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了。
那时我在一家文艺期刊打工。 我的任务是转接电话、将各地寄来的稿件分发各位编辑，给作者寄送样刊和通联等等。
有一个人，几乎每个月的月底都会打来电话。
听声音，来电人是一位20来岁的女性，声音颇为低沉，没什么表情。当电话接通之后，她总是沉默片刻，然后才不带感情色彩地问：“这个月的杂志出版了没有？”
开始时我没有特别留意这个人，于是就照实回答她，出了，或是还未出。她不再说什么，轻轻地将电话搁上。
由于每个月月底，她都“例行公事”似的来电，而且问的也都是同一句话，于是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回答了她的问题以后，尽量客气地问：“请问您问这个干什么？有什么事可以帮到您吗？”
对方总是好像怕被人捉住了似的，立即挂断了电话。
“神秘人”的电话照例每月打来，照样是冷峻中带着一点期望，并且是绝对相同的一句话，仿佛是一句录音。
我自个儿在分析，这个人可能是个投稿者，急着了解刊物出版了没有，是为了看看自己的稿件有没有得到采用；或者，她是连载小说的热心追捧者，等着追情节的发展。
根据来电显示，我在单位开了证明到电信局查到了对方的地址，然后找上门去。
“神秘人”的母亲接待了我。母亲是一位50多岁的人。她将我带到附近一个街心小公园。母亲说在家里说话不方便。
母亲说每月打电话的人是她女儿，今年22岁。小时候，她是个漂亮、聪明伶俐的孩子，跳舞、唱歌、画画、写字样样都喜欢，写的作文还常常受到老师表扬，被张贴示范。不幸的是，在她12岁那年的一天深夜，邻居发生了火灾，火势蔓延到她家。当时母亲和丈夫都在工厂里上夜班。待接到通知跌跌撞撞赶回家，女儿已被烧得走了形……后来，命是保住了，但容貌全毁了……从此，她再没有出过门，也不愿见任何人。每天，就躲在小房间里写呀写，等写好后，就让母亲拿到邮局去投寄。
第二天，我在未被采纳的一大堆来稿中找呀找。我终于找到了许多份据我分析是女孩的来稿。字写得歪斜，像是书写有困难：内容上比较幼稚，是关于幼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大人带着上公园啦，回乡下外婆家啦，快乐的少先队队日啦……每篇的署名都是“春芽”（估计是笔名），稿末没有联系地址和电话，只注明“如不采用，不必退稿”。
于是我就想，她文化程度偏低，加上12岁以后就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体验，这样不断地写，只会换来不断的失望。
尽管我也置身社会底层，处境也很差，一种道义感促使我决心给这位可怜的女孩写一封信……
又是一年春草绿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这位笔名“春芽”的女孩——在我寄出了那封信后，似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她那冷色调中带着期盼的查询电话。
好奇心促使我又一次找到了“春芽”的家。
春芽妈流着泪向我回忆。几个月前，女儿收到一封信，反反复复看了许多遍。第二天，趁家人都不在家的时候，开了煤气阀……走了……
我问春芽妈，春芽“走”之前有没有遭遇什么异常情况？
她泪眼模糊地摇了摇头。她说她找到女儿最后收到的那封长信，那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编辑写的，信上讲了许多关于人生的道理，难得这世上有一位这样关心残疾女孩的人……
这时，我的背脊骨不觉一凉。我猜想可能正是我的一封信断送了女孩的生命。
一个生活在“真空地带”、需要用童话、幻想和期盼支撑的生命，如果一旦明白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道理，那么脆弱的七彩肥皂泡也就破灭了。
（原载《微型小说选刊》2005年9月下半月，获评2005年度全国小小说评奖百佳作品）谅第1章你挣不到一元钱
暑假过后，锋就要升大二了。他读书的大学距家800多公里，只有假期才能回家。
锋的样子长得很像爸：高高瘦瘦，头发浓而黑。唯一不同的是，锋的双眸是炯炯有神的，老爸的眼神很有点岁月留痕。
锋的爸是一家国有事业单位的小头目，每月拿着不低的工资；母亲在一家效益不佳的企业打工。总的来说，家景算是温饱有余。
从读中学时起，爸就爱给锋讲小时候的贫穷，讲知青岁月的艰辛。开始，锋像听故事一样感到新奇，但同时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他寻思，那都是经过夸张了的，是父亲为了培养自己节俭习惯的说教。
锋嘴里不说，心里却反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老爸这人说老不老，但脑筋早已陈腐僵化得不行！
这次暑假回家，锋决定“敲”老爸一笔，然后和女朋友去江西庐山度假，避避暑。当然，口里说的是和同学相约做一次“红色之旅”，“重温激情岁月”。
老爸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又“咒”起了说教法宝。锋不耐烦了，脱口而出道：“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干脆点，给还是不给？”
老爸也来气了，但没表现出来，说：“你长这么大，还没有体会到挣钱的辛苦。这样吧，如果你不凭借自身以外任何手段能赚到一块钱，那么你提出的这笔费用我给。”
锋负气地说：“老爸你说话可得算数！”
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一笔钱，不如说是为赌一口气。锋真的两手空空地出门了。
他先是想到帮人擦鞋。可是一无工具二无鞋油，不成。他想到帮小饭店送外卖快餐，可一连问了好几家，几乎家家都说现时人手够了，暂不增人。只有一家店主反复审视锋，说，是需要一名送外卖快餐的人，但需要有劳务市场介绍函件，起码要有本地户口的身份证。可是锋没能提供（锋的户口已迁往学校）。
锋忽然想起，自己的歌喉还可以，倒不如到中档饭店去卖唱，也许能弄到点钱。于是他挨个进入小单间，问：“先生、小姐，需要听歌吗？”
几乎每一个单间的人都投来不耐烦的甚至是鄙弃的目光，大概他的出现打扰了人家的聚会，扫了别人的雅兴。有些不客气的，甚至挥着手“去去去！”地驱赶他。有一回，一个老板模样的食客对服务员说：“怎么搞的，你们饭店竟允许这种卖唱的进来。吵死人！”于是服务员马上对锋说：“请你不要打扰客人。要不让老板知道，我会被炒鱿鱼的！”
但锋不死心，他又进了另一家小饭店，敲开了一个小单间的门，他畏畏缩缩地重复当天重复了许多遍的那句话。没想到，意外发生了。一个干瘦干瘦的男人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元钱，扔在地上，说：“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出来讨钱，讨厌！滚吧！”
这时候，如果锋弯腰捡起这张皱皱巴巴的纸币，他算是赢了。但不知为什么，人固有的一点尊严，突然将他击得晃了一下。他稳住自己，没有弯腰捡钱，轻轻地拉开小单间的门，含泪离开了饭店。
他重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感觉并没人注意他，他和所有来来往往的人一样，都是平等的，他感到自己在这世上其实不比别人卑贱。
起码在这一瞬间，他心悦诚服地愿意放弃原先正在争取的与女友上庐山度假的享受。
得到别人平等的看待，这种感觉已经很幸福。
（原载《微型小说选刊》2006年第8期，获评2006年度全国小小说评奖百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