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童年好友黄金海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菜花飘香。终于可以亲近故乡这片黄土地，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颤抖。故乡的那口大堰塘，还是那么宽阔，还有那口永不干涸的吃水塘，如今还是大多数乡亲赖以生存的饮水之源。那座渠道，已经变得扁平，不再有往日的威武雄壮。那片博大的竹林，也已经萎缩，成为一道不起眼的风景。
对于金海的最初记忆是关于我们一起和稀泥的时光，那时候读小学才二元的学费，农村的孩子不能跟现在的孩子攀比，没有条件像现在的儿童玩像样的电动玩具、变形金刚、奥特曼，我们只能玩打梭，折起父辈的纸烟盒打牌子，再就是玩泥巴，用黄泥巴做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比如轿车、吉普车什么的，那时候我们非常羡慕开小车的司机叔叔们。其实，想想也真美妙，开着汽车的感觉也很酷的，让人展翅欲飞，就像天空的鸟儿一样自由自在。
我记忆中的那片大竹林，我和金海曾经在林子里捉迷藏，肚子发胀的时候，我们就地大小便，用光溜溜的石头开屁股，那种感觉真叫爽啊！
我还记得，林彪马失前蹄那几年，社会风行一种嘲讽林彪的顺口溜，顺口溜这样唱道：“飞机非得高，炸林彪，……”有了金海这个名字，我们这些小伙伴讲顺口溜一改，变成了焕然一新的“绝唱”版：“飞机飞得高，炸林彪，飞机飞得矮，炸金海，金海不投降，炸他的娘，他的娘不哭，炸他家的屋，他家的屋不垮，炸他家的瓦，他家的瓦不破，炸他家里的老家伙……”我无意用这首顺口溜诋毁金海的家人。怪只怪童言无忌。不过，这首顺口溜所荡漾的韵律，念起来让人感觉有些妙趣横生哟！
我与金海是在我的老家伯母的大年酒席上再次见到的。时间是今年正月初一。此前我们足足有二三十年没有打过照面。在酒宴上，我还看到童年伙伴蔡光春头发稀落几近谢顶的父亲。乘着酒宴开席的空当，我还见着了成亮、秋生等童年时的伙伴。当时，我产生一种冲动，我好想抽个时间同他们坐坐，甚至促膝谈心抵足而眠……为此，我还给他们留下自己的卡片。在小城里，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着伙伴的到来，孰料光春的父亲将我的卡片弄丢，另外几个也毫无音讯。年过月近，我不能再拖延了。如此等待，说不定他们都要为一年的生计开始奔波了。
金海家位于驼子岗最后一排，村庄后面是一片竹林和新徐公路，村庄东侧也是一片竹林，竹林边陲是一棵光秃秃的椿树，椿树大概有五六米高，交错的树桠间镶嵌着两个如钵大小的鸟窝。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是一处好地方，既可以陶冶身心，也可以潜心写作的。看到这种图景，我真的有些羡慕金海的好福份，能够拥有这么舒适的居家场地。
黄金海，是我的同龄人，我儿时穿开裆裤的伙伴。金海，农历1972年9月26生于陶田村驼子岗湾。金海九岁入学堂门，小学辗转于三地——张子福、姚湾村、松林村。低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由于频频更换教学场地，到高小时对老师的生疏，成绩日渐低落，勉强读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便辍学回家。在家里呆了半年，先跟着乡亲们学做小工，一年之后，当了泥工，现在成为具有十五六年工龄的手工业者。金海一生游历甚广，先后去过北京、宜昌、鄂州、汉口。
在北京，金海住了二个月，那是1997年的事情。当时的工价是每天35元。北京实行的是梯形工价。那是一幢七层住宅楼，内外粉刷。每天金海他们吃完早饭去上工时，天才擦亮。从市郊出发，乘票价二三元的公共汽车赶到远郊。感受最深的是气候不适，不速而至的黄沙尘让人很不适应，回到住宿地时个个灰头土脸。还好，厨师是家乡人，每天早晨按照家乡习俗吃稀饭。若是依照北京的惯例吃面食，甭提会多别扭呢！
19岁奔赴宜昌打工的时候，金海遇到一个忘年交。提起这个人，我看见金海的眼里闪现一道异样的光亮。那个人是金海的同事，一位姓周的年轻人，比近乎年长十来岁。金海与周师傅很谈得来，周师傅也很喜欢金海。因为金海是新洲人，周师傅是邻县黄陂人，所以他们很快成为关系甚密的工友。周师傅为人开朗通达，能言善辩，手把手教金海学手艺活，对自己的从艺心得毫不保留。在宜昌那二年，是金海从艺生涯中最感欣慰的时期。
