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先后有三个“先锋队”提法。列宁在《怎么办？》中说，俄国要摧毁沙皇这个欧亚两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比任何一国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都更为艰巨的任务，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说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1913年他又说，“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由列宁缔造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三个”先锋队的新型革命政党，被广大人民“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二是更突出和强调先锋队的领导作用。运动初期，他批判经济派空谈党是先锋队，却充当自发过程的尾巴，提出“如果我们想做‘先锋队’，就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为了要做先锋队，就应当吸引别的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年代，他提出：“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者和组织者，其作用具有特殊的意义”；反对机会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学说：“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职能“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这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因此，要正确处理政党、阶学习级和群众的关系。俄国的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正确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列宁就是这样总结十月革命后的执政经验，把党的先锋队作用集中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马列关于“先锋队”的这些论述和使用方式，对我们党的影响极大。
我党成立后也是从“走在前面”和进行“领导”的含义上理解和使用“先锋”和“先锋队”的。如1924年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中提出：“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说的就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民主革命中，唯有无产阶级站在前列并充当领导。1922年党的“二大”后，中央有关的几个文件先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1935年12月《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指出这样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与的光荣任务的。”这里前后三处提到的先锋队，说的都是走在斗争前列加以指导、领导。我党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
中，就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的提法。瓦窑堡会议上张浩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我党将共产国际关于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各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具体化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在广大群众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活动，“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和历史背景下，决议提出，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战役。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中从民族自卫战争需要大批先锋队“开辟道路”、“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的含义上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945年党的“七大”刘少奇修改党章报告中，又使用了“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这样将“先锋队”表述为党对人民的“领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全国解放后仍为全党所沿用。现今我们讲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是通过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团结阶级和群众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使党的先锋领导作用落到实处。
“十六大”党章总纲中写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后，国内外某些人以为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误解。马恩有先锋队要站在工人运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最前列的思想；列宁有三个先锋队的论述；我党1935年有“全民族的先锋队”、1945年有“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如今作为全国的执政党，自应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这是有理有据，合情合法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80多年来，尽管国际国内出现过各种否定和篡改共产党性质的思潮，我们都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十六大”党章第一章第一条对关于申请入党对象的规定作了适当修改，以利于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紧接着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就使党的阶级性质和先锋作用得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保证。
三、先进性和先锋队不容分割
先进性和先锋队血肉相联，辩证统一，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属性和特质。先进性决定党必须领导，也能够领导阶级和群众；一旦先进性削弱和丧失，先锋作用便无从谈起，党就蜕化变质。发生在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向人们显示了这个光芒刺眼、味道苦涩的真理。
成立于1889年的第二国际，初期有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和影响，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工人运动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党的伯恩斯坦经过几年准备，于1899年出版了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系统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全面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反对马克学习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7~348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由于他是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又在所谓“过时了”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下攻击马克思主义，在用“新”思潮、“新”方法、“新”材料“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贩卖修正主义，加之考茨基等“中派”从搞调和主义到同右派合流并打击左派，终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篡改为庸俗改良主义，革命的工人政党蜕变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并像瘟疫一样在第二国际许多政党中扩散。当时代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种已无先进性可言的党显然不能站在无产阶级战斗的前列，而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和对立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更公开支持本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分裂为相互厮杀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第二国际腐烂崩溃了。
列宁恰在《前提和任务》抛出的1899年，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和《我们的纲领》，揭露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过是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痛斥大喊“革新”而什么新贡献也没有，只是“宣扬让步”的“臭名远扬的伯恩斯坦主义”；把批判修正主义，保卫、发展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任务”勇敢地担当起来。他团结左派，依靠群众，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用了约20年时间，就领导俄国率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于1919年成立第三国际，使国际共运从低潮走向高潮，从大曲折走向大发展。它雄辩地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锋队。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常有惊人的相似。1953年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盘否定功大于过的斯大林和由他领导30年的苏共历史，因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苏反共狂潮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极大思想混乱。杜勒斯则称第一次看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演变”。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通过发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高度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被前苏联一些领导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赫鲁晓夫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赫鲁晓夫沿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斜路往下滑，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用“全民的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真正的全民的政治组织。”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党在一些文件中强调，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
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前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没有跟着赫鲁晓夫等人的指挥棒转，保持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