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们也无法得知每日产量，因为，新制定的法律把产业消息视同军事情报，违法漏露者得处以叛国罪。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知道百分比。他们说，本厂产量只比战前少两个百分点，若是我们真想知道的话，查一查战前的产量就可以推算产出的拖拉机数量。本厂只生产一种标准型拖拉机。它们是重型机，体积不很大，但一般的田间工作都可以处理。它们不是流线型，没有过分装饰，也没特殊之处。他们说，它们是很好的拖拉机，不是靠外表来竞争。制造商不会以赏心悦目的外形来彼此竞争。也就是在这里，工人在炮弹打穿建筑，工厂一点一点遭受破坏之际，努力生产坦克。这家工厂洋溢着一种讽喻，因为这里正是人类两大潜能肩并肩所形成的结果：生产与破坏。
卡帕不能拍照的时候就嘟哝，在这里尤其嘟哝得厉害，因为，在他眼中处处是对比和角度，他所看到的是一张张寓意深远的照片。他悻悻地说：“在这里，我只要两张照片，就可以表现得比洋洋洒洒数千言更透彻。”
卡帕懊恼难过，到午饭时才觉得好过些，午后我们搭着内河小船浏览伏尔加河风光时，他心情更佳。这时节，这地方，河面宽，河水平缓，是本地区的交通要道，满载谷物、矿砂、木材和石油的拖曳船和驳船、渡轮与游艇穿梭如织。从河上望去，全城破坏景况一览无遗。
河面巨大的流筏上有宛如小镇般的村落，有时候是五六户人家，加上豢养牛、羊和鸡的畜栏。这些流筏从伏尔加河北端各支流砍伐树木后顺流而下，在遭破坏的城镇停留。各地方当局购入重建所需的木材。他们每到一处便把被买走的木材松开，流到岸边，因此，顺流而下的流筏也会逐渐变小，只不过这段过程费时甚久，生活在流筏上的人便在自己的流筏上建立起极小的集镇。
水上生活多彩多姿，我们不禁想到马克·吐温当年对密西西比河的描述。明轮小船往来疾行，也有几艘笨重的船悠悠而行。
我们走近木排流筏，看见有妇人在小畜栏里挤牛奶，另一妇人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屋后，男人家则忙着把木材松开，流放到岸边以便重建斯大林格勒。
奇玛斯基先生的小精灵果然在斯大林格勒加起班来。先是在电影公司，接着是拖拉机工厂，现在连游河他的小精灵也忙得很。我们原本想要一艘轻便的小船，以便迅速行进，谁料弄到的却是一艘巡洋舰似的苏俄海军大船。我们要一艘吃水量浅的船，以便接近岸边，谁知弄到的船吃水太深，只能在近海遥望。独木舟似的小船上，全家人带着西红柿、西瓜、番瓜和不可或缺的包心菜等农产品到斯大林格勒市场，我们只能在小船间踽踽而行。
市场里有位摄影师，用老式伸缩箱相机帮一位坐在凳子上、神情严肃的新兵照相。摄影师四下一张望，一看见卡帕正在拍他和那位士兵，便露出职业性的微笑，脱下帽子挥了挥，那年轻士兵纹丝不动，两眼定定地看着前方。
我们被带到指导斯大林格勒新都市计划工程师的办公室。有人提出建议，认为清除残垣败瓦太费事，新都市应该移往上游或下游，不必试图重建。从头开始反而比较便宜省事。反对此议者提出两个论点：第一，下水道系统和地下电力系统可能大部分未受损害；第二，基于感情上的理由，坚决认定斯大林格勒城应在原地重建。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额外的清除工作抵挡不了这种感情。
