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前朝元代民族大融合和繁荣之后，在元代文学的基础上，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曲折也有进步，这个发展过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而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总体说来，明代文学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而在这之中，戏剧更是在明代文学历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影响着后世。
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元明之交出现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外，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影响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1465—1487）戏曲和民歌才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爆发的一系列元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使大部分地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因不想参军而浪迹天涯，这也使他们开阔了视野，有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从而形成了一股忠君报国、崇拜英雄的思潮，也涌现出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时代使命感的文人。这时候的文学作品崇尚雄健的阳刚之气，又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罗贯中《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这两部巨著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这两部作品的成功，对后代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诗文领域中，虽然也出现了像刘基、宋濂、高启这样的诗文作家，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大。此外，刘东生、贾仲明、杨景贤等人创作的若干杂剧，也可归于较好作品之列。
随着明王朝的逐步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为无心写就的一字一句而遭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垄断手段。当时把持文坛的，不是皇亲藩王，就是宰辅权臣，除此之外，还有道学儒生。这些人，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在戏剧创作领域中，朱有燉所作《诚斋乐府》共有杂剧三十一种，但只是在元杂剧的形式上稍有变化，剧作的曲词和音律比较流畅、和谐。传奇创作中，宣扬封建教化最典型的作品是邱浚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在正统诗文的创作领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当世称其“三杨”。至于小说创作，这时期几乎是空白，只产生了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剪灯馀话》这两部传奇小说。在散文方面出现“前七子复古运动”，这时候文坛领袖已不再是台阁重臣，而是中下层积极有为的新晋官员。
从成化年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连环记》《精忠记》《双忠记》《千金记》和《金印记》等作品。尽管这些剧作在艺术上不够优秀和完整，仍然处在传奇大繁荣的准备阶段，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戏剧场面。从嘉靖以后，小说和戏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小说戏剧之所以繁荣，既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嘉靖以后，东南沿海一部分城市经济已得到很好的发展，出现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文化的传播更具备了有利的媒介。广大群众对小说、戏剧的爱好和需要也不断增长。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意识到戏剧和小说的长处，这也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看到，小说戏剧能更广泛、更深刻灵活地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这时期的社会思潮开始肯定正当欲望，戏剧和小说的繁荣也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
这时期的小说可谓百花齐放，流传下来的就有五六十部。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讲史小说，例如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神魔小说，最为出名的就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世情小说，虽然流传的作品不多，但其中著名的《金瓶梅》被后世称为旷世奇书；公案小说中，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稍有名气。
话本在这一时期因群众爱好得以大量刊行，同时也引起了文人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又被后人称为“拟话本”。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都十分出色，从而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
