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20世纪中后期不少国外研究者的看法，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概念已经基本失去意义。这种看法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因为即使“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但它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资本主义并没有消失。20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剥削加强、新自由主义甚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嚣尘上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说今天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话，这毕竟是已经大大改变了的资本主义。根据这一点，回溯历史，就不能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接近于自己的顶点，而只能说当时它还只处于自己的早期阶段。所谓早期，证据如下。
首先，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当时以蒸汽机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直到19世纪晚期才接近完成。这次工业革命所能支配的生产力，在当时看的确已经相当惊人；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对社会的改造能力和对世界市场的扩展能力都还十分有限，不可能一下子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完全取得领导权。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都还处在并存和重叠中。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当时政治上也正在一步步地与封建王权贵族势力争夺权力，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才大体接近完成。而当这个过程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又向着更高的阶段、即由私人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及20世纪中后期“社会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向发展了。
其次，从社会结构特征看，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尚未成熟，仍处于其早期的不稳定阶段。社会组织如同任何一种系统一样，在其形成初期由于尚不具备各种必需的能量和资源，而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自维持、自调节、自平衡、自修复机制，这就导致它缺少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使系统内部的矛盾经常处于尖锐的失控的状态。19世纪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当时，它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所能掌握的物质资源有限，以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突出地表现为它无法有效地协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当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资本家们为了获得利润，就只能通过尽可能地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甚至一有机会就使用欺诈伎俩等办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种无节制的剥削压榨把雇佣工人置于相当悲惨的境况，以致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能地充满敌对和反抗情绪。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领域的发展能力不足，而且相应地在社会文化心理领域也缺少有效的控制力。由此，在政治上它主要只能求助于暴力的压制手段，例如禁止工人的自卫活动、控制结社和言论自由，迫害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直至使用警察和军队对工人起义进行镇压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资产阶级尽管与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却仍然经常与之相勾结并求庇于他们卵翼之下的原因。这种情况并非如过去所解释的那样，是资产阶级走向反动的表现，而是它的发展还十分不足的表现。由于上述原因，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是脆弱的，还没有后来它所具有的自调节能力。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置身于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阶段，把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当作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了。他们是罕见的思想天才，但思想天才也只能认识现实展示给他们的事物，而无法跳出时代所加给他们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他们眼中看到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征兆，而对它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严重不足。对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更加深入的把握，往往要到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才逐渐完成。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历史翻过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篇章，马克思学说也就完全过时了呢？我以为不是。早期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固然使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但也确实向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固有弊病。一个社会系统的矛盾，通常是在它尚未发展成熟之前表现得最突出、最纯粹，最利于人们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社会分析，往往能深入地把握住社会矛盾的某些最为本质的核心，而为后来的理论所无法企及。毋宁说，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赋予马克思学说以深刻的分析批判力，使它能够深入洞察资本主义的若干重大根本缺陷，也就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跨越时代的长久方法论价值。运用这些方法去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仍然是今天认识把握资本主义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所必需的。
总之，马克思学说中有长久生命力的部分和为后来历史证明已经过时的部分，都表现着它的时代，二者互相缠绕，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马克思学说的长处和短处都要由把握它的时代去理解的原因。
（三）
根据上述观点，对100多年来马克思学说复杂曲折的历史历程也就易于观察了。
这种复杂曲折性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学说对工人阶级的关系上。迄今为止，马克思学说在我们这里一直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在一定的限度内——即马克思学说力图面向工人阶级并代表他们的利益——固然是正确的，但事实上，马克思学说并不是从工人阶级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经验中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20世纪初已经由马克思主义者所透彻说明过。当时先是考茨基，后来是列宁，他们都曾经提出过：“现代社会主义意识”（亦即马克思学说——引者）不是工人自己的意识，而是由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然后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论怎样深刻透彻地道出了工人阶级苦难的原因，并给他们指出了出路，但它本身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它怎样才能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并与他们的活动相结合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的问题。历史表明，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一种学说，不是根据它在科学上的价值，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而这种感受完全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实际需要的。