五大复原工程计划都还没批准，当然也就没有建筑模型。这些计划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斯大林格勒中心完全建公共建筑，其宏伟程度不下于基辅的巨大纪念碑、可直通伏尔加河的大理石河岸阶梯、公园和列柱、金字塔和方尖碑，以及巨大的斯大林与列宁雕像。这些都只见诸制图和蓝图。我们再度想到，美国人和俄国人有两点很像：两个民族都偏爱机械，两个民族都偏爱巨大建筑。俄国人最佩服美国人的两样东西，说不定就是福特汽车厂和帝国大厦。
这一小批建筑师在致力于重建斯大林格勒的大计划同时，也在小事情上尽心尽力，譬如重建学校和乡村、设计小住宅等。由于本城是从周边开始重建，是以郊区已出现数千幢小住宅和许多公寓建筑，市中心还得稍假以时日，才能落实公共建设计划。
我们向主任工程师提到那些住在地下和废墟的人，问他为什么他们不到周边地区盖自己的房子。
他会意地一笑，说道：“你所看到的那些人所住的是他们原先居住的建筑物的地窖，他们所以不想搬和坚持不搬，大致有两个理由。一是他们喜欢那里，因为他们一直都住在那里，即使已经毁了，也不想搬离自己所习惯的地方。第二个理由跟交通有关。我们巴士不够，又没有电车，要是搬走，上下班就得走上一大段路，太麻烦了。”
我们问道：“你们要怎么安置他们呢？”
他说：“只要有房子让他们搬进去住，我们就会叫他们搬。希望届时有巴士、电车和其他的方法，让他们上下班都不至于太费事。”
我们待在工程师办公室的时候，有位官员进来问我们，要不要看看全世界人民送给斯大林格勒的礼物。我们虽然喜欢博物馆，倒也认为应该瞧瞧。我们回旅馆略事休息后没多久，就听到有人敲门。我们打开房门，一排男士各自摆着盒子、箱子和纸夹鱼贯而入。送给斯大林格勒民众的礼物包括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盾形红绒罩着的镂空金饰，罗斯福总统署名、写着美国政府自负话语的一方羊皮纸卷，戴高乐送的金牌，英国国王送给斯大林格勒人的斯大林格勒之剑，一条桌巾上绣着某一英国小镇一千五百名镇民的名字。这些人所以把东西送到我们房间，只因斯大林格勒还没有博物馆。我们看看那些巨大纸夹，只见里面写的全是各国政府、总统和总理对斯大林格勒人的美好祝福。
各国政府元首的礼品、中古世纪长剑复制品、古代盾牌复制品、羊皮纸上的文句和许多冠冕堂皇的致意，不禁让人兴起悲哀之感，因此他们请我们在册子上留言时，我们竟是无话可说。册子里充斥着“世界英雄”、“文明捍卫者”之类的词句。这些文字和礼物就像是纪念极简单的事物，往往用上巨大、阳刚、丑陋和愚蠢的塑像一般。我们所想到的全是拖拉机工厂那些平锻工坚毅的面孔、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女孩子、每天傍晚到公墓探望父亲的小男孩，他们绝对不是愚蠢的寓言中人，他们是受到攻击和成功自卫的小人物。
那中古世纪长剑和金盾，是他们贫乏想像力中的一个小荒唐。斯大林格勒需要的是几部推土机，世人打造的却是假金属。
我们对斯大林格勒工厂工人的工资和物价很感兴趣，于是便前往重建和新建的公寓住宅拜访。
公寓住宅有一个厨房、一或二间卧室、一间客厅，可说是小巧舒适。非技术劳工的黑手工人，目前的月薪是五百卢布，半技术工一千卢布，技术工二千卢布。若不从粮价和房租来看，这些数字毫无意义，而只要能租到公寓，全苏联各地的租金都出奇地便宜。以这些公寓的租金而言，附水电瓦斯每个月二十卢布，只占技术工人每月所得的2%、半技术工的4%。一般工人的基本食物，如面包、包心菜、鱼和肉，只需极少花费，但奢侈品、罐装食品和进口食品却是十分昂贵，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更不是一般人的财力所能及。不过，俄国人还是有希望，希望粮食增产后价格自然下跌，希望奢侈品增加后人人唾手可得。譬如说，大致上仿效德国福斯汽车的俄国小型车，全面生产和流通后，价格可降到一万卢布左右，这个价格一固定，这型汽车就可以全面产销。想到目前一头母牛就要七千到九千卢布，这种相对价格的观念自不难理解。
