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对于忠州，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当时忠州煮盐的盛景，亦被白居易写入诗中。他在《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一诗中写道：
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烟。赖此东楼夕，风月时翛然。……
“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畬烟。”白居易亲眼见证了唐代忠州的制盐工业。但是以中坝为代表的忠州制盐业应当自汉、六朝以来就已经间接见载于各种文献中了。
中坝遗址所在的河流名叫井河，井河虽然是一条极小的河流，但在四川盆地的制盐历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清道光修《忠州直隶州志》记载：“井在州北会溪中，其地产盐，相传汉关西杨震过此凿井，俗称官井。”把井制盐的历史推定在汉代。新修的《忠县志》亦记忠县的井、涂井、古市井、小井溪皆产盐，仅、涂二盐场就有盐井34口，这些盐井在民国时期还在生产，民国8年知事江宗海的上书中有“忠县有数千年制盐历史，数万人赖此求生”的文字。其中井和涂井的盐厂在1962年才最后停产关闭。
井河原名盐井溪。据《水经注》卷三十三载：“江水又东径临江县南。王莽之盐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沿注溪井水。’”这里的盐井溪水即溪，即现在的井河。同时，从这段文字看，现忠县在王莽时期一度被称为“盐江县”，后又被改称为“临江县”。
同为六朝时期的古籍《华阳国志·巴志》向我们透露了井的另一个名称——监溪。“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朐忍。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由此说明，井也曾被称为“监井”。
在这些有关忠县、井的故纸堆里，“盐”、“监”、“临”是始终相互纠缠的三个字。从字形上看，它们是极其相近的。或许可以这么说，“监”、“临”均是与“盐”相关联或派生出来的字。“监”应是此处产“盐”，曾设盐监的缘故。据可查的文献，唐代时井便设有“监”。监字是古代政府在一些特色物产出产地设立的一种特殊政府机构。“监”和“临”的字形结构几乎是一致的，显然，“临江县”的得名应与该地产盐曾设盐监有关。
相对于古老的盐井溪这一名字，井河的得名是较晚阶段的事了。井的字，一般人并不认识，查康熙大字典，此字为这条河专用。原文左为两点水，右边一个“合”字，下面是一个“甘”字，据当地老百姓传说，字的意思就是二水合一，河水甘洌之意。其味或许与出盐相关。
光听井之名，就知道这里应当有井，这种井就是古代的盐井。井河所在的羊子岩一带，正是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大盐盆的边缘。万县盐盆盆底埋藏虽然深达3000米，但靠近山麓的盐盆盆缘则埋藏很浅，不少地点因断层和河流的下切作用，有许多地下盐卤汩汩地自然涌出地表。自然露头的盐泉数量有限，盐卤又容易被河水淡化，在自然盐泉周围加筑围堰，或在发现盐卤的地方凿井取卤，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浅源的盐泉或大口浅井，出卤不多，经过长期提取盐卤，卤水的浓度可能会降低，在井盐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了扩大再生产规模，势必设法加深盐井的深度。所以到了汉魏时期，这些自然露头的盐卤地点就获得了类似“盐井溪”这样带“井”的地名了。
2005年8月，北京大学地理系崔之久教授、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朱诚教授等一行来到中坝遗址，他们也早就听说了中坝的鼎鼎大名，来此开展环境考古研究工作。崔教授一行沿着现已成湖的井镇一带周旋了一圈，又浮舟登上仅露出一个头的中坝岛，了解了中坝遗址的埋藏状况，又驱车沿河上行至黄金镇，那里有一条汇入井河的支流——黄金河。崔教授在详细地看了地形和地质情况后说，中坝遗址之所以能形成堆积深达12米厚的这一世界罕见的埋藏景观，除了遗址属于盐业生产场所产生的大量遗物来填充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埋藏条件：那就是井河进入井镇，即今羊子岩公路大桥一带后，有一个巨大的断层，这个断层数万年来一直处于下沉的过程。