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做过别人的眼睛，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大概还没有上小学，有大把的时间玩耍，常常玩得忘记回家吃饭。天黑了，小孩子不回家，头顶月亮、星星继续玩儿。在我们玩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瞎眼儿的老爷爷，拄一根老榆木拐杖，试探着，慢慢地走过来。孩子们玩起来又跑又跳，将整个路堵个正着，这时候，盲眼的杨爷爷会远远的站在那等待。
我跑过去拉住杨爷爷的手，将他领过来，杨爷爷的手很温暖，特别光滑，我用一只小手牵着他，带他想去的地方。他已经很老了，胡子和头发都白了，满脸皱纹，嘴唇薄薄的，牙齿也没几颗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看不到了。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还有一个外孙女。外孙女在城里，他的孙子和孙女都比我大十几岁，他们都在很远的地方读书。
盲爷爷的耳朵非常敏锐，在二百米以外，他就能找到我。他喊我：外孙女，你送我到某地儿。每次我都愿意送他，渐渐地我成了他的眼睛，我会把我看到的一切向他描述。比方说春天来了，燕子回来了，树绿了，花开了，路边水塘里长出了小鱼，最近村里新来一位拖拉机手，把他的全家父母和七个弟弟三个妹妹都带来了，生产队安排他们家住在村里的老学校里，他家最小的两个妹妹，一个叫艳春，一个叫艳华，大家都不愿意和她们玩儿，有点欺生，但我很愿意和她们玩儿，我已邀请她俩到我家玩过三次了。杨爷爷说：你是个小天使，愿意帮助别人，你会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明的。
在一个三伏天，杨爷爷说他很想去生产队的香瓜地去吃香瓜，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生产队的瓜地离村里大概有四公里的路，要穿过一大片树林，两片玉米地，一座烂坟岗子，还有一个备战壕沟。我没去过，可我还是没拒绝杨爷爷。
我领着杨爷爷，顶着烈日，开始长途跋涉。路不熟又很远，走了很久。到了瓜棚，有十几个人在那儿，都是成年人，有瓜棚负责人，又有队长在，见我领着一个瞎老头儿出现在瓜地，很是惊奇。表情有几分不屑，有几分无奈，队长说去摘几个瓜来。一个小伙子，拎了一个筐，摘来大概有十来个香瓜，在井水边洗干净后，放在瓜棚外的小方桌上，大家围过来开始分吃。有人递给杨爷爷一只，没有人给我，当时我又渴又累，嘴唇发干，嗓子眼冒火，真想吃一个香瓜解解渴，但大家好像没有想让我吃的意思，那表情仿佛在说我利用瞎眼爷爷做道具，达到自己吃瓜的目的。虽然我年龄小，可这点意思还能从这些人的脸上读懂，我暗下决心，就算渴死、馋死也决不吃一口，杨爷爷把他手里的那只瓜用他那干瘦的拳头砸了两下，将瓜一分为二，递给我：吃吧！孩子，太渴了。我拒绝了，杨爷爷也感觉到了，大家对我们是十分不欢迎的。
不知过了多久，成年人吃够了，开始聊天，对我们不理也不睬，我一口水也没喝又顶着烈日领着杨爷爷往村里走。我特别难过，眼泪在眼里转，但没有让它掉下来。
回到家里，妈妈说，大中午的你跑哪儿去了，不怕中暑啊！我真的中暑了，在炕上躺了三天，喝了两天绿豆汤，喝了一瓶霍香水，很快就好起来了。又可以和小朋友疯玩儿了。
领杨爷爷去瓜地吃瓜的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是对我自尊心的一次历练，也许我真正体验到了成人式的世态炎凉，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有尊严、有出息，让村里人都羡慕的人。
杨爷爷死在一个寒冷的早晨，有霜。村东头的柳树上落了几十只乌鸦，据说挖墓的人去了十几个，用了两个小时才将墓穴挖成。出殡那一天，一口红漆大棺材被几十个人抬着，也没有多沉重，抬棺人的脚步却很零乱而慌忙，好像随时会将棺材摔在地上一样，我远远地站在路边看，杨爷爷的儿孙们披麻戴孝，纸钱在空中飞舞，灵幡迎着朔风发出奇怪的声响，很像杨爷爷的老榆木拐杖触地的声音。目送着送葬的人群远去，我回到家里，妈妈在煮腊八粥，我问，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如果在这种天将人埋在地下，会不会变成冰块？妈妈没有回答我。
妈妈抬起头望着窗外说：喜丧，人活七十古来稀，这位老杨头摸着黑儿居然活到九十岁，我说：不对，是八十九岁。妈妈说：照老规矩人死后要长一岁，所以应是九十岁。
我说：人活着时要周一岁，死后却要长一岁，看来活着的人都怕老，死了却嫌活得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