明代以戏剧和小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广，而作为明代俗文学兴盛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戏剧更是明代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奇葩。
中国戏剧起源很早，远在上古氏族聚居的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再现当时生产劳动场面的歌舞。戏曲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但形成过程十分漫长，到宋元时期才成型。成熟的戏曲要从元杂剧开始算起，后来又经历了明清的不断成熟和发展。
明代戏剧主要是由杂剧和传奇这两大部分组成，明杂剧较元杂剧大为逊色，其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及明代戏剧的主流——传奇，但是明代杂剧也有其继承发展的轨迹，也写下了杂剧历史上的新篇章。
（一）明初杂剧的发展
明初的杂剧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后代朱权和朱有燉。他们影响着那一时期的文人墨客，他们把杂剧作为歌舞升平的一种享乐工具，同时也是他们内心的表达，表明自己热爱生活，并无政治上的野心，以求明哲保身。朱权（1378—1448）作为明太祖的第十七子，为了避免祸及自身，便整日沉浸在戏剧、音乐和道家学说之中。他的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写冲漠子被吕纯阳等人超度入道，东华帝君赐号“丹丘真人”，剧中人也用得道来安慰自己。另一出出自朱权笔下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演绎了一出才子佳人的美丽故事。二人抛弃世俗，到西蜀当垆卖酒，好一段传奇佳话！
而朱有燉是明代杂剧史上作品较多的一位著名作家，在他的杂剧中，《烟花梦》《香囊怨》《团圆梦》等九部属于社会道德剧，《小桃红》《十长生》《辰钩月》等十部是以入道成仙为主题的神仙剧，也有《牡丹仙》《八仙庆寿》等十部是属于歌舞升平的喜剧，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之多也比较罕见。
贾仲明和杨讷也都是明初的杂剧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萧淑兰》《升仙梦》和杂剧《西游记》。杨讷的《西游记》更是超越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常规，为明代中后叶杂剧的南曲化奠定了基础。在宫廷派作家之外，这时期还有杂剧作家刘东生，其著名代表作为《娇红记》，在这部杂剧中丽语佳句随处可见，着实可见剧作家的语言功底。
明初杂剧从作家背景和文化构成来看，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不了社会现实，没有直面社会的抗争精神，缺乏一定的思想性和写实性，延续了前朝元杂剧的封建说教、风花雪月，甚至得道成仙等思想，而且变本加厉，不加改善和创新，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统治者的管制大有关系。
（二）明代中后期杂剧发展
明代中后期的杂剧，与元杂剧差异颇大，又与明初的杂剧有所不同，在转型过程之中具备了新的特征。从创作倾向上看，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打破了前一时期的风花雪月、伦理教化和得道成仙的框架，题材不断地拓宽，思想也逐渐深化，张扬个性、愤世嫉俗的社会批判剧和伦理反思剧都不在少数，与明初相比已有很大进步；从演唱体式上看，杂剧的纯北曲体式已经结束；而从艺术成绩上看，明代中后期的一部分作品都可以被称为传世之作，对后世影响颇深：如王九思（1468—1551）的杂剧《杜甫游春》就抒写了诗人的悲愤激昂之情，还有他的《中山狼》开辟了明代单折短剧的体制；以徐复祚（1560—1630）的《一文钱》，王衡（1561—1609）的《郁轮袍》为代表的讽刺剧也成为富有新意且具有战斗力的文体，除此之外的吕天成（1580—1618），他的杂剧《齐东绝倒》，更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中国自古以来的“圣君”尧舜，其讽刺力度大大加强，他敢于写这种敏感的题材，冒犯君王的圣威，这种勇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实属难得！
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杂剧和爱情题材类的杂剧也都不少。陈与郊（1544—1611）的《昭君出塞》和《文姬入塞》都表达了忠君卫国、游子归根的强烈情怀。
这一时期为人们所关注的还有李开先的杂剧《园林午梦》，汪道昆的杂剧合集《大雅堂乐府》，叶宪祖的《易水寒》，沈自徵的《霸亭秋》。此外，杨慎、许潮、梁辰鱼、王骥德等人的杂剧创作也都各有其风韵。
尽管明代杂剧家们有重振杂剧雄风之意，可是依然不能超越前朝元代的韶华。而最能显示出明代杂剧风貌特征的当属那些以杂文笔法描绘荒唐的社会，用嬉笑怒骂尽显杂剧风貌的讽世杂剧，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家就是徐渭（1521—1593）。徐渭其人多才多艺，在戏剧和诗文领域中均有不俗的成就，其作品迸发着离经叛道、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的火花，世人又称“狂人”徐渭。他的代表作便是杂剧《四声猿》，《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四本短戏。《狂鼓史渔阳三弄》和《玉禅师翠乡一梦》都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徐渭有感于历史，借助《狂鼓史渔阳三弄》一剧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此剧把奸邪的曹操打入地狱，让正直的祢衡升为天使。而在描写地狱审判那一出戏中，作者将判官当成导演，请祢衡将当年骂曹操的情景再现一次，面对曹操他当场就骂：
俺这骂一句句锋芒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针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杖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
