
2002年4月首届博鳌亚洲论坛召开，与会者就住进了墙体未干的蓝色海岸。
“去过法国蓝色海岸，看到那里景色优美，旅游度假十分兴盛，就想在中国也建这么个地方，我就选择了海南博鳌。”这就是潘石屹开发“博鳌蓝色海岸”的初衷。
然而，博鳌蓝色海岸的销售和经营并不尽如人意，与潘石屹的目标相距较大。
但潘石屹表示：“只要有机会，我们还将加大在海南的投资。”这位曾经在海南激荡风云的房地产商人现在不仅做房地产，还做娱乐、写博客，表现十分活跃。有人说，正是因为曾经在海南经历过风雨，也才使得他能够在今天浮躁的环境下保持着愉悦、淡定的心境。
“我真正的大学是在海南上的，这是一本真真正正活生生的教科书，海南的吸引力非常大。”对张宝全而言，海南让他终生难忘。“记得1992年到亚龙湾游泳时，那时真的是天堂呀，美得摄人心魂，当时就想，如果能在这里盖个酒店一定会非常的棒。”
十年后，他的梦想又一次在海南实现了。
2002年春节，他与家人原本要去土耳其的，却临时改变行程，决定去三亚过年。“找来找去只有亚龙湾的凯莱度假酒店有总统套了，就订下了。”就是这次行程，改变了他人生行程，再一次将他推向海南。
晚上，他到大东海的南中国酒店吃饭时，下了决心———在三亚盖一家酒店。
他找到三亚市委主要负责人，一沟通即与三亚方面的想法不谋而合。市委领导当即召集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任务只有一个：给张宝全找地。三个月后，张宝全如愿以偿，在亚龙湾拿到了一块150亩的临海一线地。
2003年7月份，亚龙湾酒店的设计方案就出来了。张宝全高调宣布，正式进军三亚，在亚龙湾建顶级的红树林度假酒店，酒店的设计费高达3000万元。这是今典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置地，也是首次涉足酒店业，而且地点选择在具有中国度假高地之称的亚龙湾。
首次出手，张宝全就再次彰显“今典速度”。酒店2004年3月底动工，当年12月即试营业。次年3月18日正式开业迎宾。
十年前，他带着梦想踏上海南。十年后，他又走进海南，实现理想。
2007年底，今典在“国家海岸”海棠湾竞得323亩土地，建设海棠湾红树林酒店。无论是签约还是开工，张宝全都极其高调，屡出新招，声称“这是继迪拜后世界第二、中国首家七星级酒店，建成后将成为三亚的新地标”。
2008年9月，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又表示，今典集团将在三亚开发中国目前最大的产权式酒店集群———位于三亚湾的五座五星级产权式酒店集群。张宝全的心中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以三亚为大本营，构建一个辐射全国的度假生活版图。
张宝全认为，海南是提供度假生活方式的最佳地方，错过这个机会就不会再有了。
就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房地产市场突然迸发的年头，1992年9月15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房地产开发报》成为正式报纸，全国公开发行。这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迄今为止的唯一行业大报《中国房地产报》的前身。
这张报纸的创刊地，不在我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上海，也不在房地产市场最活跃的广东、海南，而是在并不知名的淮南。淮南是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中国华东腹地，淮河之滨，是一座横跨淮河两岸的新型能源城市。当地文人墨客介绍他们的城市，总是不忘两句话：淮南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语的诞生地，淮南也是豆腐的发源地。
1990年5月，中国房协城市开发委员会在济南召开年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00多家房地产公司的代表到会。会议讨论时，有代表提议，各地房地产公司在城市综合开发上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仅仅靠在一年一度的年会上交流远远不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点办法，把各地房地产公司的好做法好经验宣传出去，让大家学习、借鉴，共同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参会的淮南市房屋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栗文忠附和道，最好办一份报纸。与会代表纷纷赞同，有人说：“栗主任，你当过宣传部长，就你来挑头办吧，我们支持。”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读过中文系、做过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栗文忠，爱好新闻，擅长摄影，且有胆有识，社会活动能力极强。回到淮南，他马上向房屋开发公司的刘万忠总经理作了汇报，提出了办报要求。当年这家市政府直属公司还属全民事业单位，吃财政饭，经济效益非常好，加之刘万忠原来在区政府当区长时就是栗文忠的顶头上司，对他十分信任，便表示同意。
想干出一番事业的栗文忠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一个月后，《房屋开发报》（内刊）在安徽淮南诞生，主办单位是淮南市房屋开发公司，9月，中国房协城市开发委员会列入主办单位。
这张对开4版的内部小报一开始每月一期，每期印1000份，印刷费不过几百元，由公司支出。当时，办报的只有两个人，还是兼职，一个是栗文忠，一个是办公室秘书、英俊的大学毕业生尹家来。一有空，两人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写约稿信、抄信封、装报纸、封信封、打包，再送到邮局，寄往天南海北的几百家国有房地产公司。
印了几期后，反应良好。一天，东北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竟汇来了5000元赞助款，拿着薄薄的汇款单，两人欣喜若狂。
栗文忠由此看到了报纸的前景，他决定申请国家正式刊号。
淮南———北京，北京———淮南，数度往返，梦想成真。
1993年1月1日，《房地产开发报》正式向全国公开发行。可是春节刚过，淮南市房屋开发公司突然换了总经理。新头头没有意识到这张报的价值，而且认为办报是不务正业，他向栗文忠发出通牒：要么做好你的办公室主任，要么你出去办报。
此前，《房地产开发报》的编制已经获批，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思量了一番，栗文忠决定放弃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拉尹家来一起出来办报。从这时起，他开始四处招兵买马。已是一家报社社长的柳枢、诗人龚后雨、天津马慧芳、重庆阎占斌、北京娄立平、安徽卢清才、郑杨、戴志忠、河北马晓峰、四川常江、湖南董怀武、宁夏孔庆波、云南米祖明、深圳尹国学、大连张兴涛、海南何可信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先后进入报社，各自撑起一片天地。
1992年底，建设部房地产业司专门印发了“关于在《房地产开发报》开辟‘全国房地产业综合开发成就巡礼’系列专题报道活动的通知”，这一纸通知给报社带来了滚滚财源，一连好几年，几乎每期报纸都刊有专版，让许多行业大报羡慕不已。
1995年6月，建设部批准房地产开发报社为全民事业单位，报社整建制进京。
1996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作出《关于同意枙房地产开发报枛迁京并变更项目的批复》。
一年后，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报名更名为《中国房地产报》。
依托于行业，《中国房地产报》更是成了我国行业报中广告收入增长最快的报纸。
1992年
● 5月，上海住房公积金发放了我国第一笔个人购房贷款。
● 6月，北京市政府公布《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及其他7个配套办法，并于7月1日全面实施。
● 9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房地产报》（《房地产开发报》）成为正式报纸，全国公开发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唯一行业大报。
● 11月23日，我国第一家上市民营房地产公司———海南新能源股份公司所发行的流通 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0502.
● 1992年，万科跨地域经营扩展迅速，上海、青岛、天津等地项目进展顺利，为公司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