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安由于产盐，早在西汉的时候，其所在地就设县了——朐忍县。北周时，将县治由万户驿迁至汤溪口，将县名更为“云安”。到了唐代，以云安盐的重要地位，太宗在云安盐场设云安监，以收盐课。宋元时期，云安监一直隶属于云安军。
以白兔井为首的云安盐井，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究竟流出了多少盐卤？又有多少盐卤熬成了盐？这些数据可能我们永远也不可知，但是一些基本数据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象。
早在宋代时，云安盐就已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了，那时，云安监年产量约814000斤。明代洪武年间，云安盐产量突飞猛进，是宋代盐产量的2倍多，达2124620斤，到弘治时年产盐更是达2490000斤，是宋代的3倍。但是盐产量的过度增加，意味着燃料的大量消耗，云安附近的山林几乎都成了童山。到了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终因柴薪奇缺，产量大幅萎缩，仅产67200斤。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终致停产。
清初，为恢复和发展云安的盐业生产，开始鼓励私人凿井熬盐。又由于逐渐采用以煤替柴，解决了燃料的问题，云安制盐业逐步恢复，并有较大发展。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盐产量达13000000斤，是明代年最高盐产量的5倍，也使云安一举跃入四川最大的盐场之一。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令川盐济楚，产量又有较大增长。清末，由于改一锅一灶为一锅多灶，云安日产盐70000斤，年产盐达创纪录的24600000斤。
宣统三年至民国24年（1935年），云安盐的年平均产量约为31400000斤；其中颇有戏剧性的是，1920年云安地震，盐井卤水变丰，导致年产量提高10%左右。第二次川盐济楚期间，云安年产盐达49400000斤，创造了历史纪录。
从以上冗长的数据来看，云安盐的产量在三峡地区首屈一指，其他盐场难以望其项背，堪称“三峡盐都”，甚至与川南的自贡井盐也差不了太多，所以又有人将它与自贡并列为四川两大盐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靠盐的则吃盐。盐业为地方乃至国家的财税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学者估算，清代盐业正课加上各项摊派，每引可高达百两以上岁银，一个年产量有2000吨的盐场，实征岁银便可逾百万两之多。在宋史传记中，有一位名叫李周的御史，曾任过云安知县。他在任上时，为安抚百姓，免征盐课达百万之多，此举还得到了皇上的赏封，由此便可见其一斑。免征且百万，实征之数就可想而知了。总之，盐业生产事关国计与民生，稳定的盐业生产，既是当地贫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府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又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为古代“下川东最巨之盐场”，清代云安围绕盐业生产谋生的灶户、佣工、商贩等在十万人左右，光是专为煎盐运送煤炭的就有上万人，“业此谋生者无虑万数”，因此，“邑人食盐利多，男女付贩”。在明嘉靖时，云阳“邑共九里，场家则四里，县家则五里。于四里煎丁优免以责，供煎于义为当”。可见，云阳县的盐业人口几占全县人口的一半。
“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筋力登委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食盐是生活必需品，许多人都在围绕它谋生。大诗人杜甫寓居云安，目睹汤溪河畔运盐船队穿梭如织的繁忙景象，在《负薪行》诗中为我们记录了反映劳动妇女不辞辛劳，不顾生死，上山砍柴，到盐井负盐贩卖的情景。当地的男孩长大成人后，或扬帆远行，或在山间奔波，或投身盐场养家糊口。“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便是杜甫在云安的亲身见证。经营盐业，销量大，获利丰。渝东自古以来就是产盐区，富商多出自渝东，而且多为盐商。如被称为“三蜀大贾”的龚播，《太平广记》卷四百一《龚播》就记：“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为业。”就是靠贩盐而致巨富。盐业使当地人摆脱了落后状态，生活在渝东地区算比较富足的。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诗赞叹道：“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
