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上来说，更早的“乳”、“奶”、“胸”等词的使用，以及它们之间的意义衍变，这里难以廓清。就所知而言，公元6世纪的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羊》：“牛产三日……以脚二七蹴乳房，然后解放”。北宋时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妊娠，其夫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又晚明《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九》：“时洞中道人上在厂未归，云蹬不封，乳房无扃，凭憩久之”。这数例分别指动物、人体和自然地貌，意义的涵盖面甚广，有实指也有虚指。然而对于女性身体的文学表现，乳部成为男性窥视的聚焦，似在晚明时代表现得愈益明显，代表思想史上人文意识及自然观念的新收获。其显例莫过于《金瓶梅词话》，有“酥胸”、“胸乳”、“香乳”、“奶子”、“肉奶奶胸儿”等描写。另如冯梦龙的《山歌》，对女体也颇有暴露，但没有发现“乳房”的使用。其原因大约是美学上的，即用“乳房”来描绘女体不一定认为美观。
茅盾使用的“乳房”是个文学语汇，既是个比喻，也是个名词，至今我们习惯使用的，“乳房”已经代替了单字的“乳”，比喻的意味已经淡化。这个“乳房”也是现代语，当初是经由日本的科学著作翻译过来的语汇。早在1851年传教士合信的《全体新论》就把西方有关人体结构的医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书中的《乳论》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包括“乳头”、“乳核”、“乳汁”等语汇，然而并无“乳房”一词。同样1881年出版的柯为良《全体阐微》一书，对于人体解剖的分析更为细致，“乳房”也没有出现。 后来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却是另一个系统。在1909年出版的陈滋《人体解剖学》一书，乃参照数种日人的解剖学著作编纂而成。在关于“男女生殖器”的专章中就附有“乳房”部分，解说曰：“乳房为分泌乳汁之器，在女子与生殖器有大关系。”其他包括“乳体”、“乳腺”、“乳晕”等名词，皆从拉丁语翻译过来。据编者声称：“诚以医学为强国之命脉，而解剖实为医学之基础。况体育已为一般教育家所注重，研究生理，尤当参透解剖。”嗣后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乳房：高等动物胸部或腹部之左右相并而高出者，雄者退化而小，雌者大。”又说“乳头：突起于乳房之尖端，为乳腺之总汇处。”据茅盾回忆，他在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英文部工作，见到这部正在发行的《辞源》，还写信给总经理张元济 (1867—1959)，对于《辞源》条目提意见，至于具体情况就不清楚了。
这类从日本输入的大量科学新名词，都伴随着现代启蒙的思想背景，可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已经在报纸杂志上传播。如1900年《清议报》刊出《人群进化论》一文，以近代动植物学论及人体进化，使用单字的“乳”，如“就人身体上之乳言之，莫不以为男子衰小枯涸，女子强大膨胀，一若造物者之故意使然也。不知生人之初，不以乳别人之雌雄。”另如1904年《时报》上刊出广告，谓市面上出售高桥屯的《人体解剖图》，附有“汉文解说”，其中应当有人体各部的专门名词。另如1914年《女子世界》刊出丁福保(1874—1952)《妇孺卫生一夕谈》一文，说“妊妇乳房最当注意”，因为产后哺乳的关系，要保持乳房清洁。有趣的是1916年出版的周瘦鹃《香艳丛话》一书中，收录了当时《新闺中十二曲》，抒写儿女私情，却响应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号召，以“自由”、“神经”等“新名词”入诗。其中一首《减字木兰花》有“偷解衣裳，顿讶酥胸异乳房”之句。这里所惊讶的是和古典的“酥胸”有“异”的“乳房”，被故意突出其为一个新名词。
