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观的一个“矛盾”
李文阁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国内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追问已经延续了20多年。在诸多有待深化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关注，那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矛盾问题”。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样说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也就是说，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主要是指物质劳动和生产）本来是一种类活动、自由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劳动、生产由目的沦落为人谋生的手段。但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却提出，物质生产领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个必然王国，真正的自由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就是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矛盾”。
问题的焦点是如何看待物质生产。这是马克思实践观、乃至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诸如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是否前后一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隶属于哪个传统等问题，而且牵连到对马克思整个理论的理解：如果物质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自由活动，人消灭私有制还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从事物质劳动的动力源自何处呢？如果马克思不是把物质生产活动理解为自由活动，那么什么是自由？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又如何看待恩格斯关于自由的定义呢？看来，若要推进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研究，这个“矛盾”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了理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外围”入手，看一看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背景。
二、解决问题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诠释马克思实践观当然也必须将其放置到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从古至今，我们可以把西方实践观的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古希腊、近代和现代。古代实践观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因为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才真正成为一个哲学范畴，以此范畴为基础，亚里士多德构建了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实践哲学体系，开创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创制、实践和思辨。所谓创制主要是指生产和技艺活动，这种活动不以自身为目的，是工具性活动，其理性品质是技术；所谓实践主要是指政治和伦理活动，这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其理性品质是明智；而思辨活动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主要包括哲学、数学和物理学活动等。在活动的自足性和自由性上，实践与思辨相同，所以，亚里士多德有时把思辨活动也归入实践，且是最高的实践。在活动的对象和形式上，实践与创制相似，而与思辨区分开来：思辨以普遍和永恒为对象，实践和创制则以个别和暂时为对象；思辨是思，实践和创制是行。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把人的活动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为着必需的、为着他物而被选择的”工具性活动，即创制，这种活动的目的在活动之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另一类是“以其自身而被选择的”自由活动，即实践和思辨，这种活动的目的在活动中，人在这种活动中就能够得到快乐。
通过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活动的分类可以看出：（1）实践是一种政治、伦理活动；（2）实践是一种自足、自主、自由的活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近代是实践概念演变的第二个阶段。
近代哲学对实践的理解是复杂的、多义的，既有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继承（如康德），更有对它的“超越”，且“超越”成为了主流。这种“超越”表现在两个方面：（1）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对置的角度或者说在认识论范围内来看待实践，凸显了“行”的含义，把实践看作是理论的应用；（2）实践被“生产化”
和“技术化”了，这样的实践当然不再专指政治伦理活动，而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创制活动”。这样，自主性、自由性不再是实践的特性，实践也不再与善相联，技术取代作为一种自主决断能力的明智而成为实践的理性品质。这样一种实践观的产生，一方面与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产物，科学化的结局必然是传统实践概念的衰亡。“于是，技术概念就取代了实践概念，换句话说：专家的判断能力就取代了政治的理性。”近代实践观的最典型代表是黑格尔。他认为真理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活动的特点就是从客体到主体，存在着的世界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从而扬弃了片面的主观性。所谓实践活动就是从主体到客体，把客观世界当作假象，当作一堆偶然的事实、虚幻的形态的聚集，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改造这聚集。理论活动的目的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实践活动的目标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实践在它的结果里回归了认识所假定的前提，实现了理论的理念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
当然，由于黑格尔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所以这里的实践不过是一种精神性的劳作，而不是实在的感性活动。
虽然生产化的实践在近代占据主流地位，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并没有失传，它在康德的哲学中得以延续。康德认为有两种实践：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或者技术实践和道德实践。但人们却把这两种实践等同起来，以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也区分不清。在他看来，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是两种不同的实践。一切建立在因果的自然概念之上的、永远以感性为条件的、技术上实践的规则，属于理论哲学（作为自然的学说）；只有那些完全建立在自由概念之上、以超感性的东西为条件的、道德上实践的规范，才属于实践哲学（作为道德学说）。康德的实践观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在于他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对流行的实践观进行了批判，而且在于正是通过他，当代实践哲学复兴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实践哲学。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西方兴起了一股复兴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的潮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伽达默尔、汉娜·阿伦特、赫尔穆特·库恩、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M.里德尔、哈贝马斯、阿佩尔等。实践观的发展由此进入第三阶段。
实践哲学在现代的复兴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从理论上看，它是马克思实践观的一个『矛盾』对脱离生活的抽象、思辨哲学的拒斥，是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从现实看，它是对近现代文明的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不仅使人失去了自由，而且使人类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现代实践哲学家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失去了对自身行为的理性反思，失去了对实践的判断力，因而使实践生产化、技术化，使理论知识化、工具化。所以，要治愈现代社会的病症，就必须重新拥有实践判断力，而这就需要恢复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把实践概念从技术实践的含义中“拯救”出来。伽达默尔认为，原本的实践（paxis）并不是理论的对立物，只有建基于知识之上的生产，即为政治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制作”（poiesis）才是实践的对立者。原本的实践其实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即一种“自由选择”
（prohairesis）的生活。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劳动（work）、工作（labor）、行动或实践（action）。她认为，实践与劳动和工作的不同在于，劳动和工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而实践则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活动；劳动和工作都是手段，其结果才是目的，而行动是行动者的自我展现；在劳动和工作中人没有自由，而实践是人的自由、自主的领域。
可以看出，现代实践哲学摒弃了近代的生产实践概念，回归了希腊的实践传统。不过，与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理解为伦理和政治活动不同，现代实践哲学的实践的范围拓宽了，它把一切人际交往活动都包容了进来。由此可见，在西方，实践哲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康德最后到现代实践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人的政治和伦理活动；另一个是从近代开始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这个传统所理解的实践主要指生产活动，把实践理解为理论的应用。那么，马克思继承的是谁的实践哲学？又属于哪个传统呢？
三、马克思的实践观
虽然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实践下一个定义。我们只能通过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来大致把握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马克思非常熟悉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他自己就曾是黑格尔的一个“不太忠实”的信徒。同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仍然在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所震撼，也为这种发展感到欢欣和鼓舞，思考的是如何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而不是忧虑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读一读《共产党宣言》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所以，他也“延续”了近代对实践的“误用”（康德曾把对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混淆起来的做法称为对实践的误用）。马克思对近代实践观的“延续”表现为几点：
其一，在理论与实践对置的意义上，突出了实践的“行”的含义，把它理解与认识对应的人的“感性活动”。前面已经指出，亚里士多德是从人之为人的活动或自由活动的意义来理解实践的。所以，他有时把理论或思辨活动称为最高的实践。而近代把实践放入理论与实践的对置中来规定，一方面，把实践理解为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突出了实践之“行”的意义。马克思也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对应中来使用实践的，他把实践看作不同于精神劳作的实在的“行动”，看作是感性的活动。这不论是在其早期还是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均是如此。在《手稿》中，实践与“理论”、“观念的生活”、“理智地复现自己”对应，而与劳动、“现实的生活”、“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同义。如：“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实践仍然与思维、观念、意识、思辨对应，而可以与感性活动、实际活动、现实生活、物质生产等等概念互用。比如《提纲》的第2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很明显，这里的实践不仅是与理论对应的感性活动，而且被看作理论的应用。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在感性活动、“行”的意义上来使用实践？
回忆一下马克思生活的理论环境就不难找到答案。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唯心主义盛行的时代：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谢林、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这样一些沉迷于遐想、漂浮于天上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