能将泼话骂语都写得如此精彩，足见徐渭的文学功底和想象力。全剧写得激情昂扬，读起来淋漓通畅，当为《四声猿》之首！
《玉禅师翠乡一梦》就写得相对轻松俏皮一些，徐渭以漫画式的手笔剥开了“庄严”佛国和“正经”官场的外衣。而《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是对女性的歌颂，也是对怀才不遇的一种惋惜和哀叹。
徐渭在明代剧坛上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他的杂剧活泼酣畅，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品质和扫除陈规、独树一帜的强烈风格。他的作品善于挑战正统和权威，善于讥讽，善于怒骂，嬉笑间尽显自己的风格，开创了讽刺剧的新局面。也从来不避人间烟火和市井气息，清新自然，带有浓厚的生活色彩，平易近人。同时他还精通音律，他的《女状元辞凰得凤》全剧都是用的南曲，也具有开创意义。从整体上看，徐渭完全可以作为明代杂剧的代表作家，与传奇代表作家汤显祖并驾齐驱。而相传也是出自他笔下的《南词叙录》是一部研究宋元南戏和明初戏文的专著，对后来的传奇作家们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鼓舞作用。
虽说与大树参天的明传奇相比较，明代杂剧只能算是丛丛灌木，但是在承前启后的流变过程之中也能独当一面，担负着反映时代情绪、延伸艺术体制的历史使命。其作用和影响亦不能小觑，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
（三）传奇的繁荣
戏剧发展到明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传奇。它是明代戏剧的主体，其艺术地位和总体影响也远远高于明杂剧。所谓传奇，就是指明清时代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剧，是由宋元南戏发展来的。明传奇的发展和繁荣，开创了戏剧艺术的新时代。明传奇之所以拥有如此空前绝后的成功，是因为它拥有完备庞大的体制和完整无缺的结构，生动活泼的画面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人间悲喜剧。而这就使这种发源于宋元时期的南戏带有十分浓厚的南方戏剧特征，而在南方色彩的基础上又杂有北曲声腔和元杂剧精华的艺术样式，随着“四大声腔”（昆山、弋阳、海盐、余姚）的弦歌而迅速得到发展成为明清两代的全国性大型戏曲体式。元杂剧和明传奇各领风骚数百年，前后呼应，引领了中国戏剧文化的潮流。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典范的明传奇，成为戏剧史上璀璨夺目的明珠。
“传奇”这个文化名词在中国最初是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最初的“传奇”即代表小说；可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学者们也曾将元杂剧称为“传奇”，这是因为许多唐传奇都曾被改编为剧本，而大部分杂剧也都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而后关于“传奇”的定义逐渐区分开，由南戏升格成的传奇渐渐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剧的总称。
明初的传奇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统治阶级大力推行程朱理学。而一个朝代新建之时，统治者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也需要统一的思想来束缚人民的行为。明太祖朱元璋就对标举风化、劝忠举孝、有益人心的《琵琶记》赞不绝口。《琵琶记》是高明的作品，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生卒不详。全剧典雅、完整、生动而又浓郁，不论在思想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上都具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
《琵琶记》是根据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此剧写“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高明将蔡伯喈的形象和结局做了重大的修改，使人物、主题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赵五娘是全剧中最光辉的人物，她是一个贤惠而孝顺的女性。丈夫进京赶考后她独自一人侍奉公婆，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饥荒年间，她把有限的救济粮留给公婆，自己却在背后偷吃糠。公婆死了，无钱办理后事，她剪下珍贵的头发沿街叫卖。没有钱请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自筑坟墓。她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侍奉公婆，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做出了常人所不能做出的牺牲；她以柔弱的肩膀担起重任，赢得了世人的赞许。《琵琶记》是一部典型的劝忠劝孝、标举仁义的作品，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这不论对当时还是对现今的社会都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基于这一点，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赏也是实至名归的。《琵琶记》不仅在思想上有助于当时的社会民风，而且它作为南戏和传奇之间承前启后的作品，表现出南戏向传奇转型期间关于音乐规格化的普遍追求，当时的宫调已经逐渐严密起来形成系统。正是从《琵琶记》开始，传奇开始为文人雅士所作，文词也自然朝着优雅甚至骈俪的方向发展。随着四大声腔的兴起和广为流传，源于南方的传奇成为明代戏剧的主体。
在明初传奇中，有很大一部分受到道学和八股影响，被称为道学传奇和八股传奇，而较少受到道学和八股污染的有姚茂良的《精忠记》、苏复之的《金印记》、沈采的《千金记》、王济的《连环记》等知名剧作，尽管这四部传奇不乏粗糙之处，也有传承沿袭之处，但就其艺术成就和作品影响而言，也具有一种永恒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