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代天师张颐，字中孚。是历代天师中少有的曾经出仕做官，以孝行著称于世的天师。张颐早年曾跟父亲一道结庐隐居修道。但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身为第十六代天师长子的张颐，竟然效力朝廷，求取功名并出仕，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番揣测，张颐的孝行和出仕这两件事，肯定跟他自幼饱读儒家诗书，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影响有关。
在儒家的思想框架中，孝亲和忠君都处于极为核心的位置，受到历代君王的高度重视和强调，成为选拔官员和任用人才的重要考评标准。孝和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从家庭的层面来看是孝，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则是忠。忠君乃是扩展版的孝，将对父母之孝扩充至君王和国家，实际上就是孝的另一种形式；孝亲乃是缩小版的忠，其实就是忠的另一种形式。读书进取，博取功名，建功立业，既为君王所用，又光宗耀祖，你很难区分哪个是忠，哪个是孝。因此，按照这个逻辑，张颐选择出仕，无疑是孝行的一种延续，努力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去光大门楣，荣耀祖先！当然，也不能排除张颐有意欲通过出仕的方式来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抱负的个人考虑。
那么，张颐到底在哪里出仕，担任多大的官职呢？据《汉天师世家》《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和《龙虎山志》的记载，称他曾经担任贵水尉。查唐代郡县志，并无贵水县，应该是舛误，而白玉蟾的诗赞则称张颐为贵溪尉，白玉蟾的说法在他生活的南宋，应该是有所依据，似乎更符合实际，而贵溪恰好是唐代信州之下所设的几个县之一，也是龙虎山的所在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将第十六代天师记为张顺，应该是张颐的笔误，查遍天师世家和通鉴，都称张颐，因为顺和颐字体非常相似。
张颐担任贵溪尉，平时都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记载：县尉“铜印黄绶，朝服，武冠”。在唐代的县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县令是第一把手，负责统筹全局；县丞是第二把手，负责辅佐县令行政；县尉则负责办理各种具体的事务。如《唐六典》的记载，唐代县尉的职掌为：“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总的来说，唐代的县尉职掌包括行政、司法、财政各个方面。具体讲就有如下职能：
首先，司法捕盗职能。即《文献通考》中所说的“追捕盗贼”职能，相当于今天公安或警察的职能。
其次，司法检查和审判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检察官和法官的职能，如《文献通考》中所说的“侍查奸非”。县尉不仅要掌握当地人口户籍，还必须精通法律，熟悉处罚条例。
另外，是判决文书，处理县务职能。所谓判决文书就是，指对上报的文件批示处理意见并署上自己的大名。
最后，唐代的县尉还具有征收税务的财政职能，即所谓的“割断追催，收率课税”的职能。
虽然，县尉只是在县令监督之下负责各项县务的官员，其行使职权只是在县令授权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是由于县尉每日处理诸多具体事务，因而对县级行政单位的正常运转具有重大影响。崔致远在《前婺州金华县尉李涵摄天长县尉》牒中说：“夫县尉之设，其官虽卑，其务甚重，动则推详滞狱，静则慰抚疲甿，是以佐僚惮其直声，宰尹亦怀其畏色。”县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那么，在唐代到底哪些人才能成为县尉呢？唐代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县尉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贬降官，是指那些高品阶的官员，因各种原因而被贬谪为县尉；二是通过其他低品秩或同一品秩的官员转迁而来；三是通过科举应试而成为县尉。在唐代科举及第之后，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身份，然后经吏部的铨试或科目选，成为县尉。唐朝旧制规定：科举得阶者，最高不过正八品上。《新唐书·选举志上》。因此，唐代制举及第者，多授予从九品下阶或上阶的县尉。据《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一书的统计显示，科举入仕的起阶官为县尉的90人中，进士57人，明经14人，制举18人，明法1人。其中进士人数占总人数的633%，可见唐代绝大多数的县尉为进士出身。张玉兴著：《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县尉一职，任职者深受全方位的历练，因而成为进士出身者升任高位的最佳中转站之一。从这些背景可以推测，张颐很可能就是科举进士及第后被吏部铨选为县尉的。
在唐代县尉位卑而任重，事无巨细都得亲力亲为，简直琐碎不堪，因而颇受那些胸怀“青云之志”的唐代诗人的鄙视。如唐代诗人高适和白居易，都曾出任封丘县尉。县尉低贱的职位，繁重的工作，跟他们理想的生活相去甚远，因此他们都非常厌恶县尉的工作。高适在《封丘县》一诗中，表达了他的痛苦和愤懑。
我本渔樵孟渚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未所为，公事百门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徘徊。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其《同颜少府旅宦秋中》是与颜氏唱和之作，对“英俊沉下僚”的现状十分不满：
传君昨夜怅然悲，独坐新斋木落时。逸气旧来凌燕雀，高才何得混妍媸！
迹留黄绶人多叹，心在青云世莫知。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
诗中的“黄绶”即代指县尉白居易，进士及第后授盩厔县尉，盩厔县属京兆府。赴任之后，作《京兆府新栽莲》一诗抒愤：
污沟贮浊水，水上叶田田。我来一长叹，知是东溪莲。
下有青泥污，馨香无复全。上有红尘扑，颜色不得鲜。
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
昔在溪中日，花叶媚清涟；今来不得地，憔悴府门前。
张颐的看法可跟上述诗人们的观点颇为不同。跟他的祖辈相比，张颐的积极入世，看起来似乎有点离经叛道，确实跟他的祖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过，真正理解张颐的人知道，其实张颐正在以一己之力去探索一些亘古未解的难题，即人道和仙道之间如何协调统一的问题。具体讲，张颐探索的难题是：难道修道一定要隐居山林，远离尘世？难道修道一定是跟世俗的生活相对立不成？这两者有没有调和的可能性？张颐自己的家学渊源和自己自动所受的儒家的思想的浸润，从两个相反的方向牵扯着他，一个要他出世，归隐山林，一个要他入世，积极进取。如何在两个相反的张力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张颐所面临的不单是一个个人的命题，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命题。随着唐代时期，儒释道三家进一步的相互交融和砥砺，三家皆经历着深刻的嬗变。尤其是佛教的本土化运动和大乘思想的广泛传播，也深刻地影响了道教的教理教义。道教的教理教义经过崇玄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何将追求一己成仙的思想跟普度众生的大乘精神相互圆融，便成为当时道教理论探索的当务之急。正是因为张颐所处的时代，让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融摄这二者的历史使命。以张颐忠孝兼重的特点，以及他敢于面对重大理论命题的挑战的个性，可以想见，张颐必然励精图治，加上他本是贵溪县人氏，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因此他治下的贵溪县，想必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