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在各处流亡地一经草草安顿，便抓紧一切时间开课。民房条件差，没有水电设备，师生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利用两只木桶接上皮管来解决实验用水；没有酒精就用木炭盆充酒精灯；没有电源，就用自备的10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发电；缺乏培养钵就以酒杯代替……尽管物质条件再差，师生们对教学、实验的要求却是一丝不苟，非常认真。
1944年10月，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借在此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物理年会和中国科学年会，参观了坐落于遵义与湄潭山水间的浙江大学。这位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惊异不已，在眼前的这样一个简陋如山寨般的大学上空，竟然飘荡着只有在剑桥、哈佛等世界一流大学才会有的自由精神与学术气氛。李约瑟叹之为“东方剑桥”。“东方剑桥”里有不少当时处于科学前沿的研究，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后者的中微子研究，更属世界性的重大发现。此外，1943年秋季进入浙大就读的李政道，日后与杨振宁一起，因对宇称定律的研究，造成了在基本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认为，在他最初的治学道路上，对他教育和帮助最大的有3个人，即束星北、王淦昌和吴大猷，而前两人都在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任教。（《束星北档案》）
在西南联大，梁思成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因透支过度，体重只有47公斤，但他和往日一样“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金岳霖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从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倮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张国功《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来李庄，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这一切，他由衷地感叹道：
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高等教育如此，科研院所亦如此。从1937年起奔赴大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达两万多人。其聪明才智、工作热情与创造精神，使得后方的科学技术事业日新月异，科技发明以几何级数增加，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棉杆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立回火管锅炉等。化学家范旭东领着200多名技工入川，在自流井推广德国的晒盐卤技术，对于四川盐业改进影响极大。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实现了生产的完全连续化，开辟了世界制碱业的新途径，他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光学专家龚祖同，研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并与他人合作制成第一台倒影测远机。女工程师丰云鹤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又以麻杆制成丝绵一样的物料，以补当时军队棉布之不足。
大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成就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浑厚气象。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核准中国第一件发明专利到1929年，中国的科技专利发明仅73件，从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从1937年到1944年达到了423件，发明专利的数量是前两个时期总和的182%。除了适应战时需要，完成了大量应用科学的研究外，也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这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忻平《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梅兰芳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日寇占领上海后，很快找到京剧泰斗梅兰芳在沪寓所，邀其到电台发表讲话，表示愿为建设大东亚的“王道乐土”服务。梅兰芳以近日要去外地演出为由推脱，连夜乘船逃去香港。到港后，他深居简出，避免在社会上出头露面，每天除了练太极拳、打羽毛球，就是学英语、看报纸、画画，借此消磨时光。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日军驻香港司令酒井要求梅兰芳登台演出。梅兰芳决定留蓄胡子，罢歌罢舞，坚决不为日本人、汉奸卖国贼登台。他对友人说：“我留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他忧虑以此借口拒绝，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香港也不是久留之地，只得又立即乘船返沪，回到阔别3年多的上海。
由于长久没有演出，加上一大笔存款在香港被日寇冻结，梅兰芳一家生活日愈陷入困境。夫人建议，“最近报纸登出了何香凝女士卖画谋生的消息，我们不妨也来学她。发挥你的绘画才能，卖画度日如何？”梅兰芳点头称好，埋头在家绘画八天，画成二十多幅鱼、虾、梅、松。当“本店出售梅兰芳先生近日画作，欢迎光临”的广告在某店家打出后，许多人争相购买。没两天，这次创作的画全部售罄。消息传开后，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企业界连声叫好，一些知名人士提议为梅兰芳举办画展。于是，他又精心创作半个月，完成了几十幅画，画展选定重阳节在上海展览馆展出。
不料，这消息被敌伪获悉，派来一些便衣警察捣乱，他们提前进展厅，在每幅画作上用大头针别着写有“汪主席订购”、“周副主席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等纸条；甚至还有纸条上写着“送东京展览”的字样。梅兰芳见此十分恼火，这不是陷自己于不忠不义吗？他当即将这些画作扯下来撕毁。
梅兰芳凛然毁画之举，迅速传遍沪上，传向全国。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欧阳予倩等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援讲话或声援电报，高度称赞梅兰芳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广大民众也纷纷寄来信函，坚决支持梅兰芳的爱国行动。梅兰芳看到全国人民对自己如此赞赏和声援，非常感动，感慨地对家人说：“我梅兰芳再也不是一只孤燕了！”
8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武装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8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那丰碑上分明刻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中华民族的信念，中华民族的气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