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进一步展开“模特儿”、“裸体像”等课题，必须跟通俗文化及上海都市联系起来。这也是对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一个亟须打开的层面，虽然本文在前面已经有所论及。长期以来这一层面被忽视，毋宁说是因为关于中国都市的现代史被遗忘，因此对茅盾的认识及诠释的想象就难以跳出“新文学”与民族革命进程之间的诠释循环。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民国时代的上海研究方兴未艾，自19世纪开埠以来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国际性大都会，其文化上缤纷灿烂的图像正浮出记忆的地表，在文学方面所谓“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盛况也逐渐为世所知。在这样的语境里，必然要触及有关茅盾早期写作的某些基本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更为复杂、全面的背景上揭示“革命加恋爱”小说类型的沿革或激变的脉络，并真正认识茅盾对“革命”文学所作的贡献。在新文学中，茅盾的早期作品或许是特例，在别人身上不一定表现得那么明显。这里要探讨的是这些“时代女性”在哪些地方投合了城市青年和一般市民的趣味，在哪些地方与占主流地位的都市文学相合拍，这样——更为重要的——方能揭示怎样在这些暧昧交涉之处，茅盾实践内部“爆破”的写作策略，即颠覆或转换了所谓“资产阶级”的文化语码，而体现了“革命”的意义。
20年代的都市文化，从文学表现到文化生产，体现了现代物质生活的向往，而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形态中，女性的身体指符成为日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以个体“小家庭”为理想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其美学情趣，另一方面与有关“性”的文化工业密切联结，成为市民日常消遣与狂想的文化产品。茅盾的早期小说“穿着恋爱的外衣”，却以打破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既定模式、开放叙述空间反映革命的历史方向为目的，既表现了女性指符的自由意志与娱乐价值，适合文化市场的需要，同时也否定了那种资产阶级的“爱情”、“家庭”的“私人空间”的合理性，使小说的意义指向“革命”的必然运动。有趣的是茅盾所塑造的“时代女性”，她们如此直接切入20年代上海的性文化，那种切入的方式，对于当时的都市读者来说，产生与我们后来的“革命”阅读完全不同的反应。在茅盾那里，“时代女性”，含有“时代性”的深刻内涵，但对都市语境里，则产生另一种日常、世俗的理解。在一张30年代的《礼拜六》周刊上有《时代女子在哪里？》一文，足资参考。这篇文章说：“什么是时代女子？ 时代的意义和摩登相同，所以时代女子，就是时下所谓的摩登女子，典型女子，标准女子”。这同前面提到的郑逸梅把“乳峰高耸”作为“摩登女郎”的说法，是相通的。
《蚀》三部曲面世后，“受到时代青年的热烈的欢迎”。 先是《幻灭》由文学研究会出单行本，1930年初《蚀》和《虹》均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但《子夜》在1933年初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这样的盛况在当时很少见。陈望道(1890—1977)是大江书铺的老板，据他说，“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他们了。”当时在外国人眼中，茅盾也被认为是“自然主义者的领袖”，是“中产阶级的商人和小康的农民的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言者”。写作意图与阅读效果往往不一致，但这些反应大致符合茅盾当初的宣称，即他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前面也提到，茅盾最初写小说也是为了生存。关于《虹》没能按原计划写完，他解释道：“当时我在日本仍是卖文谋生，不能从容重续已断之思绪，而况国内的朋友索稿也急如星火。”这样的写作当然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虽然这些稿子都由“友人”关照，像叶绍钧(1894—1988)主持的《小说月报》有身价，不像有的杂志唯利是求，但无论为己为友，写的东西没人要看，不一定能心安理得。结果是一个非常自然而明智的选择——脚踏“恋爱加革命”的两头船上。
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一书中，从建筑、电影、小说诸方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作了新的诠释。这幅重构的“东方第一都会”的历史图像，从记忆之矿中挖出，色彩斑斓，令人炫目。对于这背后的“现代性”动力，作者追溯到晚清以来的印刷资本与新闻体裁的兴起，指出像商务印书馆这类文化工业担任了民众启蒙的功能。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五四新文化侧重观念、激进层面的现代性不同的是，商务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万有文库”等，体现了民国时期的意识形态，更注重国民素质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另如《良友》画报之类的刊物，从妇女时尚、闺秀风范、明星报道、体育新闻、百货广告到消闲小品，反映了都市日常生活的物质性与美学趣味。