斯大林格勒有很多德军俘虏，而且，这里也跟基辅一样，没有人会瞧他们一眼。他们仍然穿军装，只不过现在已破烂不堪了。他们分成几个纵队，上下班之间，在一名士兵看守之下踽踽穿过街道。
我们原想跟捕捉伏尔加河大河鲟做鱼子酱的渔民出船，可惜他们是彻夜捕鱼，我们又没有时间。不过，我们倒是在早上去看过他们捕回来的鱼。鱼都很巨大。河鲟有两种，一种有须，状若鲶鱼；另一种有长锹状的鼻子。那一天倒是没有巨鱼，最大的一只也不过六百磅而已。听说偶尔捕到一千二百磅的巨鱼，可以制出大量的鱼子酱。捕鱼作业用的是极为牢固的大网，一捕到鲟鱼立即取出鱼子暂时冰冻，待船一靠岸，冰鱼子马上用飞机配销到全苏联各大城市。有些也在本地销售，但大部分都是熏制贮存，日后再卖个好价钱。
卡帕又在沉吟：他想拍些产业照片，但一直未能如愿。他觉得，这不只是此行的失败，更可说此行是一事无成，他是失败者，我也是失败者。他深以为忧。
我们越来越懊恼。奇玛斯基的小精灵一直拼命加班，害得他自己也紧张起来，当然，这与我们稍微骂了他一下恐怕也有点关系。因此，他莫名其妙地给我们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课，结果是在小学生般叫骂争辩中收场。卡帕再给他取了个“马克思主义者奇玛斯基”的名号，但并没有引出他最佳心情。不能拍拖拉机工厂真的让我们很火大，其实，若是他坦诚相待，我们也可以早点得出这种结论。
这里就考验出卡帕跟我的交情了，因为，我们生起气时决不会拿对方出气，而是把气出在别人身上。我觉得，我们此行全程没有发生严重的吵嘴，也可算是个记录了。我们在吵嘴的时候，奇玛斯基说我们是相对论者，我们虽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却能联手从相对主义的观点成功地展开反击。我们没有说服他，但起码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没有被他说服，所以我们越嚷越大声。
我们明天就要回莫斯科，卡帕一夜没睡好。他在沉吟和担心自己不光是没能拍到想拍的照片，已拍到的好照片也变差了。卡帕着实不开心。由于我们俩都难以成眠，于是索性给两部电影写提纲。
回莫斯科一波三折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大早就搭上福特巴士到机场。这时，小精灵又作怪，因为早上虽然有班机起飞，我们却犯下没有订机票的大错。所幸后来还有一班从阿斯特拉汗来的飞机可以搭。
阿斯特拉汗的班机没来。我们可怜兮兮地在闷热的机场里喝茶吃饼干，等到下午3点才传来消息说飞机不来了，或者，因为时间已不早，无法在白昼飞抵莫斯科，即使来了也不会继续飞。我们只得上巴士再回斯大林格勒。
我们刚走了四英里路左右，忽然有一部车从机场急急忙忙赶上来拦在我们前面。那位机长改变心意，决定下午飞莫斯科。我们掉头回机场，不意一抵达正好赶上机长做出新决定：他决定不飞。于是我们把行李搬上巴士，再走上回斯大林格勒的崎岖路。坐在小巴士的硬座椅上，那几段特别颠簸的路面尤其叫人恼怒不已。
晚餐席上，我们对奇玛斯基发火。我们破口大骂，说了很多令他不快的话，但大多有口无心，只有部分是实话。我们要他管管他的小精灵，说他被小精灵耍得团团转。我们严以责人，完全是因为在闷热的机场坐了一整天，自觉受尽折腾的缘故。