那天，我去驼子岗找金海，金海正在打麻将，我等了他一二个小时。抹玩牌回到家，金海颇有感慨地说，这一生一晃就是几十年，难得你三番五次到我家来，这次一定陪你好好聊聊。于是，金海跟我兴致勃勃谈起他在宜昌打工的辛酸往事。
20岁那年冬天，金海所在的建筑队与另外一个建筑队发生群殴事件。由于金海他们所在的建筑队人员分散，对方的大队人马人多势众人马集中，金海逃遁的时候，跳一个三米深的地基坑失足，将足踝摔成骨折，心急火燎慌里慌张爬起来继续奔跑，背上挨了几块砖头，从此以后，每逢看见打群架，金海便心惊胆颤，避之唯恐不及。回到工地，脚踝肿大，经宜昌附属医院确诊为脚踝骨折，卧床休息一个月有馀，工地老板还请了专人看护，出院时蓬头垢面，简直不像个人样……年底回到家里，一瘸一拐的，走起路来二步合作三步。
翌年五一，金海重返宜昌工地，周师傅早就因为与老板性格不合毅然辞别，因为没有一个可以知心交心的朋友，只呆了一个多星期，金海便带着失望步了周师傅的后尘。金海也感为此到遗憾，因为离开宜昌之后，金海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姓周的忘年交。
金海学艺也并非一帆风顺。在鄂州市区打工的那段时光，是金海学艺起步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是新学徒，比较外行，许多基本操作都不算很熟悉，金海便掏出香烟向同行虚心求教。其后，在鄂州葛店电厂那两年（1993年到1994年），金海在技艺上突飞猛进，慢慢地成为一名合格成熟的泥工老手。
金海还颇有感触跟我讲起他在打工中经历的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那是1996年夏天，金海二十四岁那年在武汉工地，时值夜班时分，忽然下起中雨，当时他和工友在二楼灌混凝土，他们淋着雨点工作了一个多小时。一个民工的二句话，入木三分地道出了他们的感受。那位工友饱含深情地说道：“这次打工的工资一定要存到。让子孙都知道这些钱是么样挣得来的。这是我打工挣下的血汗钱呐！”
1997年是金海最开心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经过三四年的苦苦追求，终于找到他人生的另一半——同村的姑娘小余。小余属兔，金海属鼠。按照金海的逻辑，兔和鼠的结合，是最完美的搭配。第一次在驼子岗看到小余，我就莫名地感到小余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当我把这句话委婉地告诉给金海，金海的眼里放射出一丝不易觉察的骄傲。金海告诉我，你的猜想是很对的。那一年金海与小余同在本地窑厂打工，由于小余相貌出众，当时追她的小伙子差不多有一个排，听说远村有个小伙子对小余垂涎已久，死缠烂打，结果被小余德高望重的四叔一手“枪毙”。小余的四叔独具慧眼，看中勤劳敦厚的金海，成全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金海刚刚结婚的时候，由于做房子办婚事花费了许多钱，欠下近万元债务。经过三年的勤扒苦做，金海总算还清了欠账。那三年，是金海家庭经济最拮据困窘的时候。
1999年，计划生育工作组开到了驼子岗，将金海的父亲家宅团团围住（其实金海的家宅在村庄最后面一排），说一定要将小余带回卫生院结扎。那年月，计划生育管理非常严厉，有的工作人员还有过上房揭瓦，进屋拆大门的举措。因为完不成政治任务，工作人员难辞其咎，将会收到严重的处罚。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吊颈不解绳，喝药（指农药）不接瓶。”混乱之中，金海偷偷地携带着妻子小余去了建筑工地，他们也痛痛快快地当了一回“超生游击队员”。这一次出去躲避，是一度春夏。金海的母亲因为抗拒工作组，用砖头炸伤了执法人员，被捉到乡派出所关押了几天。
去金海家的第一天中午，金海的父亲热情地款待了我。金海的父亲黄圆生，和我父亲也是童年的伙伴，他是陶田村的出纳兼会计，我媳妇在贺桥总支干妇女工作时，他曾大力协助过她的工作。在饭桌上，我谈起金海母亲当年的壮举，金海的母亲苦笑着说道：“你不晓得呐！那天乡政府来了三十多个人，要是我不跟他们硬拼，那我现在哪能有抱孙儿的福份？！”
用金海的话说，2000年是他的“劫”年。
首先是工钱难讨。2000年金海随火旺到武汉干了二个月点工，佃工的工价是每天35元，到年底腊月二十好几只得了六七百块钱，至今仍有好几百块钱被拖欠。这一次是乡亲坑人。
