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
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是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以后李春秋殉车马为基础而建，分古车陈列馆和地下春秋殉车马展厅两大部分。1994年9月9日建成。占地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建筑为覆斗形式，其内容集中国古车研究成果之大成，荟华夏历代车乘之精粹。这是我国首家内容最丰富、最系统，并将考古发掘现场与文物陈列融为一体的中国古车博物馆。
石牌坊上的横额为“万乘一览”“车萃”“马魂”揭示了中国古车马的辉煌历史。这幅“轮运三代鼎五霸盛业，辐集九州聚七雄精英”的楹联，不仅进一步标明了齐制车乘时间的悠久和工艺吸收空间的广大，还含有车乘发展与齐国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强的密切关系之意。
距数里之遥就可望见的一根白色巨柱，高13米，顶端斜置一车轮造型，柱上是张爱萍将军手书的“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这就是象征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的标志。一处大型汉白玉壁雕，以浮雕艺术形式反映了车乘的发展历史，内容分车战、轮运、未来三部分，题目是“运载千秋”。说明车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车乘不仅载着人类来到文明的今天，还将把人类载向更加文明的未来。
临淄，是先秦时代齐国的都城，对古代手工工艺进行全面科学总结的经典著作《考工记》就由齐国工官所撰写，其车辆的制作技术在当时的年代也鲜有出其右者。在不同的时期中，为了适应不同的用途，我国古车发展出多种车型，在系驾方法上也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留下了独特而发人深思的历史轨迹。随着历史的演化，人抬的辇、轿的出现，日益为统治者所喜用，从而对制车技术的提高产生了抑制作用，尽管如此，中国的制车技术和漫长的历史，依然反映出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中国古车博物馆共分为三个展厅。
第一展厅，主要是讲述了车子的产生。可以说，车的起源是多元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独立地探索制作出来的。尽管如此，直到公元15世纪末，世界上仍有将近一半的地区不知用车。在轮子出现之前，原始人已知道利用滚柱，与滚柱同时存在的有平拉式橇和斜拉式的无轮橇。馆里陈列了公元前四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拉式橇线刻图，公元前两千年意大利岩画中用两头牛拉的橇，加拿大西部的斜拉式橇。
从史料记载看，我国古车出现于夏代，约公元前22世纪至约公元前17世纪初，《尚书·甘誓》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意思就是说，战车上左边的战士如果不使劲打，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右边的战士如果不使劲打，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赶车的人，如果不把马赶在正道上而出了轨，也是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甘誓》是夏王启（大禹的儿子）征伐扈氏时，在甘誓与军旅作的誓词，“左”“右”和“御”指车上的三名甲士，说明这时已有乘三人的战车。战国时史官所写的一部书《世本》和《左传》中记载奚仲是夏代有名的制车者。奚仲，姓任，黄帝之后，是夏代的车正，即掌车的官，居于薛。但是夏代的车仅见于史书上的记载，并无实物出土，展厅里的战车也只是模型。
展览馆里商代的车主要是在河南安阳殷朝的国都遗址发现的。在安阳小屯、大司空村、郭家庄、孝民屯南地等处共出土二十余辆，大多为一车二马，只在小屯宫殿区发现一辆一车四马。当时埋葬的都是木制车，木质已腐朽，但车马的铜锦仲还都保留在原位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古车实物资料。
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出土了二十余辆商车，这些车辆成了展厅展品的原型。展厅里陈列的第一辆车便是商代曲衡车的复原模型。它的构造特点是：只有一个车辕，称为单辕车，辕两侧缚双轭，用以驾两匹马，车厢呈横向长，门向后开。此时的车多用于战争，很少用做交通运输工具。商末武王伐纣时的战争中就动用战车三百余乘。在那时，驯养马匹、拥有马车的费用并非一般人可以负担的，所以拥有马车也就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展厅展示了一辆驾四匹马的大型车，构造十分华丽，出现了许多车马身上的装饰品。车衡上贯穿缰绳的大环称仪；设在车厢前供人凭倚的横木叫轼；车厢后的横木叫轸；轵也就是贯穿车轴末端的小孔。在《诗经》中的许多诗句对当时的车马多有描绘。