奇玛斯基先生很生气。我相信他确实已尽了力，只是我们雷霆之怒令他没有招架之力罢了，何况是要以一敌二，因为我们是搭档对他一人，一个人停下，另一个人立刻接话。正由于我们很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他去就寝之后，我们对自己的作为深感不安。我们怀着明天早上向他道歉的美意上床歇息。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早就动身，因为我们想到斯大林格勒区，拍些人们用木板和灰泥新建小屋的照片，也想参观和拍摄新建的学校与幼儿园。我们到了一位工厂统计的小屋，只见他亲自搭木架和搅拌灰泥，两个孩子就在附近的菜圃玩耍。他为人亲切和蔼，等我们拍完他盖房子的照片后，拿出集锦相簿来说明他原本在斯大林格勒有间公寓，并不是生来如此落魄。他这相簿跟世上所有相簿一样，有他襁褓、青年、入伍初着军装和退伍归来的照片，也有他的结婚照、他太太身穿白色结婚礼服的照片、他到黑海度假的照片、他个人和他太太游泳的照片。还有些是别人寄给他的风景明信片。这是他这一生完整的历史，记录他这一生中所发生的所有好事。别的东西都已毁于兵燹。
我们问道：“你怎么会刚好保住这本集锦簿？”
他合起封面，摩挲着自己毕生的记录，说道：“这很珍贵，我们都会特别小心。”
我们上了巴士，再度往斯大林格勒机场而去。我们已逐渐见怪不怪，知道在机场的这些前往莫斯科的旅客，除了行李之外还会用网袋带上两三个西瓜，因为在莫斯科很难弄到西瓜，在斯大林格勒却是不乏极好的西瓜。我们学着他们弄了个网袋，各自带两个西瓜准备送给都会大饭店的弟兄。
机场指挥官对昨天的耽误甚感抱歉，尽量想让我们开心。他亲自奉茶，甚至不惜撒个小谎讨我们欢心。他说，有一架飞机没有别的乘客，马上就会从黑海过来。结果，我们骂奇玛斯基，奇玛斯基骂他。人人脾气暴躁，空气中弥漫着误解。机场好热，热风夹着沙粒吹掠大草原，使得人人焦躁不安，彼此都没好脸色，我们也跟大伙儿一样脾气不佳。
飞机终于进站，而且来的是一架圆背单人折椅的飞机，我们非但不是惟一的乘客，机上还人满为患。乘客大部分是要到莫斯科参加建城八百周年庆典的格鲁吉亚人。他们把家当堆在飞机中央，机上几乎已是座无虚席。他们此行都已自备食物，手提箱里塞得满满的。
这架飞机跟绝大多数的圆背单人椅飞机一样，没有隔热装置，太阳曝晒金属机身，机内热烘烘的，因此我们上了飞机，机门一关上，顿时变得异常窒闷。人人倦态毕露，而人的气味又挺吓人。我们坐进看来像是自助餐厅餐盘，实际上也不比餐盘舒服多少的金属座椅。
飞机终于起飞，一起飞，坐在我隔壁的男子立即打开手提箱，切下约莫半磅已经热得快要融化的生熏肉吃将起来，油渍潸潸顺着下巴流下。他眼带笑意，为人不错，拿了一片请我吃，只是我在那时并不领情。
机内本来很热，稍微爬升之后却又开始降温。金属上的汗珠化为冰霜，机内变得寒意逼人。我们只有一身单薄衣衫，来自热带的格鲁吉亚人不习惯寒冷，更是可怜地抱在一起，这一趟前往莫斯科可说是吃足了苦头。
奇玛斯基蜷缩在角落上。我们心想，他已经开始讨厌我们了，这会儿最想做的一件事应该是，把我们送到莫斯科就甩掉我们。我们在飞机上冻了四个小时才降落莫斯科，而奇玛斯基的小精灵却南下一路跟到底。他拍电报请车子来接我们，电报被误读，没有车子。要车子来接我们，得等上两个小时。这时，有位希腊人现身了。时机紧迫时总会有希腊人现身，全球各地皆然。这位希腊人可以代为安排车辆，而他的确也办到了，只不过索价偏高，我们于是驱车前往萨伏伊旅馆。