崔教授指出，井河在羊子岩大桥以上部分的河床基岩出露，河道较窄，一直处于下切的过程；而羊子岩大桥以下部分突然变得很宽阔，形成一个盆地状的地形，河床底部多为砾石，基岩未出露，这是由于基岩下沉，泥沙淤积而成的。他认为，如果河床不下沉，处于河中央的中坝遗址很难不被河水冲刷，也难以形成高耸的“土岛”！况且遗址底部的海拔高度与现河床底部基本持平，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在这样的地面上生存的？而且河滩受洪水侵袭也形成不了堆积。崔教授的结论是：中坝遗址最下层的高度应比现在见到的高，与当时的河床应有一定的落差，后来断层的不断下沉导致原河床和遗址底部下沉，进而淤积形成新的河床，遗址上人们的堆积也正好填补了断层的下降！
崔教授的论断不仅从地质学角度解释了中坝遗址堆积的成因，而且提醒我们，正是羊子岩断层的存在，使古老岩层内的盐卤得以流出！这些岩石缝中日夜奔涌的盐卤，就是流淌着的黄金和财富，养活了井千百年来的人们！
井的卤水属于黑卤。冬季干旱的时候，井河露出河床底部，那些咸咸的卤水注入羊子岩附近的河中，就像墨汁滴入清澈的水杯，河水因此会被染黑，像极了一幅写意的水墨画，成为当地的奇观和著名景致。卤水日夜流淌，井人砌井把泉卤圈起来，引入各家各户的盐灶中，经过熬煮，就成了远销江汉的白花花的食盐了。
井因盐而生，中坝遗址亦因盐而兴。昔日，井河在井镇附近的许多盐井，至今仍有少量矗立在河边村庄中。这些林立的盐井，据说最盛时有72口之多。那时，井镇的家家户户都汲取卤水，在盐灶上煮盐。现在这些古老的盐井，虽然早已被废弃，可那存留下来的几口井，依然是当地村民们日常生活的依靠。从井中取出来的井水，虽然不再用来熬盐，却被拿来做饭、洗衣、淘菜，因为水中的盐分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所以那里的人们都健康长寿。
2003年，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行将上涨，使中坝和井将成泽国之前，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忠县文物管理所发掘了中坝遗址附近的一口古盐井。这口古盐井由石条砌成，井盖则由大石板镶砌，凸起的井沿上早已被昔日卤桶的提绳磨出若干凹槽，井盖上则被古人的脚印踩得光滑发亮。考古者在发掘这口井时，发现它太深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到底。这口井的井口和井壁直径并不大，且越往下越狭小。考古者们发现，这口井井口标高海拔136米，井底标高海拔116米，井深达20余米，先民们的开采难度可想而知。
令人惊讶的是，此段井河河面冬季最低水位一般约海拔129米，井底负于水面13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卤水是怎么被发现的？无井时代的古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卤水的？这些萦绕在考古者脑海的疑问，为后来的崔教授的考察所解释。考古者们认为：早先盐泉确实可以流出地面，因盐井的位置正好处在地球岩石的断层地带，此段基岩一直在下沉，意味着盐泉也在缓慢地下移，而河床则易堆积、易升高，经过几千年的沉积上升，致使盐泉渐渐沉入地下了。
综上所述，中坝所在的井镇一带不但产盐，而且上古时候的盐卤就在地表出露，这就为专家们确认中坝遗址属于盐业遗址提供了环境依据。那么，有什么直接的依据来证明这里是古人留下来的制盐遗存呢？
考古者们设想：如果那些尖底杯和圜底罐是与制盐相关的工具的话，那么上面或许残留有一些盐分，俗话说，“雁过留影，人过留痕”，通过检测器物上残留物的微量元素，或许能为世人揭开这个谜底。
于是，考古者们展开了国际合作，终于在2005年8月，中坝遗址的制盐猜想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证实。下面是一篇报纸对这一研究成果的报道，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盐和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可分离，我国最早的盐业生产在哪里进行？合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朱继平副教授通过艰辛研究，为世人揭开了谜底。他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Rowan Flad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王昌燧教授等合作的研究成果，第一次论证了我国盐业生产的发源地，而获得这一成果的研究方法也是国际首创。
