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崇祯无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10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1万两。崇祯认为1万两委实太少了些，至少得2万才够。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5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5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3千两，余下2千两给他自己。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此房急售”的字样，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大约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自然是天子崇祯。
“节俭”美德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是在帝国将亡之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但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疑心重大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虽然深恶魏忠贤的专权，但是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隐晦，等待时机，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孩子放在眼里，认为不过是和他哥哥熹宗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于是更加猖獗，甚至要求各地为他建立生祠，罪恶已经招然于世。
朝内朝外怨声载道，崇祯皇帝抓准时机，先以迅雷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然后对魏忠贤的爪牙痛下杀手，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途中上吊自尽了。崇祯皇帝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成为了可能，但是随后的一系列错误使得他最终没有实现中兴的梦想。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满清政权，此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去世，太宗皇太极在位。双方多次爆发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多是以明军的溃败告终，诺大的一个朝堂上竟找不出一个象样的元帅，崇祯皇帝对此当然不能甘心，于是他想到了袁崇焕，这个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人物。当初在宁远城用大炮打伤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就是这个袁崇焕。由于阉党的迫害，他被迫离职，这次被崇祯皇帝重新起用，自然踌躇满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大明的江山。一经上任，他就把东北的防务布置的井井有条，使后金不敢窥盱宁锦一线。但袁崇焕的敌人毕竟是蒸蒸日上的后金政权，是多谋善断的皇太极，更重要的，袁崇换的主子是崇祯皇帝，心急、多疑是崇祯的致命弱点，这就决定了袁崇焕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施展他的抱负，更可悲的是皇太极的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毫不费力地致他于死地了。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京畿的北面越过长城，威胁北京，袁崇焕率部回京勤王，正当袁崇焕部开到北京城下的时候，清军突然鬼使神差的出现了，给崇祯造成了假像，是袁崇焕部引清军来攻城的。因此，城上的守军坚决不准城外的部队进城，千里奔袭而来的袁军此刻已是筋疲力尽，即不能进城休整，又要面对强大的八旗军队，但是袁军还是成功的打退了清军的进攻。是夜，皇太极派手下心腹将领在明军俘虏面前大肆宣扬如何与袁崇焕约定献城投降，然后故意放俘虏逃跑。俘虏怎知是反间计，回城后一五一十地向崇祯皇帝作了汇报。本就多疑的崇祯将几见事联系到一起，便认定袁崇焕必是汉奸无疑，于是将袁崇焕诳进城内，打入大牢，并于数月后凌迟处死。从此，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
明朝末年，出现了三日并举的局面，一个，北京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政权，第二，沈阳以皇太极为首的清政权（天聪十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第三，西北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说到李自成，农民军起家，本在舅父老闯王高迎祥手下为将，舅父被俘就义之后，被公推为新闯王。明朝对农民军战绩要远远好于对清军的战绩，明军的将帅如洪成畴、陈奇瑜、孙传庭、卢象升、熊文灿都有对农民军的辉煌胜利。
陈奇瑜曾将农民军逼入车厢峡，险些让李自成、张献忠困死其中；孙传庭潼关大败农民军，并活捉了老闯王高迎祥；熊文灿追得农民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张献忠、罗汝才（曹操）亦在其中；卢象升滁州大捷，农民军尸横遍野。更有大将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冲突左右，本来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不是没有可能，但就是崇祯皇帝的性急，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农民军，明军将帅稍有败绩，非死即贬，明朝的栋梁之才损失待尽，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孙传庭入狱，一个个将星的陨落，注定了明朝的灭亡。
上吊身亡
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