资本主义长命百岁的特点，必定让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极为厌烦。这个地方踩息，它又在另一个地方欣欣向荣，简直就像沙虫一样，即使把他切成两截，每一个体还是可以继续存活。在莫斯科，随处可见一小簇一小群的资本主义蠕蠕而动，黑市里的人、把雇主的车子转租给别人的司机，一露面就有东西出租或者出售的希腊人更是不可或缺。有希腊人的地方就有资本主义。我们花了三百卢布到了莫斯科。我们这位希腊人很善于评估交通费可以飙到多高。他确信，他一眼就估量出我们的疲惫、懊恼和财力，开出三百卢布的不二价码，我们只得照付。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只有洗脸，没有洗澡，渴望泡个热水澡，洗个头，把自己弄得干净清爽些。我们跟“疯狂艾拉”雕像宛如故友重逢，甚至去拥抱了二楼的填充熊标本——在我们眼中，它一点儿也不凶猛。我们那只三只脚摇晃的浴缸，也变成毕生所见最美丽豪华的物品。我们在刚发现的洁身自爱的激情中，搓掉了两层皮，卡帕的头发洗了又洗。他头发又浓又黑，其实发质很不错，只是我还有点悻悻然，见他洗了三遍才出来，不免说可惜他后脑勺已经小秃。他蓦地蹦得老高，陡然旋身面对着我，口中断然否认。我拉着他的手，放在他头皮边的头发上，他似乎感觉到当真秃了一块。说来挺狠的，因为我把他手指放在镜子看不到的地方。他来来回回地走动，一面悄悄地以手指摸摸后脑勺。我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我还有点闹别扭。
我找可人儿小约过来陪我们吃了顿便饭，之后，我们一躺上床就睡死了。莫斯科风大又清凉，正适于睡眠，而我们这一睡就是好几个钟头。
邮件终于到了。我们到俄罗斯不过二十五天，却有与世隔绝数年之感。我们兴冲冲地看信，这才知道我们以为离家已久，家乡的人却觉得我们离家不久。这倒是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收拾一下装备，把脏衣服送去洗，卡帕将底片依序排好后送去显影。
他端详一下送回来的负片，口中悻悻地抱怨不已。我心里有数。底片不对劲。完全不对劲。有的是粗粒太多，这卷在显影剂里泡得太久，这卷又泡得不够。他怒不可遏。我自觉对他太狠了些，于是设法宽慰他说，这是当今世上最出色的照片，他只是对我冷笑。我便自觉地帮他整理相机以外的装备：灌打火机、削铅笔、给自来水笔汲满墨水。
卡帕有个奇怪的特点。他常买打火机，一没液态瓦斯就搁在一旁，决不再碰。自来水笔也一样，一没墨水，他决不会去装填墨水。铅笔一直用到笔芯断，就丢掉再买一枝，从来不去削铅笔。我加了打火石，灌了瓦斯，削了铅笔，汲了墨水，让他大致上可以再次面对世人。
前来俄罗斯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可以买到什么装备，于是在法国买了一把神奇的折叠式万能刀。这把可以处理世上绝大部分物理状况和若干精神状况的小刀，配备有剪刀、锉刀、锥刀、锯刀、开罐器、开瓶器、拔塞螺旋、清理马蹄刀、食用刀、杀人刀、螺丝起子和凿刀，可以用来修手表，也可以修巴拿马运河。这是一把难得一见的神奇万能刀，虽然我们买了将近两个月，只用它做过一件事，就是切香肠，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切得还真不错。
我们到《先驱论坛报》支局，猛看这两个星期的新闻报道和电报。我们看美国大使馆的印刷品，也看英国新闻处的新闻报道，甚至连演讲稿也不错过。卡帕在都会大饭店外国特派员房间溜达到处偷书。
英国大使馆万分不情愿地发请柬给我们，让我们参加新闻处举办的鸡尾酒会。我们行为不端：我们跟每位熟识的人乞讨、借用和央求香烟，满口答应一回国就寄几期漫画给他们。我们一天洗三次澡，肥皂用光了，不得不向别的特派员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