无独有偶，同年经过金海细伢的舅佬（即舅爷）的介绍，金海来到新洲城关陆续作了一年的泥工活，到了年底算帐，金海弟兄三人共有三千多元工资未能兑现，以后隔年去讨狗肉账，至今这个舅佬尚拖欠一千多元。原来，舅佬将民工的工资私自挪用，在城区作了一座漂亮的别墅。舅佬恐怕是忘了亲戚的身份，把金海只看作是普通的乡亲吧？
2000年，儿子出生，上缴罚款五千元，的确是个让金海焦头烂额的年份。金海家头胎是双凤。按政策双女户必须结扎，可是金海宁愿超生罚款，也要生个儿子。这个小子的出生，也是金海一生最惬意的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中国传统农民的顽固思想，我也曾亲眼看到像金海这样的家庭。儿女双全，可以享尽天伦之乐，确实是人生一大快事。那一刻，我仿佛不可理喻地承认了金海这种选择情有可原。
超生那年交纳的五千元罚金，有三千元是金海的血汗钱，另外近二千元是舅佬还的欠款。是年年底，金海家里可以说是揭不起锅来。
我问金海，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金海颇有意味地瞟了一眼小余，随即说，要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找了小余这样漂亮贤淑体贴温厚的好媳妇。小余连忙阻止金海，这样的事情写进文章做么事呃？
对于小孩未来的教育，金海表示，只要他们有那份天资与机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他们的学业。
经过三天的实地走访，我终于完成了与黄金海的交流。当我的摩托车驶出驼子岗的那一刻，我的耳畔又响起那首顺口溜，“飞机飞得高，炸林彪，飞机飞得矮，炸金海，金海不投降，炸他里娘，他里娘不哭，炸他家的屋，他家的屋不垮，炸他家的瓦，他家的瓦不破，炸他家的老家伙……”我仿佛回到二三十年前，又看到自己在前面唱，金海在身后气急败坏地追撵的那道充满童真的场景……
拘束而忧郁的单身汉
——记我的童年伙伴巴正明
（一）如影随形的童年岁月
罗松林声情并茂地描述那次他去找巴正明的情形。正明和弟弟坤明谈得正火热，见了松林马上开溜，松林有些夸张地说，我就找你正明。正明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六（坤明排行老六）在－在这－这里。你－你－你，找－找我－六－六……”说完，马上钻进卧室。
诚如童年伙伴罗松林所言，封闭而孤僻的巴正明见到我肯定会敞开心扉，因为我是跟巴正明玩得最好的童年伙伴之一。
巴正明，我的童年伙伴，1967年生于邾城街向东村孙家畈。1984年从小学四年级辍学回家，放牛三年，1987年开始辗转于内蒙古、天津、汉口做民工。
巴正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儿时的好伙伴。1980年春天，我家迁往县郊。从小学一年级下学期起，我便就读于向东村小学。正明家是一幢土砖房子，位于我家后面一排。吃完早饭或者中饭，我常常到他家去邀约他一起上学，我们一起打玻璃珠子，打纸牌子（香烟盒折成）。放假时，我们一起结伴去县城看出租的小人书，二三分钱管半天。星期日放假时，我也经常去他家玩耍。因为他家里有各式各样的小人书，这在当时的年代，还算是比较稀罕的事情。当然，他对我的请求并不是完全满足。对于那些他心爱的书籍，他怕我弄脏扯破了，便偷偷地藏在床板底下或者砖旮旯里，吊我的味口，让我欲罢不能。
闲时，正明喜欢逛街，去溜冰场，看武侠、战斗片、警匪枪战片。那时候，新洲农村盛行看电影。80年代中期一个夜晚，县机械厂礼堂放映电影《上海滩》，机械厂的大门紧锁，我们从后门溜进去，只见礼堂里早已人满为患。
新洲县原来有个露天电影院，门票要花钱，我们却有办法看到免费电影。我们三五成群绕进县人武部大院，窜上一幢宿舍楼顶层，顶层的阳台对面便是电影院白墙做成的幕布。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免费电影，而且还能痛痛快快地乘凉。只不过那里安全系数却很小，稍不留神便会酿成人命。为此，我们多次被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撵下阳台。
当时除新洲电影院外，还有顾岗电影院（原来是新洲经管学校，位于现在的邾城街骨伤科医院西侧）。当时顾岗电影院有一个大门和一个侧门，管理相当严格。我们常常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因为有许多观众喜欢带着家人前往，他们往往是前面一人捏着三四张电影票。所以，这样反而被我们轻而易举地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