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艰难的话题
科学中有着无数的命题，而生活中也并非只有科学一个命题。
1979年，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突然找到他最信任的两位副所长贾力夫和龙射斗，这两个人多年来一直与王大珩共处，相互之间十分了解，王大珩素来极敬重他们二位的人格。但当站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王大5行却突然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大珩才克制着内心的激动，语气郑重地说：“有件事我想与你们二位商量一下。”说到这里，王大珩略微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却再也掩饰不住眼里燃烧着的灼灼热情，语气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我想请你们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不知二位是否有意……”
贾力夫和龙射斗吃惊地看着王大珩，看着这个当了整整30年党外人士的老专家。谁也没想到，在心安理得地做了30年的党外人士之后，在刚刚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劫难之后，王大5行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是入党。
“是时候了。”王大珩说。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是时候了。”
此时，王大珩刚刚参加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技教育研讨会。
此时，中共中央刚刚开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王大珩说是时候了！说这话的时候，王大珩已经年逾半百，50有4了。
有许多的疑问随之而来：从王大珩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不顾危险地从国统区跑到解放区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了。问题是，一个向往解放区，投奔共产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在30年之后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再者，这30年中，王大衔为国家、为袓国的光学事业做出了如此突出的贡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在漫长的30年之后，才考虑接纳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话题。
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王大衔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是否加入什么党这种太政治的问题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虽然憎恶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他们虽然对共产党抱有极强的好感和极大的希望，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来执掌全国的政权，但他们的兴奋点更主要的却是放在盼望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一点上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从上一代起便有许多人开始淡泊官场、远离政治了。王大珩的父亲便是从“科举及第”的仕途道路上叛逆出来，终生自恃洁身自好，而从不与任何党派接近。父亲在天文台工作时，曾有一任台长是国民党员，此人多次动员父亲加入国民党，父亲始终置之不理，最终以父亲直言相告“不屑国民党之行径”方才作罢。即便是对自已较为欣赏的共产党，父亲也只是多有赞誉之词罢了，而从无接近的愿望。父亲常对王大珩说，不论于国、于民、于家、于已来说，最为要紧的都是做学问，最为有益的也只有做学问。其他均可淡之、远之，不为之。
父亲对王大珩思想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此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大冲始终自觉不自觉地恪守着远离政治的戒律。他只想做事，不想介入政治。但是，王大珩毕竟不同于父亲，他更年轻，更有激情，也更容易被打动。作为新的执政党的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那种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的极大的热情及对知识分子的真诚和信任，不能不给王大珩带来了一种格外的新鲜感和振奋感。
不能不使王大珩深深地为共产党而感动，被共产党所吸引。王大珩说，那时候真感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真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心甘情愿追酿产党。
可是王大珩为什么却久久没能走近共产党呢？
是自卑感。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共产党的面前许许多多与王大拓一样的知识分子们永远也摆脱不掉他们的自卑感。有许多自卑的理由可供他们选择：
首先，他们的出身就不够好。王大珩的父亲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但因父亲“抠门儿”而抠得的几处房子，王家的成分被定为小房产主。这是一个基本等同于农村的富农，仅次于城市资本家的很不叫人待见的出身。
其次，他们的经历也很可疑。他们大多出过国、留过洋，他们最有可能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且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走狗？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英、法、德、日、美的特务？