佩里·安德森曾提出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结合。”这一提法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个事实，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学说。当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形成自己的学说，把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欧洲无产阶级身上时，这个阶级其实还没有最后形成。当时，除了英国工人较为发展成熟，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开展了自己的阶级斗争之外，在欧洲大陆各国中，资本主义工厂化发展程度还不高，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还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接近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主要只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作坊工匠、家庭技工等，他们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受害人，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望的那种大工业无产者。一般说来，他们都还缺少自己的独立阶级意识，与其说他们是阶级成员，不如说他们是受苦的个人；他们要么对大工业充满恐惧和厌恶而向往过去，要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依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英、法、德等国家中，固然已经存在少数工人组织，但大都带有狭隘的行会手工业者宗派性质和密谋特点，缺少广泛的群众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所参加的正义者同盟原先就属于这样的组织。这样一种阶级状况便决定了西欧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程度。此时不但像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等著作没有对工人产生多大影响，就连《共产党宣言》的流传范围也十分有限。1848年革命后，仅存的少数工人流亡者组织也都解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在与工人斗争实践相隔绝的状态下，孤立地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们的著作在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理会，更没有多少人理解。
19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西欧大陆获得了决定性的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意识逐渐抬头，争取自己利益的愿望大大加强，他们不再满足于依附于其他阶级。在他们的努力下，19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工人自己的国际联合团体，即著名的第一国际。这时，工人们在反对资本压迫剥削的斗争中不仅感到需要加强彼此的联络合作，也感到需要有理论来指导。他们邀请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家，而因此第一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10按照E.P.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看法，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形成的标志是在1832年。见该书第16章，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国际也就成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学派激烈角逐争取工人群众的场所。在这场持续多年的思想领导权争夺战中，马克思学说表明了它符合大工业无产阶级的需要，从而最后赢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从。其所以如此，在工人阶级一方主要是出于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原因。即是说，当时工人阶级需要有一种来自科学界的理论为他们的斗争作论证，马克思学说就恰好符合了这种需要。
由于以上原因，到19世纪晚期，马克思学说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即第二国际早期，马克思学说已成为整个工人运动公认的权威性指导理论。马克思去世后，在晚年的恩格斯和考茨基等人的大力宣传下，这一学说被整理为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
当时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主要领袖和理论家们都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智慧和营养，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融为一体，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然而，工人阶级并非天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的直接经验和实际需要与代表他们的革命理论发生不一致，他们也会离开革命理论，哪怕这一理论确实揭示了他们的历史前途和使命。马克思早就清楚地看到，“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并不是把自己的理论先验地指定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并强迫无产阶级去接受它；他之所以对自己的理论与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怀抱信心，是因为他的经济—社会分析使他认定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将使无产阶级从实际生活体验中接受他的理论，从而使之落实和普遍化为阶级意识。这是一种健全、合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但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身后造成了这样一些条件，使得这一社会的经济生活、阶级关系，从而工人阶级的大众心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致使工人运动脱离了理论所预测的方向，进而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长久地发生了改变。这个过程贯穿了20世纪，起始则大致可以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决定性时期。继蒸汽机革命之后，19世纪晚期又掀起了以内燃机和电力革命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一次工业革命，它所带来的新的巨大生产力给了资本主义以新的物质力量。依靠技术的革新、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改组，资本获得了以往所无法比拟的丰厚利润和雄厚经济实力，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作者科拉科夫斯基曾用这样的说法形容这一时期。该书第2卷的书名就是“黄金时代”。
从而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全面改革和提高的能力。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进步过程，不是哪一个资本家或他们的聪明“代理人”用来欺骗安抚工人阶级的政治阴谋，但它却使得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大大改变了。在西欧的主要国家里，开始从法律上和社会政策上对劳资关系实行某些协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只要不直接宣称推翻政府和现存社会，便可以被承认为合法的甚至有益的。他们的斗争虽然仍常常遭受失败，但依靠不懈的努力，毕竟能够在合法范围内取得许多以前所不敢想象的成功。借助于这些努力，他们的工作条件改善了，工资水平提高了，政治民主比起以前较有保证了，甚至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大规模地通过选举进入国会与统治阶级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了。所有这一切，使得阶级斗争的形式、内容及其后果极大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