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谈，陶德曼斡旋，已经被许多人知道了，还保什么密？”居正不高兴地说。
大家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提出批评，不敢作声，都望着另外两位老同盟会员汪精卫和于右任，希望他们进言。
汪精卫见于右任不吭声，就说：“觉生兄批评得很对，的确没有保密的必要了。好，下面请徐次长报告。”
徐谟用浓重的江苏吴县口音，将上月四日上午和十三日上午，蒋介石两次会见陶德曼，十三日下午，孔祥熙就和谈地点与和谈代表级别问题，与陶德曼面晤，二十日上午蒋介石会见川樾茂，同日下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的紧急会议上，与会的二十多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高级将领，除李宗仁外，都表示接受和谈；接着，蒋介石又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交换意见，都表示同意；二十二日下午，组织中日和谈代表团等等情况，一一报告，然后说：“二十八日，陶德曼就中日和谈问题，会见了孔副院长，二十九日又会见了外交部王部长，除了原有的五项条件不变外，又加了两条：一是上海停战区域，必须在一九三二年五月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但扩大多少面积，日本没有提出来；二是中国政府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
徐谟见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越发来精神了，他喝了口茶，接着说：
“三十日上午，本人陪同陶德曼先生从上海去南京。路上，陶德曼对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本来有几次好机会与交战国的英、法、俄和谈，但德国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坚持打下去，最后以投降告终。希望中国引为借鉴。’我将陶德曼的话报告给委员长，他说：‘这是朋友的忠告，应当重视。’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时，德大使又会见委员长，本人又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说：‘战争再打下去，中国的失地越大，将来的和谈停战条件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蒋委员长连说：‘我理解，我理解。’他向德大使表示，除了华北主权必须保持外，其他条件都不能算是亡国条件，都可以接受作为谈判的基础。我的报告完了，谢谢诸位！”
汪精卫缓缓起身，说道。“刚才听了徐次长的报告，本人感慨万千。对蒋先生渴望和平停战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也十分同情。”他把有关难民和伤兵的见闻说了一遍，心情沉重地说：“越打国家损失越严重，老百姓越遭殃。如果南京这一仗打下来，又将是什么结果呢？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好，现在请诸位发表意见，国难当头，究竟该怎么办好？”
于右任扭过脸，问坐在身旁的张群说：“岳军兄，你是中日和谈中方代表团长，和谈进展得怎样了？你先跟大家说说，讨论起来有个基础。”
“伯循兄！和谈还没有开始呢！”张群苦笑一声。
“你们不是上月二十二日下午就组成和谈代表团吗？快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行动呢？”于右任疑惑不解地说。
张群、蒋介石与黄郛三人，是一九一二年结成的拜把兄弟，他明知和谈未能进行是这位把兄的责任，但得维护蒋介石的威望，说道：“难啊，一言难尽啊！”
“伯循兄！和谈阻力很大，主要阻力来自共产党。”汪精卫乘机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共产党只晓得天天唱抗战高调，如果让八路军去守上海，他们守得住吗？去守南京，又守得住吗？”
“啪”的一声，惊得在座者的心“嘣”地一跳！大家用诧异的目光，随着响声的发源处搜索过去，只见年过花甲的居正竖眉立目，又“啪”的在桌子上一巴掌，愤愤地骂道：“跟共产党合作，是瞎了眼睛！”他过分的气恼，使两条脖筋胀得鼓鼓的，如同两条蚯蚓在蠕动，“我居正是国父的追随者，对国父无比崇敬。但是，我又是众所周知的西山会议派，反对今天继续坚持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会场一阵沉默。
居正公然在众人面前以西山会议派自居，刺伤了汪精卫的心。内心的愤恨，促使他狠狠盯了居正一眼。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谢持、张继、居正等人想推举邹鲁、林森上台。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凭着孙中山遗嘱执笔者的身份，同盟会老党员的资格，表面上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赢得国民党左派的敬佩和拥护，加之粤军首领许崇智等军界人物的支持，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对此，未上台者不服，邹鲁、谢持、林森、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十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和弹劾汪精卫的决议。尽管一九二六年四月汪精卫第一次当国民政府主席下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对，而在于蒋介石的要挟，但他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一直对西山会议派怀恨在心。
现在，居正在这种场合提出反苏、反共、反孙中山、反汪精卫的西山会议，汪精卫又恼又喜：恼的是居正旧事重提，触动了他心头上的伤疤，喜的是居正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正适合他的心意。
