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史激动地记录下了这个日子——1953年12月。这一天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溶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的后面，也永远地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袭祖同。
没东西就找王大珩要去
作为拓荒者的王大J行，在人们的眼中留下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形象。
从前那个文静、内向、略嫌怯懦的王大珩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什么都急，走路都是一阵风的王大珩。而且爱发脾气，脾气还挺大，私下里大家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大珩抓杯子把。”因为他讲话一激动就摸水杯子，摸到水杯子往桌子上使劲一暾，火跟着就发起来了。弄得大家一看他摸水杯子心里就打鼓，就知道事情搞坏了，他要发脾气了。
但大家都知道，王大珩发脾气百分之百都是为了工作，而且从来不对工人发脾气，越是领导干部他脾气发得越大，绝不拐弯抹角，也绝不留情面。说实话，大家还真害怕王大珩发脾气，因为他总在理上。
王大珩发脾气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上边要砍工厂。当时仪器馆不仅在长春有工厂，在上海也有工厂。那时候什么都时兴学苏联，科学院组织人到苏联去考察，有人看到苏联科学院完全是搞基础研究的，就套用苏联的模式规范自己，说仪器馆这种研究所带工厂的形式是四不像，应该分开。东北分院的领导把王大珩叫去谈，王大珩不同意，竭力阐述研究所与工厂相结合的必要性，反复讲离开工厂就做不出东西，干不了事的道理。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听，任你怎么说，就是一句话：必须把工厂砍掉。王大珩一下就火了，拍着桌子喊道：“砍掉工厂我就不干了！”说罢，掉头就走。人家一气之下把状告到了东北分院院长武衡那里去了。没想到武衡听后竟笑呵呵地说：“我看王大珩讲得蛮有道理嘛，他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他愿意怎么干就让他怎么干去吧。”结果王大珩倒是赢了。
王大珩的严也是有名的。对下面的科技项目论证，他总是一点一点地抠，有一点含糊其辞的地方都甭想过他那道关。管理也严，王大珩常到研究室、实验室东摸一把、西摸一下地检査有没有灰。要是让他在仪器上摸出灰来，那就谁也别想脸上好看了。有一次，王大珩到一个实验室去，无意中发现有人把钳子、螺丝刀等工具丢弃在测量平台上了。测量平台要求台面必须保持十分光滑平整才行，否则会影响测量效果，硬器放在上面极易损坏台面。王大珩看得心疼不已，这可都是费尽心思攒下来的家当呀。王大珩的脾气当即就上来了，把实验室负责人叫到面前，劈头盖脸地训了半个多小时。
但在学术问题上，王大珩却没有脾气。虽然，王大珩在学术上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喜欢跟人争论，常争得面红耳赤。实在争执不下的时候，王大珩也会说说气话，气呼呼地说：“我不看你了！永远也不看你了！”可大家谁也不把他这话当真，知道他说完了一回头就会忘个一干二净。知道他一旦发现人家有道理，就会转过弯子来接受人家的意见。也知道一旦他接受了你的意见，立刻就会向你承认错误，认认真真地告诉你说：“我想过了，还是你说得对，是我错了。”不管对方是年轻还是年长，是下级还是学生，态度都是那么诚恳自然。
仪器馆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在成立后的极短时间内，仪器馆就迅速地把名声创了出去。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都开始注意到仪器馆，开始利用仪器馆了。只要需要科研仪器和设备，他们首先就会想到找仪器馆，找王大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科院的人都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没东西就找王大珩要去！
金属研究所的师昌绪当时要做一个观察蠕变的实验。金属在高温下形变的过程称为蠕变。这种实验必须借助长聚焦镜头来进行观察，但是金属所没有长聚焦镜头，那时候这种东西又根本买不到。怎么办？师昌绪去找金属研究所所长李熏商量。
李熏听了，二话没说，立刻指点他道：“找王大衔去！”师昌绪就去找王大珩了。原以为这种完全是让人家来配合自己的工作，这种纯粹是给人家找麻烦的事，多说点好话人家能答应就不错了。没想到王大珩十分热情，一口应承下来不说，还安排作为重要项目重点研制，很快就把长聚焦镜头做出来了。把师昌绪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仪器馆正式成立后的第一年就大见成效，不仅完成了光学玻璃、显微镜、水平磁力称、材料试验机等项目的研究，还初步建立起光学设计与检验、光学工艺、光学镀膜以及光学计量测试等技术基础。第二年，仪器馆就有五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荣誉奖励。到了1957年，仪器馆不仅在光学玻璃熔制方面可以基本满足制造光学仪器的一般需要，还试制生产出用于国防军工方面的特殊光学玻璃。在光学设计方面也已经能掌握当时国际上若干尖端技术的设计方法，并能创造性地做出性能优越的光学系统了。除此之外，还掌握了利用多层镀膜制备干涉滤光片的技术，并建立起精密刻画及精密机械制造工艺等技术基础。
1957年4月，仪器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王大拓由馆长改任所长。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王大珩曾经在1956年受国家科委的邀请，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当时王大珩负责起草光学、精密仪器发展方面的有关条款，他力主将发展我国仪器制造事业，提高我国仪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列为重要项目之一，并提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建议。但其间发生的一件事，使王大珩一直无法忘掉。当时，王大珩他们提出要把研制电子显微镜列入规划，但立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苏联专家轻蔑地打断他们的话，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们说：“就目前中国精密仪显微镜！”这句话连同苏联专家那居高临下的神态和轻蔑的语气一起，深深地刻进了王大珩的心里。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那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提议因此没有被采纳。
到1958年的时候，长春光机所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基础，培养起了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科技队伍，