最后，依那个着名的“皮毛理论”而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是“毛”，而“毛”在这个社会中应属无根的一群，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附在“皮”上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这其中的每一条都足以使王大珩们产生深深的自卑感了，但这却丝毫不妨碍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感情。当知识分子们发现并相信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有着明显的先天不足之后，他们便对来自共产党的信任怀着一种格外的感激之情了。他们以更加收敛自省的态度和更加发奋努力的工作来回报共产党对他们的知遇之恩。
偶尔，当王大拓的内心深处闪现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冲动的时候，都不待深想，自己便匆忙悄悄地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没有多少信心。何况，王大珩知道共产党对他一直是非常尊重信任的，对他所提出的设想、建议总是言听计从十分支持。他虽不是党内之人，但党外人士的身份似乎从未对他努力发展祖国光学事业的工作带来过任何影响。其实，细想起来只要有了这一点他也就知足了。
渐渐地，王大珩心里的冲动也就平息下来。他开始安于党外人士的身份，真的准备如父亲所教诲的那样，永远远离政治了。
只是，政治是凭谁都能躲得过的吗？
李明哲——个改造知识分子的党委书记
最初的合作似乎一直是很愉快的。提起曾与自已搭档过的几位党委书记，王大珩多有感触地说：“我碰上了一批支持我的人，李明哲、刘允中……”
有必要说一说李明哲，这是一个毁誉不一，结局暗淡的人。这也是一个最能反映出党与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存在的那种亲密合作和猜疑防范兼而有之的微妙关系的人。
李明哲是个老革命了，抗战时期就曾担任过县大队的大队长，来长春光机所之前他曾任中科院人事局的副局长。与别人不同的是，李明哲是自己要求下到光机所来工作的。虽然，对李明哲当时要求来光机所的动机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他不仅有干劲，有能力，有方法，而且确实对科研领域进入得很快，也进入得很深。应该这样说，李明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适合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党务干部。
李明哲身上有着很鲜明的老八路的作风。他平易近人，到光机所任党委书记后不久，就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光机所已经拥有了一千多人，能大致分清这一千多人的面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来呢。平时，李明哲很少在办公室里待着，有事没事总喜欢披件大衣到处转悠。转到哪里就唠到哪里，甚至干脆就睡在哪里。科研人员熬夜他也跟着熬夜，工人加班他也跟着加班。所里有个叫杜继禄的老玻璃细工，论吹玻璃的技术不仅在光机所是第一号，在全国玻璃行业中也是上数的。杜继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有点坏毛病，家里还养了两房老婆。平时，杜继禄仗着自己手艺好，一般谁的话也不大听，谁也不服。可李明哲偏就瞅准了杜继禄，他干脆就把铺盖卷搬到杜继禄那里去了，天天和杜继禄一起加班，一起睡，没事就在一起唠。直唠到杜继禄把两个老婆离掉了一个，直唠到杜继禄把坏毛病戒了，直唠到杜继禄主动提出要求入党了。
王大珩说李明哲是一个非常有热情，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非常具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委书记。要说在光机所工作过的所有党务干部中，李明哲是进入情况最快，介入科研工作最深的一个了。当提到他与李明哲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在工作中的配合情况时，王大珩毫不迟疑地回答：“一直不错，李明哲对我们这些人是很尊重，很支持的。”
那么李明哲呢？
有一份当年李明哲亲自写给上级党委的汇报材料，材料的前面李明哲特地注明：这个稿子是在北京开会时利用了两个晚上写出来的。这份《关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材料，其中有几段话很能看出李明哲对王大珩的态度：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自然科学有真才实学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极为有用，但他们能否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首要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能否抛弃旧的阶级立场，老老实实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王所长（指王大珩）在交心时写道：党组织的同志不懂业务……真是给我行使职权上带来负担和麻烦，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他们。
所长王大珩留学英国好几年，满脑子是英国货，认为科学不分工、农业，要说速度快一点还可以，跃进是不行的。
王（指王大珩）刚从国外回来，对群众所提意见连看都不看就说是胡闹，并说这些东西拿到学术委员会上有碍学术委员会的尊严。