《诗经·大雅·烝民》中记载“四牡睽睽，八銮喈喈”（四匹公马跑得猛，八个銮铃响得欢），今天我们仍可由此想见当时贵族马车的威猛气势。在展厅的南端是周代四马车部位名称及示意图。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加剧，战车的数量迅猛增加。这时开始出现了“千乘之国”的称号。战车成为一国最重要的军备，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展出的春秋战车就是根据后李春秋殉车马坑中出土战车中的一辆复原的，车毂长度减短是此时车具最显著的改进。这是齐国人田单的发明。齐湣王时，燕军在上将军乐毅的率领下大举伐齐，所向披靡。时任临淄城佐理市政小官的田单教族人将车轴两端锯短，并裹以铁皮加固，以备不时之需。不久临淄陷落，人们纷纷外逃，但多因车轴过长引起车子相撞而未能逃出，独田单一家及其族人顺利到达即墨。此后田单被推举为将军，率众坚守即墨抵御燕军，又巧施妙计，用“火牛阵”大破燕军，并乘胜追击，一举收复齐国失地，立下赫赫复国奇功。
第二展厅首先展示了战国时代的战车。为了适应频繁而激烈的车战，战车的制造更加精工，而且向有利于战斗方面改进，所以将轨距减小，车辕缩短，车舆变轻，以增强其灵活性。有的战车在舆四周装有大型铜甲片，驾车的马也披有马甲，防护更为严密，战车上配备的武器也更加多样化。车軎上的尖刺也改成刀或矛状，以杀伤接近战车的敌方。展厅里展示的一辆战车是根据1990年临淄田齐王陵区2号陪葬墓发掘的战国车复原的。长2.98米，宽2.64米，轨距1.8米，比商代车轨距缩减了0.4米。2号战国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运输的役车。同时在战车的下方，还展示了战国车马具。车盖：盖弓、盖弓帽、盖柄箍。车盖并不是完全固定在车上的。当战车投入战斗时须卸去车盖，所以车盖柄分为好几节（战国时多为3节，汉代多为2节），当中用铜箍套合。插旗筒，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刻纹中的车，后有插旗。张弩器，固定在战车前部，可将弩架在上面。
秦统一六国之后，战争相对减少，车子向实用、舒适的方向发展。此后，车主要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出现，展出的秦车是根据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制作的。据它的形制来看，应为秦始皇出巡时的专车。原车为铜制，车厢呈方形，车盖为穹庐顶，通体彩绘、装饰华丽，全车共由三千多个部件构成，这辆车基本接近了实用车，制造技术高超，工艺精湛，被人们誉为“青铜之冠”。而它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系马的缰绳也为铜制，保存完好，留下了异常珍贵的实物佐证，证实我国先秦时期的先进系驾方法——轭靷式系驾法的存在。此法是我国的独特创造，非常科学。采用此法的中国古车马疾车轻，性能好、速度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车型。正是因为系驾方法的不同，形成了我国有车战且擅长车战，而西方国家虽有战车却不流行车战的差异。西方的战车只能用于奔袭或追击，待追上敌人后就下车步战。否则，战斗一激烈便有可能把驾车之马勒死。
汉代以后，社会较为安定，制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双辕车在战国开始出现以后，到汉代得到广泛应用。双辕车可驾一马，马具得以简化，系驾方法也随之改进。当时出现了多种车型，高级官员坐“轩车”、一般官员乘“轺车”、贵族妇女坐“缁车”、仪仗用“斧车”“鼓吹车”、丧葬用“辒辌车”、押解犯人用“槛车”等等。
但汉代又有许多繁文缛节。根据文学家贾谊作文专述乘车之姿态的要求，展厅里绘制了壁画，表现了当时人们乘车出行的豪华场面。那时有“立车之容”“坐车之容”等规定。一般有身份的男人出门，要正襟危坐在车厢中，保持端正的仪容姿态。故而乘车时十分不自在，时间长了是非常累的。
第三展厅的展示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那时候的统治阶级开始喜乘牛车，马车逐渐绝迹而牛车盛行。牛车速度较慢，行步安稳，车厢封闭，可幛帷设几，人们躲在车厢里面可任意坐卧，十分舒适随意。在当时犹喜用慢吞吞的小牛拉车，故又名“犊车”，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节奏的放缓。橱内展示了多种牛车：魏晋时代的牛山画像，西晋时代的陶牛车，十六国时代的陶牛车，北朝时代的陶牛车，南朝时代的陶牛车，北齐时代的陶牛车，初唐时代的铜牛车，北魏时代的石刻线画通幰牛车，北魏时代的趺石线刻偏幰牛车。
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晋代马镫的发明，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4世纪20年代的南京象山7号墓所出土的陶马俑已配有双镫，表明这一发明在我国已臻完成之境。而4世纪中叶以前，除我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马镫。在马镫由我国传入波斯时，还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鞋”。因为有了马镫，骑乘者在马上才能获得稳固的依托，才能更有效地控制马匹，使骑乘得以广泛流行。这样，马披甲而人着铠的重装骑兵才得以在历史上出现。在我国历史上，重装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西方，由于马镫的传入使骑士集团形成，最终导致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所以英国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就引用林恩·怀特的话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