在小说中描写“乳房”，并非自茅盾始，但在他那里得到如此发扬光大，与他提倡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包括科学性有关。他在20年代初大力提倡“自然主义”，在要求文学“表现人生，宣传新思想”的目的在于“辟邪去伪”，乃至他提倡一毫不变地介绍西洋文学，到忠实地翻译西洋原作等，背后都站着那位理性的“赛先生”。在1920年《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一文中，他指出文艺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三种工夫——观察、艺术和哲理，都需要贯串科学精神。所谓“换句话说，(一)就是用科学眼光去体察人生的各方面，寻出一个确是存在而大家不觉得的罅漏；(二) 就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布局和描写；(三)是根据科学(广义)的原理，做这篇文字的背景”。谈文学创作如此强调“科学”，其实反映了当时五四知识分子对文学的普遍理解，即使将文学与政治脱钩，也必须服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其底线乃是首先实现知识的现代化。所谓文学须传播现代知识，作家“需有较高的常识，因为现代的小说，不比从前——实在也因为现代社会里的人的常识不比从前了——往往涉及好几种科学的学说，哲学的思想了”。
比茅盾更早在小说里使用“乳房”，如前面提及在张资平1923年的《梅岭之春》中便得到醒目的展示。稍后也是从“科学观察”入手写小说的，是当初在日本学医的郭沫若。他一边学医，一边将课堂上学来的医学知识写进小说，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女人和欲望。如1925年的短篇《喀尔美萝姑娘》，其中的主人公一心想做医生，因为医生有特权看女人的裸体，能够“扪触女人的肌肤，敲击女人的胸部，听取女人的心音……我可以替她看病……更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乳房……”有关生物学、解剖学的专用词常常出现在小说里，但在课堂上常常心不在焉，文思活跃。郭沫若说到他的小说《牧羊哀话》：“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像“筋肉纤维”之类的，“乳房”也属新的人体名词。尽管郭沫若属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也打笔战，但在文学必须合乎“科学”这一点上，它们之间则无不同。顺理成章的是，当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茅盾等人攻击“礼拜六派”及其干将周瘦鹃时，郭氏给予及时“声援”。他讥笑周氏的小说《父子》“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
当时“乳房”的使用不那么普遍，一时几乎成为创造社的专利，而一些新文学家对此并不那么敏感。如创造社的田汉(1898—1968)，在20年代末的小说《上海》里写风流才子式的余质夫，在一家酒馆里，与一个肉感的女堂倌调情，他“甚至竟敢由那女人的大袖中去摸她的奶”。这样的写法带土气，带有对中国女人的成见。郁达夫的一些小说里，主人公的性欲尽管旺盛，写到与女子的皮肉之交时，轮廓都欠分明，如《迷羊》里摸到女人的胸部：“一种软滑的，同摸在麦粉团上似的触觉，又在我的全身通了一条电流。”这样的感觉或许更真实，只是写得不讲究。对茅盾来说，“乳房”是“时代女性”的标记，其体质亦经过了乌托邦想象的改造。即使偶尔写到“奶子”，如《动摇》里劣绅胡国光的儿子阿炳，调戏他父亲的小老婆金凤姐“摸奶亲嘴”，就带有老式低级的意味，似乎在语言上也懒得讲究了。
至今，信仰现代主义的年轻诗人几乎一律使用“乳房”，其中有诗意的空间。如顾城的《英儿》——尽管多属“不高隆起的乳房”、“小小的乳房”。而寻根派小说家则不喜“乳房”，却在“大乳”、“奶子”里照样找到足够的刺激，如贾平凹的《废都》。也有将“奶子”和“乳房”混用，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也许是现代语言的杂交繁殖，使这类“家族相像”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在语汇和修辞的选择上，仍取决于作家的美学意趣，文化的底子多少还在，语言的生成能力也不愁枯竭。如张爱玲(1920—1995)的小说，像多数旧派作家，一般回避描写性的敏感地区，但偶有发现，便觉不凡，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写女主人公烟鹂：“她的不发达的乳，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对于张而言，或许“乳房”显得太沉甸，但她写得不马虎，其实单字“乳”却是较原始的用法，如汉代文献《白虎通·圣人》：“文王四乳，是谓至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