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老婆听见门口有人说话，也跑了出来，一见是贼偷了她家生蛋的芦花老母鸡，气得抖抖的。施耐庵晓得李大是个硬汉子，挑私盐时跟张士诚一块造反的，很有本领，张士诚兵败后才逃回家，便问他为什么偷鸡？李大说：“不瞒先生说，我家里有个90岁的瞎老母亲，已三天没得一粒米下肚了，不得已才做了这种下贱事，真对不起先生。”施耐庵一听，对李大很同情，连忙叫老婆盛饭给他吃，并对李大说：“我有二两银子用红布包了放在房间里的大梁上，你今晚如能偷到，偷鸡的事恕你无罪，银子也送给你拿回家奉养老母，不过今后可别再干这种营生了。”李大一听忙说：“请先生放心。我今生再也不干这偷窃的事了，但先生的银子我不要。”李大不晓得，施耐庵叫他偷银子有用意呢。原来施耐庵写时迁盗徐宁的传家宝，写来写去都不象，他宁愿用二两银子买个见识，便对李大说：“我早听说你是条硬汉，今儿一定要显一手把我望望。”李大不好再违拗，只好答应了下来。施耐庵的这一举一动，可把站在一旁的老婆急坏了。到了晚上，施耐庵晚饭一吃就上床睡觉了，他老婆可有心眼哩，把房门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睡在床上灯也不敢熄，两眼死盯住梁上的红布包。她心里话，除非你李大变只苍蝇飞进来，要不然这银子你莫想偷到。她哪里晓得，这时李大已躲在房间里的衣柜后头了。她眼睁睁的一直看到半夜，实在困了，便打了个盹。这时，施耐庵可两眼睁多大地睡在床上呢，他先听到几声老鼠叫，又见李大象只跳蚤似地往梁上一蹿，把银子偷走了，空红布包还是在梁上。第二天天亮了，他老婆望望红布包还在那里，心里蛮欢喜的。门一开，只见李大来了，手上捧着二两银子送给施耐庵，施耐庵老婆再把红布包一捏，里头空空的，银子已经偷走了。施耐庵叫李大把银子拿回家去奉养老母，李大一听双眼流泪，怎么也不肯要，拜别施耐庵就走了。施耐庵没法，在第二天大早，又派人送了二斗米到李大家。据说，打这次以后李大便做起了小本买卖，再也没干那偷窃的事。传说从这事以后，施耐庵把《水浒》中有关写时迁的章节全部撕掉了，重新写了一遍，鼓上蚤时迁就是取的李大的原形。
巨著传后世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在淮安又住了几个月。他把施耐庵留下的书稿做了番整理后，即动身到全国的刻书中心--福建的建阳去，准备把《水浒传》刻印出来。可是，这里所有的书坊，没有一家敢承受。罗贯中无法，只好在建阳住下，等待时机。这时，他又将《水浒传》重新做了纂修和编次，同时集中精力，写成了《三国演义》。不久，他也染病，《三遂平妖传》只写了二十回，没有写完，便离开了人世。过了150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被朝延派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这时，罗贯中的后人便以“乡谊”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坊间刻印出版。
可惜的是，这个最早的《水浒传》版本，几经改朝换代，人世沧桑，现在只剩下一个五回残本。明万历十年，有个化名“天都外臣”的人，根据民间抄本，自己写了个序，重新刻印问世，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本《水浒传》。
瞿佑
瞿佑（1341年～1427年），明代文学家。“佑”一作“祐”。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颇有诗名。当时著名诗人杨维桢至钱塘，年方14岁的瞿佑见杨的《香奁八题》，即席奉和，俊语叠出，受到杨维桢的赏识，袖其稿而去。他与当地文人凌彦□是忘年交。彦□曾作咏梅词《霜天晓角》、咏柳词《柳梢春》各100首，号“梅柳争春”，瞿佑一日之内全部作和，凌彦□惊叹不已，呼瞿佑为“小友”。洪武时期，由贡士荐授仁和训导，历任浙江临安教谕、河南宜阳训导，后升任周王府长史。永乐年间，因作诗获罪，谪戍保安十年。洪熙元年（1425年），遇赦放还，先在英国公家主持家塾三年，后官复原职，内阁办事，但不久他就离开人世。他的著作有《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剪灯新话》等20余种。
《剪灯新话》是部传奇小说集。主要叙述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由于作者抱有明确的“劝善惩恶”（《剪灯新话》自序）目的，所以绝大多数故事充斥着因果报应的说教，带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其中少数篇章表现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从侧面反映了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遭遇。如《翠翠传》里的金定和刘翠翠，本是自主择婚、过着美满生活的恩爱夫妻，但战乱却拆散了他们，使得刘翠翠成了李将军的宠妾，金定为了访妻，备经险阻，夜行露宿，到了李将军处，还只能以兄妹相认，最后是双双殉情而死。故事较为凄惋动人。还有少数作品虽以因果报应说教贯穿篇章，但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修文舍人传》通过阴间和阳世的对比，说明人间官府“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的腐败，也表现对冥司用人能“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的向往，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又如《绿衣人传》通过女鬼的控诉，指责了权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罪行，也反映了封建社会里达官贵人的姬妾们的悲惨命运。书中不少故事的情节较为曲折，文笔也还明净清新，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但作者为了显示自己才学，所记答问，有时诗词动盈篇幅，反而破坏了传奇小说的结构，显得支蔓芜杂。明代正德六年杨氏清江堂刻本《剪灯新话》《剪灯新话》成就并不算太高，但它和《剪灯新话》、《觅灯因话》等明代传奇小说，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因此在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剪灯新话》的故事情节，有助于谈资，为明代拟话本和戏曲提供了许多素材。《金凤钗记》、《翠翠传》、《三山福地志》被凌□初改写成话本，编入“二刻”《拍案惊奇》中；《寄梅记》被周德清改写成话本，编入《西湖二集》中；《金凤钗记》还被沈□改编成戏曲《坠钗记》；周朝俊的戏曲《红梅记》采用了《绿衣人传》一些情节。
《剪灯新话》在中国早已无足本流传。明高儒《百川书志》所载《剪灯新话》4卷，附录1卷，篇数还完全。同治年间出版的《剪灯丛话》里所收的《剪灯新话》只有2卷，篇数已不足。但在日本，却有庆长、元和间所刊活字本，篇数最完备，董康诵芬堂曾据此翻刻。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近人周楞伽（署名周夷）的校注本，共4卷20篇，附录2篇。附录中的《寄梅记》，系周楞伽据《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