“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也是国父的信徒。我认为，过去，也就是国父逝世前后一段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是正确的。”汪精卫敏捷地瞟了居正两眼，看不出他脸上的感情有什么变化，于是加重语气说：“也是无可非议的！”他放炮似的说了这一句，马上把语气缓和下来，“当然，今天形势不同了，再与共产党合作，就是严重的失误。”
孔祥熙见居正、汪精卫指桑骂槐，影射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住了，说道：“过去，国父和汪主席与共产党合作，是反军阀的需要，今天，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合作，是抗日的需要。时间不同了，形势也不同了，但是，政治上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
汪精卫避免在会上与亲蒋派论战，不与孔祥熙辩论，说道：“共产党说国共合作要坚持他们的独立自主，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中日和谈，为什么要受共产党的制约？”
“《新唐书》里的《陆象先传》说得好：‘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堂堂独立自主的国民党，偏要与自己的敌人搞什么第二次合作，如今让共产党牵着鼻子走，自讨麻烦，何苦之哉！”陈果夫说到这里，傲慢地瞟了孔祥熙一眼。
他能如此，不无原因。陈果夫是老同盟会员陈英士的侄儿，而蒋介石未出茅庐前，通过当时在陈英士部下任总参谋长的把兄黄郛和陈果夫的穿针引线，而深得陈英士的提携。出于这样一种特殊关系，陈果夫敢于在蒋介石面前直来直去，在今天这种场合，也只有他敢于与孔祥熙唱对台戏。只见他右手向前猛地一推，说道，“必须排除共产党的干扰，坚决与日本实现和谈停战！”
会场上又一阵沉默。
“能够和谈吗？这些条件能够接受吗？”邵力子是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但他不愿意因驳斥汪精卫、居正、陈果夫的反共言论而彼此伤感情，只就和谈条件发表意见，“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条件，国家将是个什么样子？我看，共产党不骂我们，老百姓也会骂哩！”
“仲辉兄，不和则战。但是，战，能够取胜吗？”张群望着邵力子，反驳说：“五个月的抗战，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两个字：血！火！希望你老兄正视这个现实。”
“正因为我没有正视这个现实，才没有资格当中日和谈代表团长，”邵力子厉言相对。
陈立夫眼见将出现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赶忙说：“我看今天就讨论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分歧，等委员长来武汉以后再讨论一次！汪主席的意见呢？”
“同意休会。”汪精卫说，“我看对中日和谈问题，分歧不大，请大家付个表决，也好向蒋先生报告。”
表决结果，与会者十五人，除了邵力子外，其余的人不但同意和谈，而且希望立即行动。
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汪精卫夫妇刚吃了午饭，陈公博来了。他一进屋就冲着汪精卫夫妇喊道：“汪主席，璧君姐，我才从南京来，肚皮还是空荡荡的，快给我饭吃。”
“你愿意吃什么？快向姐姐说。”陈璧君欢快地笑着说。
“这还用做弟弟的说，把好吃的拿出来。”陈公博见小圆桌上摆着一盘天津鸭梨，抓起一个就吃。
“你看你，皮也不削。”汪精卫亲昵地说着责备话。“饥不择食哩！”陈公博怡然一笑。
陈公搏与汪精卫夫妇这种亲如一家人的关系，由来已久。他自从一九二五年二月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之后，一直受到汪精卫的重用，并成为知己。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时，任命陈公博为军委训练部主任。同年八月，廖仲恺被刺后，他继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汪精卫主持国民党的中央工作，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汪精卫在武汉主政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汪精卫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出走法国后，陈公博组织国民党内的反蒋亲汪势力，于一九二八年冬，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自任总干事长，他因此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国民党改组派。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合作，出任行政院长，任命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一九三五年冬，汪精卫辞职赴德国治病，陈公博也辞职赴欧洲旅游。卢沟桥事变后，他们相约回国，陈公博现任国民党中央民众部长、军委第五部部长。
随着一阵高跟皮鞋的“橐橐”声，陈璧君赴伙房吩咐厨工做饭菜去了。“公博！听说几天前，你与老蒋吵了一架，是怎么回事？”汪精卫比陈公博大十岁，又因为关系密切，在今天这种场合，他对陈公博直呼其名。“说来话长。”
“你就长话短说吧！”
陈公博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一口梨子，掏出手帕抹抹嘴，说道：“五天前，我从广州回到南京，见到仲鸣兄，得知老蒋成立中日和谈代表团，因周恩来他们到了南京而放弃谈判的事，心里很反感，就去找老蒋……啊，不耽误你的午睡吗？”
“不要紧，你说下去。”汪精卫说。
“我对老蒋说：‘蒋先生！共产党可恨而绝不可怕，和谈可坚持而绝不可放弃。既然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希望立即与日方进行谈判，千万不可因为周恩来在南京，就畏缩不前。’可是，老蒋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却质问我……”陈公博叹息一声，不言语了。
“他质问你什么？”汪精卫愣住了。
“他质问我：‘你这是听谁说的？是汪先生告诉你的吗？’你说可鄙不可鄙？”陈公博望着汪精卫那感情急剧变化的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