王大珩也开始寻找新的科研发展方向。就在这时，光机所来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刚从德国回来的电子光学专家，他毕业于美国富兰斯大学物理系，又获得了联邦德国杜宾根大学的应用物理博士学位。年轻人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研制中国自己的电子显微镜，年轻人希望能在光机所实现这个梦想。当时王大珩正在外地出差，接待年轻人的副所长听到他这个狂妄的想法很吃惊，就委婉地告诉他，说光机所短期内没有研制电子显微镜的计划，只有一个在五年内派人去民主德国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计划。听了副所长的话，年轻人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幸好副所长事后给王大珩打了个电话，把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向王大珩做了汇报。王大珩一听送上门来一个从德国回来的电子光学专家，立刻兴奋起来，说太好了，我们正急需这样的人才，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留下来！
幸好那个年轻人还没离开长春。当天下午，副所长找到了他，见面就说：“你赶快回北京去把你的行李拿来吧。”见年轻人愣在那里不知所以，又笑着说：“国庆节之前你肯定是回不去了，你总得回去拿点换洗的衣服吧？快去吧，工作马上就开始了，国庆前就得拿出成果来。”
年轻人这才明白过来，他研制显微镜的想法竟然被接受了！
王大珩立刻赶回光机所，会见了这个年轻人。交谈中，王大珩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黄兰友，是创造了被国际上称为“黄鸣龙还原法”的着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的儿子。那一次，王大珩与年轻的黄兰友谈了很久。他给黄兰友讲了苏联专家说过的那些话，讲了那居高临下的眼神、那轻蔑的语气，讲了身为一个中国科学家自已当时的难堪和羞愧，讲了从此凝聚在自己心中再也抹不掉的强烈愿望……
那时候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做电子显微镜。王大珩以他的胆识和魄力大胆地把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确定下来。当时，光机所已经定下了七个攻关项目，王大珩不仅又纳入了研制电子显微镜的项目，还把它作为重点排在了第一号的位置。他全力支持黄兰友，为黄兰友配备了得力助手，协调了各方面关系，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几十年后，已经是我国着名电子光学专家的黄兰友先生回忆起当年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情形时仍旧感慨万千。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大吃一惊，说这么一个大型仪器要两三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几个月里做出来呢？……通过参观，讨论，他们成功地说服了我，他们完全有能力做电子显微镜。我暗中敬佩领导这个大所的王所长。他聚集了这么多的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
他们充满热情和信心，他们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干事果断。……许多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决定都是在我们站着谈话中进行的。你一言我一语就把问题讨论清楚了：
“要金属扩散泵？不好办！”
“扩散泵？我们有。”
“我记得原子能所做过。”
“极靴材料？”
“金属所会做。我打电话去问。”
“微米级加工？不成问题。”
如此等等。
所里把电镜排为第一号任务，我们提的要求更能迅速得到满足。……光机所八个献礼大项目同时在所里转，都要机械设计、要加工、要器材等，而且每个项目都是以前没有搞过的新东西，免不了都有大量的返工。在我看来是一团乱哄哄的事，光机所是怎么组织得如此有条有理，让各个辅助部门按期把各个项目组要的东西保质保量地交给他们，对我一直是个谜。
光机所的人才是多方面的，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器材处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在电话里。她从上海打长途问我，我提的“软接头”是什么。提器材时我不知道波纹管的中文名字，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这玩意，所以，我就写了“真空软接头”。我在电话里大致形容了一下波纹管的形状和用途，心想，她怎么可能根据这几句话在大街上买到这么一个真空专用的元件呢？不料，没过几天一位身材苗条的上海小姑娘把波纹管放在我的书桌上，问我：“是这个吗？”她说她是在汽车配件商店里买来的，是汽车刹车系统中用的。
1958年8月19日凌晨2：45，我们在荧光屏上得到了第一个电子显像，是一个海洋古生物硅藻土的像。那天新华社记者给我们照了相。等我们把这台电镜基本功能调整好，截止时间巳经到了。
1958年，在越来越响亮的“大跃进”的口号声中，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两次技术攻关期间历时不到四个月，就攻下了一批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这号称为“八大件，一个汤”的科研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国家科委、国务院规划委员会纷纷来电致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等亲自到长春光机所参加科研成就祝捷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光机所在全国放了一颗耀眼的科技卫星。
与那些昙花一现的粮食卫星和钢铁卫星不同的是，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在那个科学向蒙昧低头、真实替谎言作证的疯狂年代，能取得这样扎实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
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来到中国科学院举办的“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的展厅。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各种科技成果，信步走向了占据着最为醒目位置的一台精密仪器。
“这是电子显微镜。”工作人员赶忙上前介绍说。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突然回过头问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我记得东德曾经送过我们一个嘛。”
“对。”郭沫若回答说：“那是一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是东德IECK总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代表科学院出面接受的。”“这么说现在我们自己也能造喽？”毛泽东问。
工作人员立刻详细介绍道：这是一台电磁式电子显微镜，比东德的那台静电电子显微镜更先进，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在“大跃进”中做出了一大批突出的科研成果，号称“八大件，一个汤”这个电子显微镜就是八大件中的第一件。除了它还有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有代表性的精密仪器。这“一个汤”，是指他们研制出的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介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