据介绍，朱继平副教授与Rowan Flad博士的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他们的合作论文《中国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和化学证据》，第一次通过科学论证证明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盐业生产发源地位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的中坝一带。世界著名综合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网络版已于8月22日全文刊登这一研究成果，该刊印刷版将于8月30日刊出。美国《新科学家》杂志也已联系作者，于8月27日进行专题报道。
两位研究者在盐业研究领域采用了国际首创的研究方法，他们对在长江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时，找到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盐业生产的科学证据，证明井盐最初的发源地位于四川盆地东部长江三峡一带。
1000多年前，世界著名的宋代卓筒井就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盐都”自贡也在此区域。因此，考古学界往往认为四川盆地中部是中国早期井盐的发源地。中坝遗址是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中国考古学家初步确定为古代盐都，但是一直处于推测阶段没有科学证据，朱继平副教授与Rowan Flad博士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关于早期盐业生产的空白，对国际盐业研究也贡献巨大。朱继平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开辟了盐业研究领域的新途径，这一研究成果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科技史教授王昌燧认为，盐业问题一直以来比较难分析，说不清是发掘出来的文物中含盐还是地下水本身成分中含盐。从未有成功地运用科学鉴定方法确定遗址与制盐业的关系。他说，中坝遗址中发现的与制盐业有关的陶器外层都不含盐，内层含盐，排除了盐分来自地下水的可能。
既然尖底杯和圜底罐可以确认为制盐工具，于是有的研究者开始设想，既然文献记载四川盆地历来采用煮盐的技术，它们是否就是早已失传的商周时期的煮盐工具呢？
2000年，郑州大学考古队发掘了忠县邓家沱遗址。在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出土的器物中，尖底杯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在一个面积不足60平方米、体积约20立方米的单位中集中出土2万余枚，而其他类型的器物则不足百件。在这2万余枚尖底杯的厚约40厘米的堆积中，从上到下看不出有层次之别，而且近三分之一是完整的，有不少完整器是套叠在一起废弃的。根据发掘者的初步观察，尖底杯整体火候差别明显。一般底部火候高，呈灰褐色、灰色或红皮灰胎。上部火候低，多呈红色，易碎，在清理过程中难以保存。
李锋教授认为：这种现象难以用烧制过程中摆放位置不同来解释。因为无论如何摆放都无法达到大部分器物一半呈还原焰一半呈氧化焰的烧制效果。他说：“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在盛有液体的情况下再经火烧后形成的，这种液体就是盐卤。”李锋教授进行了一次实验，他将修复的一只尖底杯装上盐水，置放在烧柴做饭后的炭火上，发现不足40分钟，杯内的水就全部蒸发，器壁上留下发白的盐粒，略加刮削，便可集中到底部，非常容易采集。由此，他认为，尖底杯就是煮盐的器具！