展出的《陈涛斜战斗图》就充分体现了骑兵的威力。那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当时的文部尚书房琯率军迎击叛军，双方在咸阳县陈涛斜展开了一场激战。房琯本是一个读书人，根本不懂带兵打仗。他见古书上讲的都是“车战”，便效仿古人，起用牛车两千乘，去对抗安禄山骁勇的骑兵，结果可想而知，唐朝军队遭到了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自唐代而后，轿子开始盛行。轿子的雏形在战国时开始出现。这种只讲求舒适安全而浪费人力、不讲究行进速度的交通工具的风行，和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倾向颓靡、生活节奏更加迂缓迟滞是一致的。更令人慨叹的是这种风气的蔓延，对制车技术的改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加之当时社会的各种内外因素，使得我国的制车技术自此落伍了。只是到了现代，我国的制车业才奋起直追，逐渐赶上世界水平。
（二）东周殉马馆
春秋殉车马展厅又称东周殉马馆。位于齐国故城大城东北部淄河东岸，现在的河崖头村西，有一处东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已发现大中型墓20余座。其中有一座殉马墓，墓室夯筑而成，东西23米多，南北26米余，有宽阔的南墓道，椁室是用自然石块砌成。墓在古时被盗掘多次，随葬品一件未剩，根据残存的各类器物的陶片推断，属春秋晚期。
椁室位于墓室中部，用自然石块垒砌，南北长8米，东西宽7米，深5米。墓早年被盗，随葬品无存，唯周围的殉马坑大部分保存完好。在墓的东、西、北三面有一“门”形殉马坑，东西各长70米，北面长75米，宽5米，三面相连，全长215米。1964年山东省考古所发掘了北面西段54米，清理殉马145匹；1972年发掘清理了西面南端30米，殉马83匹；1980年于西面南端建起殉马坑展厅，展示殉马106匹。殉马排列密度平均每米2.78匹，全部殉马当在600匹上下，世界罕见。殉马全系壮年战马，且均为骟马，是被处死后人工排列而成，马两行，前后叠压，昂首侧卧，四足蜷曲，形作奔跑状，呈临战姿态，威武壮观。1983年，国家在清理出的30多米殉马坑上，就地建起古朴大方的展厅，并对马骨作了防腐保护处理，以供人们永久观瞻。
除了马骨架保存完好之外，马头上的装饰品更是光鲜夺目、精美绝伦，而且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有的马饰是海贝，呈柿蒂状排列；有的马饰是铜珠连成串饰；还有的马饰则是铜泡与铜珠结合。
马是商周时期国家的重要战备资源，也是奴隶主贵族的重要财富。因为当时军队的主体是车兵。战斗开始，甲兵纵横，驰骋冲击，以决胜负，步兵跟从车后，只起辅助作用。所以马匹的多寡，是国力强弱的标志之一。当时战车由四马驾挽，两服两骖，每辆配备甲士三名，称为一乘。春秋时期，六百匹马可装备一百五十乘，相当或超过一般小诸侯国的实力。文物考古部门考证认为其墓主人为景公杵臼。齐虽为大国，君主死后殉葬如此众多的壮马，也不能不使人惊讶。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公元前490年在位，是继姜太公后第25代国君，在晏婴的辅佐之下，在位58年，是齐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好治宫室，聚狗马”。殉马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齐国国力的强盛，也暴露出齐国贵族的奢华。殉马坑的发现，在国内外有着很大的影响，引起考古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它为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对研究齐国的军事及畜牧养殖业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周朝殉马坑是在修建济青高速公路时，发掘后李文化遗址时发现的。国家决定就地保护，文化部门和交通部门共同协商、研究、采取了保护措施，将车马展厅建在了济青高速公路淄河大桥东端引桥之下。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这距今两千六百多年的古车之上，仅一层之隔，便是济青高速公路，奔驰着各种现代化的汽车，不同时代的速度在这里相遇，形成鲜明的对比，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在这里交叉相会了，是难得一见的今古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