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也是推陈出新的助产士。中国战败以后，许多有识之士反躬自问，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才30年，怎么就强大得居然将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打败了呢？日本人不仅学习西方的“奇技淫巧”、“船坚炮利”，也在努力借鉴它的政治制度、教育思想、法律体系等。鸦片战争之后仅局限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论调者，下课的钟声已响，而一批主张西学是批判中国旧文化、启发民智、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的知识分子，有了越来越多的听众。梁启超即强调“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西学书目表序例》）。
为在中国推动西学传播，1896年，梁启超编成《西学书目表》，次年又编成《西政丛书辑要》，并与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合力创办了大同书局；此外，维新派还创办了译书局、报馆、学堂，广泛地宣传、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维新派译述的西方论著的内容开始偏重社会科学。在当时所有介绍西学的译著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
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66年，严复进马尾船政后学堂，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公派英国留学。留学3年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研读大量有关论著，特别赞赏、认可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1879年回国，先在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连续升为会办、总办（校长）。
甲午战败几成了严复挥之不去的梦魇，他因“国势日危”而“腐心切齿”，遂比较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之不同，发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如此等等，已然导致先进、落后的分野。他欲“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也”（《天演论·按语》）。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次年在天津出版。
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指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维新变法，才能自强保种，由弱变强，否则就会亡国灭种，被世界潮流淘汰。《天演论》敲响了民族救亡的警钟，国人引颈鹄候，如饮狂泉，激起了传统中国的极大反响。著名学者吴汝伦称誉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康有为称之“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严复所译《天演论》宣传的自然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成为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理论基础。
直到30多年后，胡适还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胡适口述自传》）。可以说，作为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的严复，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由此，对西方文化的弘扬和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上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主张变革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康有为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梁启超说，日本“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本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谭嗣同也认为，“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甚至有维新思想的官员也逐渐认可这条路径，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劝学篇》中，就大力提倡莘莘学子去日本留学——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3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在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此外，有意思的是，几年后，也就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其中，著名人物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其美、陶成章、喻培伦、方声洞、秋瑾、徐锡麟、林觉民、孙武、胡汉民、蒋介石、阎锡山等一大批人，正是这批在日本的留学生，成为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骨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腐朽、落后、反动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延续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帝制也宣告结束。
从此，中国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 民主科学 “其命维新”
辛亥革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但清王朝是推翻了，民国也建立了，专制主义却阴魂不散，袁世凯篡权倒行逆施，重新提倡三纲五常，居然做起了皇帝梦；之后，又闹了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北洋军阀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方列强的租界还存在，帝国主义势力仍然盘踞中国，日本悍然提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辛亥革命驱赶了紫禁城里的少年皇帝，中华民国却不过是一副空躯壳，民主、共和成了政治舞台上扑满尘灰的两件道具，空气里弥漫的是故宫太和殿上飘过来的封建气息。
虽雨泼风抽，“救亡图存”的火苗不息，又在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胸中升腾，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爆发了。这批知识分子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他们基本上受的都是新式教育，许多人还经历了欧风美雨或者东瀛花潮的沐浴，而且，大多数人专业或其专长是人文社会科学。“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当时的中国，没有谁比他们更痛感：要改变中国这残山剩水的现状，就必须从革新文化入手，探寻一条新的救国道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即更名为《新青年》），在创刊号上，他开门见山地宣告了这批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似修身治国之道。”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之所以蹒跚跌倒，除了有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外，更深层的原因在文化方面：鉴于中国传统文化树大根深，盘根错节，中国社会与文化对西方的反应历来比较迟钝、滞后；在天朝上国虚骄心理的发作下，即使迫于无奈想学点西方，也只能是“中体西用”，学点器械制造什么的，祖宗的道统、纲常那可是宝哥哥的“通灵宝玉”，万万动不得的，而不能从重建文化的价值观念入手。因此，陈独秀强调，“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陈独秀大胆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之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1916年2月）。
所谓“伦理的觉悟”，促使他们对西方的学习又进而由制度层面至观念层面，于是，民主（“德先生”，Democracy之音译）与科学（“赛先生”，Science之音译）的两面大旗呼啦啦扯起来，在古老神州的天空上，这大旗划开了一方全新的视野——用“人权”观念取代封建纲常伦理，以科学取代迷信盲从，确立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观念，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更新文化价值观念以改造国民性”，以培养有独立自主人格的现代公民。要达到这一文化启蒙的目标，“打倒孔家店”之说便应运而生，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专制时代的正统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在“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中，鲁迅与吴虞是两位干将。
1918年4月，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这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弊害”是什么呢？那就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一看，这每页的字缝里，却只看出了“吃人”两个字！当时，远在四川的吴虞读到这篇小说，深感遇到知音，连续向《新青年》投稿并发表了《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论。他将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观点进一步上纲上线，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并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思想上对封建主义文化给予了前所未有地沉重打击，孔孟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从此失去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人们独立思考，冷静分析，希望选择一种新的、符合国情需要的思想文化。在这个节骨眼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留学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关心祖国救亡图存的他，开始接触一些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论著。1916年，李大钊回国，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员主将。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李大钊敏锐地洞见这一事件的伟大意义及对解决中国问题的借鉴作用，连续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介绍、赞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初，又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北方局的负责人。1927年，他牺牲于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下。
周恩来也比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一样，这情况也发生在他日本留学期间。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即筹划考官费去日本留学。他给同学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著作《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常常外出进行秘密活动。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回国前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等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这是一首著名的就义诗，乃烈士夏明翰就义前所写。80多年来，不知道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为革命奋斗，为主义献身，前赴后继，虽死犹生！
夏明翰（1900—1928年），字桂根，湖南衡阳人。1920年，夏明翰脱离封建家庭，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结交。次年秋，他入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并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共产党。入党不久，夏明翰任自修大学附属实习学校教务主任，还参加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1923年，夏明翰转向农民运动，在其影响下，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离家到广州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都牺牲于湘南暴动。1927年初，他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并兼任毛的秘书。同年夏，武汉政变发生后，夏明翰调任新改组的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后配合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
1928年初，夏明翰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3月18日，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因坚贞不屈，入狱仅两天后遇难。在狱中，写下了3封分别给母亲陈太夫人、妻子郑家钧、大姐夏明玮的遗书。临刑前，又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留下的3封遗书，恰可为这首《就义诗》做出注脚。
在给大姐夏明玮的遗书中说：“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在给妻子郑家钧的遗书中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信中的“赤云”系其女儿名，后更名为夏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