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的是我国早期开展激光研究时的一个例子。王大珩说，
当时他的一个学生开始对激光领域发生了兴趣，提出了要研制红宝石激光器的设想。自己虽然不反对，还在解决其中的晶体与氙灯的结构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力量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及时地看出激光发展的广阔前景，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精力都集中在大型国防科研项目“150工程”上了。后来，当这个学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之后，王大珩才意识到这一新兴学科具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大珩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我国着名光学专家、激光专家的王之江。
王之江在王大珩的学生中是最着名的，也是在学术上贡献最大的一个。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之江刚刚毕业来到光机所的时候，王大珩就看中了这棵苗子。从那时起，王大珩就对王之江格外地倾心栽培。
开始时，王之江因为自已的学习成绩优异而傲气十足。他是搞光学设计的，因为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画的图拿到车间常常做不出来。车间找他问，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管，我只管设计那几条线，做出来做不出来是你们的事。”为了培养王之江的动手能力，使他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王大珩干脆把王之江放到车间去锻炼了一年，让他老老实实地从磨玻璃开始，学会磨出自已设计的那几条线。实践使王之江一下就开窍了。他明白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细微的误差，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研究解决的。大家都说，就是从那以后王之江才再也不“牛”了。
都说王大珩在王之江身上花费的心血最多，这甚至在当年留下的批判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王大珩悉心培养王之江的例证。在一份光机所党委于1958年写的《整风后青年研究人员红专情况的变化》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所长王大珩对王（指王之江）的才干更是欣赏，视为宠儿。从苏联带回的最新的技术资料就给王一个人看。在他们看来，有才就有德。因而在56年工资改革时，所长一再坚持把王评为八级助研（全所52年毕业生中只有王一人是八级）过后又给他奖励，选他为省先进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积极分子……
王之江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勤奋钻研。但王之江孤傲耿直，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很容易在纷繁的政治运动中成为目标。肃反时，王之江由于出言不慎，被认为有反动思想而受到了批判。这边还批着呢，那边王大珩就火了，他一气之下跑到吉林市委，找宣传部长说他要以他个人的身份来担保，担保他的学生绝对没有问题！弄得一时间满城风雨。反右时，惯于坦诚直言从不包藏自己的王之江又捅了娄子，王大拓左袒右护’最后竟差一点儿把自已也折到了右派堆里。这些情况直到，还在一份题为《关于王大J行同志的历史和表现情况》的上报材料中被提及。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王大珩）在五反、肃反运动中认识模糊。在整风反“右”运动初期认识较差，表现右倾。对一些右派言论颇加赏识，一度在感情上同情某些右派分子。
在对待激光的问题上，王大珩最初的确没有王之江看得准，是，光此有在速错能珩来为所存迅的子大以家把不并见原王所国不，差短到建，能睛误过看同晒提题不眼现犯有不这课珩的发地没江，研大误时外却之谓络科王失及例他王绿拖防。不能一是与据斯国望永些无但珩EH称的斯在那都，大恠猫性的存指坦门王楝调端大。不是斯大的尖极去就者因的析搜？的了J本智爱子分颂消型予作根的和原体成OT大寄概正福了具样，项大真瑟开做请“这金这上，卢敲应受担资在界者。兔还视接承的放世智人最况的刚次量投，的的福情他刚一大都者确整瑟体，所第了力库泊调卢具长机所入精远行？但所光机投的永进误广泛利用的可能性。他在1933年的一次演说中说：“一般说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这种途径来取得能量，这种生产能的方法是极端可怜的，效率也是极低的。把原子嬗变看成是一种动力来源，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爱因斯坦的回答更具色彩。当记者问到原子能是否有可能被实际利用的时候，他回答道：“那就像夜里在鸟类稀少的野外捕鸟一样。”他们都没能看出原子能时代已经近在咫尺了。可见，即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眼光也会有出现误差的时候。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发现并调整误差。
当王之江研制出红宝石激光器后，王大珩立刻意识到激光是一门极有发展前途的新的光学领域。他当即就敦促王之江撰写文章，及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从此，王大珩开始密切关注和追踪激光研究领域。后来，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激光为主攻方向的上海光机所。此后，他又和王淦昌先生共同向聂荣臻元帅建议，在上海光机所建立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英、法、日）才拥有的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他与几位老科学家一起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我国激光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如今，王之江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成为我国着名的光学专家，成为我国激光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了。作为老师，王大珩对自己这位成就卓着的学生所表示出来的尊重十分令人惊讶和钦佩。这种尊重是有目共睹的，它体现在师生共同出席各种场合之时，体现在先生与学生交往的言谈举止之中，也体现在老人人前人后对学生的高度评价和严格自省里。
难得一位先生对学生的尊重，王大珩的高尚也便在此了。
逼出来的学生姜会林
对学生来讲，导师的前瞻能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优秀的导师由于其在科研领域中的敏锐眼光和对学生能力的准确判断，会不断地把学生推向前沿，迫使他们极大地发掘自身潜力，做出令他们自已也为之惊讶的创造性的成果。
姜会林是王大珩“文革”后带的第一批硕士生。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王大珩给姜会林出了三个难易不同的题目，让他从中选择一个。其中最难、最生僻的一个题目是“光学系统设计的经济效益问题”。王大珩对姜会林说，这个题目不太好搞，但很有意义，我倾向你选择这个题目，你自已再好好考虑一下。
姜会林拿着这个题目憋了半年。这半年里，他与许多光学界的专家进行了探讨，竟没有一个赞同他搞这个题目。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效益对大家来说还是个很生疏的词。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说这个题目没法搞。理由是，我们是搞技术的，不懂经济。连王之江都说题目太大了，倒是有意义，但不好做。”姜会林本想多找几个人探讨，好给自己坚定信心，没想到这一来反倒是泄了气了。他思量再三之后，下决心去找王大珩商量放弃这个题目，改做一个难度小一些的。
听了姜会林的陈述后，王大珩思索了很久。看得出来，他一直在心里仔细地掂量着这件事。后来，王大珩就对姜会林讲了很多的话。他说，他也是从研究生走过来的，以他的经验来看，发明与创造往往就寓于疑难工作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突出的成绩，就有可能从中获得知识和学问上的最大收益。他说，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没多少区别的课题，虽然做起来容易，完成顺利，但因为起点低，所以极有可能从中所得甚微，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好处的。最后，王大珩告诉姜会林说，他是考虑到姜会林的自身条件，才给他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的。姜会林年纪比较大，参加工作多年，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他认为，以姜会林的经历和能力是能够胜任这个课题的。他说如果换一个缺乏经历的年轻研究生，他就不会给这个题目。说罢，便用殷切的目光职地望着姜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