在这样的富于改良精神的文化框架中，性别及性文化与急剧变动的社会密切相连，女性迅速走向公共空间，从解放裹足、文明结婚到民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有关妇女平权的法令，与政治与文化现代化的艰难旅程同步。如冯客 (Frank Dikotter) 指出，在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晚清以来“保种”、“强种”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现代化的“性话语”及“性控制”，强调男女性别的生理区别，由此确定了女性的社会职能，不仅在于生儿育女，还担当起建立现代国家、家庭结构的新角色。种种“卫生学”、“优生学”等引进中国，对女性的身体和意识方面都产生了新的文化规范。所谓“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这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强调文学的娱乐性，如林培瑞(Perry Link)所说的，适合了小市民的趣味，纾解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心理压力。 不光如此，他们的文学还旨在调节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以一种“内化”的方式融合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压力；主要围绕现代家庭与个人关系，体现了新的道德和美学的典律。如周瘦鹃在《〈新家庭〉出版宣言》中写道：“家庭，甜蜜的家庭。里面充塞着无穷的爱，不用你自去追求，自然而然地会给予你的，只要你守你应守的范围，尽你应尽的责任。”由此可见该派的一般趋向。在20年代周瘦鹃主编的《半月》、《紫罗兰》，包天笑主编的《星期》等杂志，专门编辑了“家庭号”、“儿童号”、“婚姻号”、“离婚号”等，表示了他们对城市的“私人领域”的问题的特别关注。
茅盾小说里，如慧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等，是革命队伍里的“奇”女子，同时也是当时都市“美人”的典型。茅盾曾说这些“时代女性”来自现实生活，但显然经过他的艺术加工，虽然他不满当时的国家形式而另寄希望于未来，但他显然接受了当时“性话语”的关于性别的生物学观点，虽然不一定意味着他同意将女性“家庭化”。从他个人的革命经验来说，实在来说，在经历的一切犹如梦魇，颇有点万念俱灰之际，似乎在女性的“乳峰”之间才获得某种生存的实在感，“乳房”为他提供了记忆和想象的储存体，遂造成茅盾小说创作的奇葩异卉。后来《虹》里的梅女士被“英雄”化，需要克服“女性”和“母性”，因此“乳房”这个生理特征在她身上不被强调，但她和柳遇春之间的情节，虽然以内地四川为场景，其背后的“性话语”，暧昧地切入上海的性文化。书中写到柳遇春为了讨梅女士的欢心，知道她喜看新书，就买来她看：
……凡是带着一个“新”字的书籍杂志，他都买了来；因此，《卫生新论》，《棒球新法》，甚至《男女交合新论》之类，也都夹在《新青年》、《新潮》的堆里。往往使梅女士抿着嘴笑个不住。
梅女士思想上要求进步，想看的是《新青年》之类的代表新思潮的刊物，但这里提到像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卫生新论》、《男女交合新论》等，很准确地提到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新”知识，目的在于造成体质健全的新国民，同样对青年产生影响，实即属于后来被压抑、忘却的现代性启蒙传统。有意思的是，梅女士“抿着嘴笑个不住”，是因为觉得难为情，同时也是笑柳遇春是个土包子，不懂这两种“新”的区别，结果是鱼目混珠。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样的区分？ 这里或许暗示了后来那个“压抑、忘却”的起始？ 不过在茅盾所创造的新文化历史的“迷思”里，更有意思的是这区分的出现。
梅女士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而她对柳遇春的弃绝，不仅因为她接受新思想而走向革命，其实也是“卫生”知识在起作用。作者不一定自觉到，梅女士实际上接受了他所要区别开来的两种新思潮，是个地道的“时代女性”。问题发生在柳遇春背着梅女士，在外面宿娼，又同梅女士同床：
……当她的柔软的身体被拥在强壮的臂弯内时，猛想起大概不免有一些别人身上的肮脏移植到她的肉体内罢，她又不禁毛骨悚然，起了无穷的嫌恶。
这里梅女士感到恐惧的是怕被传上梅毒，体现了当时上海妇女的卫生常识。自晚清以来，上海的娼妓业一向发达，到20年代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梅毒也是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关节，从蒋光慈的30年代初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到张爱玲40年代的《留情》，只是个别例子而已。
原先“长三堂子”里那种名士名花的风流雅趣及其传统诗学残余也逐渐消失，性买卖质量愈趋低下，性病传染愈猖獗，这现象更使改革人士忧及种族的质量及其前途。如吴连德在1927作文讨论性传染病，鲍祖宣在1933年发表《娼妓问题》等。这期间租界当局也时有“禁娼”之议，报章杂志也有报道或讨论。如在周瘦鹃的《半月》杂志上出现“娼妓号”专刊，虽然这些关切的实效如何另当别论。不过民国政府在1928年秋，蒋介石刚上台，就正式颁布了在江浙数地的禁娼令，是一个不小的进展。在这样的语境里，《追求》中章秋柳被史循传上梅毒，一般读者可以读作一个不讲性卫生的教训。而梅女士就较为健全，更符合都市知识女性的身份，尽管她并非贤妻良母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