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就知道许毅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90年来到科研所工作之后得以和许老相处，直接受到他的教诲、帮助，深感获益匪浅。许老从事财经科研工作已有50年，著述等身，撼世佳作层出不穷，确为我仰慕的学术巨人。
作为一个财经科研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成功的经济学家的成功之处是什么？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把许老作为一个“典型”来观察，试图从他的所为所得中总结出“经验”。一般来说每当人们说明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成功之处时，总是要罗列出一长串成果目录，总是要评点出成果的独到之处，总是要归纳出成果的权威性。应该承认，这是一种证明方式，因为成功总要有表现物来证明。但拙见认为，这种证明方式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对一个科学家来讲，成果只是拼搏的产物，而支撑拼搏的是精神、是勇气、是原则。在这些背后又有一种支撑物，那就是学术激情。可以说当一个科学家丧失了学术激情的时候，也就没有了精神，没有了追求，没有了胆识。
观察许老50年的财经科研工作过程，不难发现他是一位永葆学术激情的经济学家。“文革”之前，作为参与国家财经政策决策的高官，他没有沉溺于权力的权威之中，而是独走“偏门”，致力于财经理论建设，追求财经运行规律的发现，勾画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其间力主冷静思考财政问题、鼓励百家争鸣，并试图跳出财政看财政，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去认识财政运行。他的努力和其他学术前辈的苦学拼搏汇成了当时中国财政思想的长河，初步形成了反映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运行特征的财政学体系。这反映出了一代天骄的智慧，体现出了历史赋予人类认识的光芒。粉碎“四人帮”之后，许老重又回到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的位置上。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针对财经科研的新任务、新要求，许老高瞻远瞩，把战略和战术有机结合，一方面创建中国财政学会、研究生部和刊物，另一方面抓队伍建设并构建财政系统内自上而下的科研机构体系，从而使财政部科研所成为一个集科研、教学、财经宣传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抚今追昔，不能不承认许老构建的平台是我们经久不衰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既注重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又时刻追踪热点问题，针对每个阶段的难点问题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能够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去确立财政政策的完善思路，这充分体现出了一位把政策决策和理论思考贯通起来的经济学家的特有风采。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许老科研锐气不减，始终勤于思考、捕捉难题，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他步入80岁高龄之后，依然保持旺盛的斗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苦思冥想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不断完善自己的财经思想，既敢于否定他人，也敢于否定自己。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风范。在长达50年的科研工作生涯里，许老不断探索、勇于开辟，支撑他的恰恰是一股激情。这种激情是强烈的责任感和浓烈的求实精神的凝固体，是一种参与意识的体现。许老的学术激情突出地表现在对重大改革和经济运行问题，他总是按捺不住要去调研，总要写出自己的看法，对他人的观点要认真分析、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永葆学术激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大转型的国家里，物欲横流早已冲垮了很多人的精神欲望，权力的神威也早已击穿了信念的围墙。许老能够永葆学术激情，表明他是把经济学当做科学来对待的，说明他热爱财经科研，而不是把研究当做谋生的手段。
事实上中国既是一个能够产生经济学家的国家，又是一个需要经济学家的国家。就前者而言，中国的制度变迁和国情特征所决定的经济运行特征使得建立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难以全面解释中国的问题，因而很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只能说中国是一个特殊案例，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谜。显然，对经济学者来说，中国是一片可以培育新体系、新观念、新方法的沃土。就后者而言，改革和发展的交互推进使得决策者必须依赖理论的指导、必须依赖超脱于权力框架之外的中立性思考。转轨20年，中国确实也建立起了庞大的经济研究队伍，经济学早已成为显学。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学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大专院校的经济、专业人才和政府体系内部的经济研究机构以及民办经济研究机构三者综合汇成了立体式的经济研究集团军，其总人数多达几十万、经济学论著飞满天、经济学家铺满地。应该承认，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成功运行与经济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从财政学角度看，财政理论的发展从未滞后于财政改革和财政运行实践，财政学界在大的财政改革方面是能够提供理论储备的。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看待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很多人认为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没起什么作用，经济理论滞后于实践。这种看法所持的判断标准是经济研究成果是否变成了文件。拙见以为：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经济研究所能够提供的是价值判断和政策思路，进一步说就是对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的评价，并说明应该怎么样，它本身是一种否定。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时所能吸收的是经济研究成果内容的原则、思维逻辑和对策依据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两方面恰如制造工具者与使用工具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把是否变成文件看做衡量经济理论应用程度标准的看法实际上是错把抽象视为具体了。许老的经历似乎也证明了这点。多年来，他提出的一些对策思路和理论观点对实际工作决策应该说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比如许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过财力分散必须遏制，其后中国在统一预算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动作实际上与许老的基本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再比如许老一直强调财政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与近年来的财政职能强化方式也是相吻合的。许老的这些贡献本身不是以文件形式体现出来的，而是以改革思维和理论观点对政策走势的推动或启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然，对这种评论，人们很可能会反驳说找不到具体的证明。应该承认，这就是中国式的疑问。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思路和具体措施的制定总是要以学术界的讨论为基础，政府的首脑和部门也不讳言其思路与经济学流派之间的联系。然而中国不同，中国决策部门从来都是认定政策是自己制定的，仿佛政策真就是官员完整的自主创新。事实上中国的政策形成从来都不可能脱离学术界的智慧，学术界的认识和决策部门的认识往往最终要统一在一起。财政改革和财政学界的思路的最终统一突出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近几年决策部门重又把财政体制改革列为重要议题并渐推措施，恰恰是学术界打了前哨战，2002年之后学术界多篇力作论议财政体制改革不能说对决策没有启发和推动作用，最起码应该说是对财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阐明触动了决策体系。
显然，透视许老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也会引发许多思考。坦言之，一个经济学家能有这种作用，可说就是伟大了。毫无疑问，我们要向许老学习。拙见以为，最应该学的恰恰是他的永葆学术激情。
写于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