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时，决定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其委员有15人，以朱德为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失去了对工农红军的直接指挥权。可见，从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就从军事领导上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排挤。
且说王明其人，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在莫斯科学习时组织了宗派小集团。1930年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党中央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迫使党中央1931年1月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由以他为首的宗派集团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后去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
毛泽东随东路军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毛泽东主张红军撤回中央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仍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的“积极进攻路线”，继续要求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扩大红军，改组红军，开展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同时，对毛泽东的主张进行了攻击。
1932年4月4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文章，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进攻，等待新的胜利”，说毛泽东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5月20日，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长电指示信，直接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认为“毛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认为这种“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措施与危险，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
“左”倾中央的这封长电指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主张的全盘否定，预示着分歧双方的斗争将进一步尖锐化。
且说此时正在闽西的东路军，5月27日接到红军总参谋部通报：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或闽南之说，又得悉敌十九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为了打击粤敌，中革军委于5月29日命令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以保卫中央苏区。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毛泽东等即遵命率领红一、五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出发向西，6月下旬到达赣南天心圩等地。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并命令取消东路军及西路军番号，一、三、五军团仍归红一方面军指挥，毛泽东随军行动。7月上旬，根据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一、三、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与粤敌20个团展开激战。由于三军团和五军团两次误报敌情，乱了自己的部署，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敌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硬拚消耗的战斗。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但是“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水口圩战役后，7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又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红一方面军由南雄、信丰北上，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即实行所谓“北上作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关于北上作战，毛泽东曾提出了他的战略设想。他根据红军战争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战术原则，认为红一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情况与敌我态势，因此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说：“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突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一电报中，还提出：“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鉴于中央局不同意毛而提议周为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初，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滏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8月8日，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名签发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说：“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同时，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红一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红军连续行军一星期，于8月15日开抵同敌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对方还毫未察觉。第2天，红军出其不意，突然发动攻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乘胜占领南丰。这一仗打得异常迅猛，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毛泽东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发现南城守敌有3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地形于我不利，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敌人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根据这些新的情况，红军当机立断地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同时由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并且指责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9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并告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共同看法：“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为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精力去作战。”对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毛与周、朱、王也分别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样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毛泽东等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从而种下了宁都会议的根子。
9月25日，中央局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与这时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同日，毛泽东与周、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坚持原有意见。针对中央局严厉指责他们不能同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相呼应，他们在复电中痛切地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情，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布置，我们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同时，为了解决前后方关于作战方针的分歧，毛泽东等在电报中“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以三十日开为最好，三天赶到宁北的小塘”。这是前线军事领导人第一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9月26日，中央局复电前方，除坚持原来意见外，不同意立即举行中央局会议，理由是：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所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当日，毛泽东与周、朱、王联名再电中央局，对目前不能按中央局指示去攻打乐安，吴奇伟第九十师予以解释，并坚持说：待去闽西参加会的同志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这是前方军事领导人第二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就在这天，即9月26日，前方军事领导人根据战场实际，不顾中央局的反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这一《训令》，首先准确地剖析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行动策略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进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的准备着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很快的向苏区实行大举进攻。在此时期，对于赣东北与湘鄂赣进行积极的摧残，以便利其大举进攻中区时无侧后的顾虑。”这一分析将敌军策略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是基于事实的科学的分析。其次，《训令》中详细地规定了红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在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我们中央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的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有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第三，《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训令》中是这样说的：“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训令》并对战场地区的组织工作也做了详细的部署。这一《训令》的中心思想是要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这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做好充分备战工作，在有利地条件下，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布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略计划，它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
但是，9月26日《训令》却使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更为恼火。因为这一《训令》不仅在当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来的战场预见上都与中央指示“大相径庭”了。中央局在接到这一《训令》后，29日即回电说：“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是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10月1日，中央局又来电表示：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
矛盾已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几天后，原来不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中央局，却主张并急于在10月上旬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这便是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名为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和毛泽东的严重分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有些与会人的话来说，叫做：“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毛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虽在口头上承认了“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毛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并提出另外两个方案，供会议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任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是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责任，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所提第二种办法。结果，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请病假在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只要他“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曾对前来告别的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但会后中央局又改变了会议决定，仍然调毛泽东回后方，并撤销他红军总政委职务。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通令说：“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终于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瑞金，在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便于1932年10月间来到汀州，住在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一面养病，一面深入基层搞调查，以事实同“左”倾错误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