但是，如果说尖底杯是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圜底罐是西周中晚期至战国的制盐器具，那么中坝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尖底缸呢？这种敞口深腹尖底缸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主要器物，考古队曾安排两位有丰富经验的山西技工对这类器物进行拼对、修复，但经过近3个月的工作，一件也未能修补起来。孙华教授认为，尖底缸与尖底杯一样，也是制盐器具。
有关中坝的谜还有许多，如果不能加以解释，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坝的制盐工业。这些谜当中比较重要的有：
“窖藏”之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灰坑和窖藏，它们关系复杂。“像中坝这样密集分布和关系复杂的情况，在其他遗址中很难见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智彬先生说。它们用来储藏什么？怎样储藏？目前还没有答案。
“墓葬”之谜：在对春秋战国时期地层的发掘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类长方形的坑，坑壁用黄色黏土加工，内壁常常留有灰白色钙化物的遗迹。最早发现时，他们把这类遗迹定性为墓葬，但随着发掘的继续，这类遗迹日渐增多，却始终未见人骨出土。
“柱洞”之谜：从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地层，专家均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柱洞类遗迹。这种“柱洞”十分密集，在一个探方内有几百、上千个，可谓密密麻麻。直径约5～10厘米。孙智彬说：“这种遗迹现象，我们从未见到过，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记载。”
“房址”之谜：中坝遗址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房址，这些房址一般不太规整，房屋内有很多密集的“柱洞”，并且有大量的灰烬。它们是古人居住的房屋或是制盐的作坊？
“龙窑”之谜：中坝遗址发现了十多座长条形的“窑址”，自商代到汉代都有发现。这种“窑”与我国东南地区发现的烧造早期瓷器的龙窑很近似。
……
人们对于尚未认知的事物总是冠以“未解之谜”，如果我们将中坝的众多谜与盐业生产相联系，或许就能解开这些谜了。
首先，尖底杯和小花边口圜底罐这类器物，应当与制盐工业相关。2001年，一名法国盐业考古专家指出，这类器物的底部，与他在非洲看到的盐业生产工具十分相像。但它是否就是煮盐的器具呢？不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人类学专家巴盐（Bar Ian）教授提出：尖底杯可能是制作盐块的模子和运送时的容器。这一看法无疑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民族志材料显示：澳洲的新几内亚Baruya部落在制盐时，将湿盐放在模子中夯实，最后形成非常结实的盐块。东非Kibiro人将锅放在石支架上熬煮，当盐开始析出时便捞出放在大的圆锥状容器中，这些锥状的盐干了以后变得很硬，可以运到市场交换农产品。那些主张尖底杯是煮盐、晒盐工具的学者，无法回答下列问题：在整个重庆地区，迄今已有上百个遗址发现了这类器物，且遍布长江、乌江、嘉陵江，只是井河附近的遗址数量最多而已！人们无法想象在巴渝大地，到处都飘扬着煮盐的盐火！那么，将这类器物理解为制作盐模和盛盐的器具，并由盐产地运输到各地进行交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考古专家在中坝的发现表明，尖底杯和小圜底罐都有逐渐变得大小一致的现象，这是适应商品生产标准化的需要，更是买卖过程中计量等值化的需要。
其次，那些坑壁涂抹了黄色黏土的新石器时代“窖藏”和东周“墓葬”，应该是当时盛放卤水的卤水池，因为黏土可以防漏。先秦以前制盐应当还没有引卤设施，人们需要将从盐泉处汲取来的卤水加以储存，以便制盐时使用。考古者们在“墓葬”内发现了很多圜底罐这类单一的器物，它们应当就是舀卤的工具。“墓葬”坑壁的白色附着物，不是埋藏过程中受浸染形成的。物相分析显示，这种凝结物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即食盐形成过程中沉淀析出的钙化物硬层。同时，我们知道，制盐的关键是分离水分，所有的工艺流程都是围绕提高卤水浓度工作开展的，直至提出净盐。盐卤储存在这些坑里，经过风吹日晒，可以自然蒸发掉大量水分，有利于下一步制盐时节约燃料和时间。非洲坦桑利亚西部的一些地方，19及20世纪时Uvinza的制盐者就用靠黏土壁制成的储存槽来浓缩卤水。