由于盐业生产的繁盛，云安的商品交易也极发达。唐代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载云安：“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云安甚至超过县城，成为域内最大的城镇。正如民国《云阳县志》所云：“蜀盐之利，比于全国，率在中上，县盐务之于全蜀，率于如此，然任土所出，于县境食货，实为大宗，利之所凑，食其业者，自卤主、煎户、运商、肆夥、汲拽、都养、洎乎沿江煤窿、舟挽、驮驱、转移执事于其间者，无虑数万人……亦为县境一大都会。”一代代的商人运盐出川，又带回本地没有的物品，使峡江内外的交流逐渐增多。
云安的盐除了本地销售外，还一度远销重庆、成都、渝东南和鄂西等地，这样，除了本地人在云阳贩运食盐外，还聚集了大批外地人来此做各种生意。在明代中期以前，盐业生产一直处于官方的严格管理之下，由具有特殊户籍、承担产盐徭役的灶户充任。到明代中期以后，政府逐步将盐井卖与私人；至清代，更是允许私人开凿盐井和从事盐品交易。于是很多外地人携资到此投资。一时间，云安镇商贾云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各地商人依靠自己手中的资金实力和特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行业分工：江西、陕西巨贾购置井灶，湖北黄州人拽扯卤水，忠县、丰都、万州、涪陵人熬盐，茶陵人刘、张、彭、陈四姓成立“四合店”总揽运输。这些离乡背井前来开拓新天地的人，依据自己的籍贯，逐渐在云安镇上开设了各自的会馆，有陕西会馆、湖北黄州的帝王宫、忠县的川祖宫、湖南的炎帝宫等。在清乾隆时期，云安有商号300余家，成为川东重要的工商业重镇，富甲一方，有“银窝场”之称。
盐是云安的特殊物质，是云安人的衣食父母。如果说盐是血液，被输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那么云安镇就是心脏，是盐铺就的网络的中心。云安的兴亡，关系到好多古代场镇的兴衰。
在离云安不远的长江边，就有这样一个与云安荣辱相连的古镇——西沱。西沱是古代闻名遐迩的“盐镇”，以经营云安盐（包括自贡盐）享誉巴蜀内外。早在宋代，云安盐就通过西沱转运湖北恩施、利川、来凤一带，西沱镇就是千里盐道的起点和转运站，到了明清时期，这里更是长江岸边商业贸易往来的重镇。西沱镇上的“下盐店”就是云安盐业商史的历史见证。下盐店依山面江，与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忠县石宝寨隔江相望。下盐店建于清初，相传为清代举人杨氏所建，建筑面积达1.3万多平方米，现存有正厅、回廊等。整个建筑系木质结构，金黄色的木楼掩映在重重叠叠的古民居之间，别具一格。下盐店的盐仓为封闭式建筑，墙壁全用木板横装，木板与木板之间吻合得天衣无缝，玲珑剔透，古色古香。西沱镇有一条著名的云梯街，街梯直上山顶，两边则分列各式店铺，云梯街就是一部不断运盐进山的梯子。在云梯街的下面，是始设于元代的水驿站。据说，每到夜里，停泊在这里的大都是装运云安盐的盐船，声势浩大有上百只，把整个江边挤得水泄不通。正是这些来自远方的盐，让西沱兴盛了上千年。
云阳县境内，除了汤溪河外，另一条著名的河就算澎溪河了。在澎溪河的高阳镇，有一大片平坦的土地，现在上面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居住劳作。可是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却是一处繁华的江边小镇。1998年以来，四川大学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多年的考古发掘，他们揭露了唐代的街市、寺庙、交易市场等，城镇的格局活灵活现。这个已经消亡的唐代古镇与距此约几十里的云安镇有一些关系。考古领队李映福教授认为，这个唐代小镇，有可能是食盐集散地，或者食盐集市交易场所。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宋代《云阳县志》说，云安盐在盐渠道上（水市）起滩（转陆运），运往高阳（明月坝）这里，再转水运，可通开州、利州等地，这条盐路的通道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云安盐造就了这些古老的城镇，云安镇就更是一座闪烁着盐之精华的古镇了。
如今的云安古镇，在两千多年的繁华后，终于抵挡不住现代制盐工业的冲击，日渐衰落了。1988年，与云安同在一个大盐矿——万云盐盆的万州高峰乡“万盐一号”井钻通后，云安的千年卤井正式废止了。自此，那些浸满卤味的盐井成为了人们凭吊的遗迹。2002年，考古者来到这里，发掘了一些远古的盐井和盐业作坊，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制盐遗迹，以及盐工们用过的遗物。考古学者的到来，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和记忆时代的开始。
云安，一个曾经富商云集，一个积淀了厚重历史的古镇，它的柜台、祠堂、会馆、龙君宫、五显庙、陕西箭楼、九间铺，它的幽深的附着青苔的盐井，如今都已沉入江底。那些盐井上的井架，提卤的木辘轳，蒸盐用的尖底锅，汲卤的桶，如今都被怀旧的人们珍藏着，但它们再也没有实际用处了。古老的云安，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