可以看出，在李明哲的眼里，王大珩是一个必须进行改造的，“满脑子英国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要的是，这不是李明哲个人的认识。李明哲是个十分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他是站在党组织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必然是与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相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真诚欢迎和极其宽容的态度。那时候，共产党面临着必须迅速建立起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的稳固的国家和社会。知识分子在其间的作用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一再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重视知识分子，强调要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当时的仪器馆党总支部曾为此深刻检査“未能很好地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同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连一个积极分子都没有，认为他们出身成分不好，历史复杂难搞，怕沾包”等问题（仪器馆党总支《对挑选考察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工作的检査和今后改进的意见》）。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忧虑和不放心的倾向。及至1957年，事情果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57年间那场挟风带雨的“鸣放”之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突然变得极其强硬了，在继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此后的许多年间，知识分子们几乎再也不曾得到过青睐。
李明哲深知作为一个党委书记，自已的职责就是要与王大珩这个专家配合，做好王大珩的搭档，保证其用自已的真才实学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他对王大珩还是十分尊重的，工作上也总是采取积极主动配合的态度。这就是使王大珩感到合作愉快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李明哲也并没有忘记作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自己还担负着对王大珩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监督改造任务。况且他对他们也不是没有看法的。王大珩所坦言的“党组织的同志不懂业务，给我行使职权带来负担和麻烦，要费多少口舌来说服他们”以及王大珩的满口洋话和那副“学术委员会的尊严”都不能不伤害从土坷垃里钻出来的李明哲的自尊心。李明哲明白他必须利用一切时机对王大珩们进行改造。他引导他们向党交心，让他们自己来挖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思想；他利用反右斗争来震动他们，促使他们检讨，承认“几年来自己所执行的正是资产阶级的重才轻德的干部路线”；他通过在“大跃进”中发动群众大胆设想的现实来促动他们’迫使他们自己说出“还是外行能领导内行”的话。
有必要的话，李明哲还会使出一点农民式的狡猾手段。他曾在一份《自我检査材料》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王大珩要到北京去谈一项任务。临行前“（我）给了他一个框框，(让他）只接受第二方案，使他只好在框框里转。最后还得我们去，使人家感到还是得党委书记来才能定”显然，李明哲在耍弄这些小手段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看到王大珩那样的洋权威被自己这个土坷垃玩弄于股掌之上，对李明哲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虽然如此，但这其间最重要的还应该是王大珩的感觉。不管李明哲怎样实施他的监督改造，不管李明哲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至少在与王大珩的搭档过程中，他没有给王大珩带来太多的压力和不适感，没有使王大衔的工作受到太大的制约和影响。这从王大珩始终认为李明哲是尊重他支持他的这一点中就可以看出来。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个多变的大气候中，仅就这一点而论，李明哲就功不可没。何况，在李明哲与王大珩搭档的那些年中，长春光机所得到了空前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光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的飞跃。提到这些就无法回避李明哲这个名字。
只是李明哲的结局不太光彩。四清时，有人对李明哲的前妻之死提出了异议。说他的前妻虽抱病卧床不起，但已维持多年，只是在李明哲与小他20岁的机要秘书相识后，其前妻才突然死亡，而他与机要秘书在此后不久就匆匆结婚了。据说，开棺验尸的结果证实了头发中砷的含量达到了致死量。李明哲因此被判了刑。当时的社教工作队为李明哲所做的定论是这样的：原第一书记李明哲骄傲自大，“和平演变”，发展个人野心，进行宗派活动，腐化堕落，贪污挥霍，道德败坏，蜕化变质，成为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加逼死前妻张荣，影响极坏……云云。经历过当年那种极端思维的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其实，只有外加的这一条才是最为致命的，而其他那些条条才真正是外加的。这些自然都是题外话了。
当然，这许多年间，王大珩并不是麻木得一点感觉也没有的。从他尊敬的先生和得意的学生被打成右派起，王大珩从身边许多知识分子的际遇中，从李明哲这样的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身上，就明显地感觉到了那根收得越来越紧的绳索的力量。于是，王大珩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越来越躲避政治了。此时的王大珩面对眼前那变幻莫测的政治已经不仅仅是淡漠，而是怀着一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了。
其实，这仅仅才是开始，真正舰惧还在后面呢。
单奎章——个仇视知识分子的革委会主任
关于王大珩怎样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奇迹般地保全下来，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