第三，“柱洞”和“房址”应是当时制盐的设施之一。考古学者们发现，“柱洞”的大小，刚好可以放置下一只尖底杯，如果是小圜底罐，也可以平稳放置其上，这正好解决了尖底杯和圜底罐的放置问题。此外，考古者们经常发现，一些尖底杯上下颜色分明，这应当是先在洞底搁置刚燃烧过的木炭，利用炭火余热为尖底杯加热所致。尖底杯内盛放的“液体”是从盐灶上的“盐锅”内转移出来的盐卤，这些盐卤在盐灶上经火舔舐后，已经达到快要结晶的程度了。倒在尖底杯内后，利用“柱洞”底部的炭火或平铺在地表的炭火（堆至杯身一半高左右）余热，很快就将残余的少量水分蒸发，形成了盐晶。由于现代制盐工艺中要添加松散剂，所以多为散盐。而古代没有这种添加剂，所以尖底杯内的盐显得很坚硬，其形状与尖底杯一致，这就是直接可以拿去贩卖的盐模了。
房址内的灰烬应当来自于盐灶熬盐的燃料，其作用有二：一是用余热加速盐晶的结晶过程，形成盐模；二是可以提高卤水浓度。中坝遗址的灰烬为有规律的多个薄层，呈大面积水平分布，明显是人工形成的遗迹。现代化学分析表明，草木灰中的可溶性盐，能与盐卤中的钙离子或镁离子发生反应生成氯化钠，从而进一步提高含盐量。
据《熬波图》、《天工开物》等文献记载，我国在明代以前主要用淋煎法生产海盐，即先把草木灰水平摊在海滩上，再引海水浇在草木灰上，使析出的盐花附着在草木灰表面，然后再刮取这些高盐分的盐灰放入坑中，再淋水使盐灰溶解成卤水，然后把卤水放入锅中煎煮。结合这些文献记载，我们认为，中坝发现的上述遗存应是淋煎法产盐的遗存。
第四，“龙窑”就是熬盐的盐灶。早期龙窑多发现于我国东南地区，主要是为大规模生产瓷器而发明的一项技术。东南地区的龙窑最早可到汉代，而中坝遗址的所谓“龙窑”能早到商代，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龙窑”，这就让人有所疑惑了。在商周时期的中坝，既不产瓷器，“龙窑”能起何作用呢？上世纪50年代，西南博物院在成都附近发掘羊子山遗址，发现了一块汉代的制盐画像砖。画像砖左下角有一盐井，井上有高架，挂着起重用的吊桶，四人站井架上以辘轳汲卤。高架旁边有储卤的器具，并有一竹笕经过山溪将卤水引至右下角的灶上。这口灶呈长条形，下有火口，灶上有五个大灶孔，孔上放置有五个釜。此场景描述的虽是汉代制盐情况，但对于中坝的“龙窑”却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可以认为，中坝的长条形“龙窑”与汉代画像砖上的盐灶是十分相似的，呈狭长形，顶部可以放置多个大陶釜（大圜底陶罐），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灶内热量，并且扩大生产量。可惜的是，中坝盐灶的顶部已坍塌，我们现在难以找到实物证据了。但是，在一个长盐灶上顺势摆五口大锅的情况在现代的宁厂盐厂还能见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龙窑”的属性。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复原中坝遗址先秦的制盐场景：
人们将露出地表的盐泉采汲到中坝，倒进储卤池中，经过若干风吹日晒，储卤池中的卤水已经少了很多，显得很咸了。人们从盐灶中撮出一些烧过的草木灰摊到地上，然后用陶罐将卤水从储卤池中舀出来，淋在上面，待干后又淋少量的卤水使盐灰溶解。经过这两道工序，卤水的浓度已经提高了很多。此后，人们再将经过淋灰的卤水倾倒在盐灶上的大陶釜内，盐灶孔内的火苗从前部一直燃烧到后部。陶釜内的卤水在逐渐变浓，人们不时往里添加卤水，直到快结晶的卤水将要盛满。他们认识到，不能让卤水在陶釜内结晶，不然他们就取不出那些大坨的盐块来，否则只有打碎这个不易制造的大陶釜。舀取盐卤的时机可是一门学问，不过中坝人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他们恰到时机地把盐卤转移到尖底杯（小圜底罐）内，并在尖底杯下堆放刚从盐灶内取出的冒着青烟的灰烬，灰烬不多的热量使尖底杯（小圜底罐）内的水分蒸发，再在上面撒几粒“盐种”，盐卤很快就结晶了，整个尖底杯（小圜底罐）内塞满了一个坚硬的盐模。这些盐模大小一致，可以直接远销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的市场上，一个盐模就是一个硬通货，当地的人们在交换其他物品时，也常以值几个盐模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