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暑假，陈松年又来南京探望父亲，在狱中正巧遇到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后母潘兰珍，先是尴尬，后又有礼貌地向潘兰珍深深一鞠躬，亲切称呼道：
“母亲！请受孩儿一拜！”
潘兰珍一听，刹那间心一跳，面如火燎，顿时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急得连忙摆手，她从来没有听人叫过“母亲”，急忙用上海——南通口音颤抖抖地说道：
“少……爷，少……爷，侬……不必这样！”
进退维谷的陈独秀见此状，难堪之色顿消，微笑着说：
“松年，这些年也亏得她的照顾，她是个真诚、热心肠的人。你们要尊敬她。”
陈松年答道：
“父亲，你放心，我们一定孝敬母亲！”
一天上午，陈松年穿街走巷过珠江路时，只听报童扯着嗓子喊叫：“特大新闻：陈独秀即将释放！”
陈松年一听，真是喜从天降，欣喜若狂，不由得从争先恐后买报人群的间隙中挤了进去，好不容易抢购得一份《中央日报》，当即看了起来：
“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九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作为儿子的陈松年，看到父亲减刑即将出狱的消息，此刻那心情就甭提有多高兴了。他急冲冲赶往监狱，欲向父亲陈独秀报告这一喜讯。当他在监狱门口办好探监手续，走进刚刚抢修的被日机炸塌的囚房时，里面挤满了人，典狱长正在大声宣读陈独秀减刑的国府令：
“查陈独秀前因危害国民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省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
典狱长宣读完后，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新闻记者抢拍镜头，上前采访陈独秀：
“请问陈先生，政府明令减刑，你对此有何感想？”
陈独秀减刑出狱，是条震动社会的特大新闻，新闻记者当然想从陈独秀口中抠出点什么。然而，陈独秀却缄口不言，令新闻记者吃了闭门羹。新闻记者摇头，感叹道：
“难怪人们说，陈独秀乖僻。”
其实，这时陈独秀正气着哩。他听了《国府明令》中“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十分恼火愤愤不平。他想，本来就无罪，哪来的“深自悔悟”，这岂不是对他污蔑造谣吗？在场的同案犯濮德志、罗世凡等人，当即要陈独秀发表一个声明，说道：
“‘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个字必须发表声明更正。”
陈独秀虽气愤万分，然而，他毕竟是沙场上的一位老斗士，想得更深一层，出狱前就发表声明批驳《国府明令》，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不智之举吗？弄得不好，反而耽误了出狱大计。出了监狱大门，获得自由，写一封明信给曾发表他自撰《辩诉状》要点的《申报》，要比现在发表声明，回答新闻记者的问话明智得多，乃是策略也。于是，他回避新闻记者的采访，不发表只言片语，令当局对他奈何不得。
当即，傅斯年、陈钟凡等朋友，邀请陈独秀出狱后，与其夫人寓居他们处。陈独秀对此感动不已，“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也。
客人走后，避于一角的潘兰珍，要不是陈松年在场，她定会上前热烈拥抱老先生。典狱长宣读文告时，她在一侧激动得热泪簌簌流下，满面喜悦。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怎能不欣喜若狂呢？然而，她还是抑制住那激动心情，喜笑颜开地走到老先生的身边，拎起竹壳水瓶，倒了一杯水。陈松年见潘兰珍给陈独秀倒开水，便上前从桌上递给父亲一支雪茄烟，擦着火柴点燃。此时，陈独秀安坐在藤椅上，闭目抽烟，悠然自得养起精神来。过了一会，陈松年开口说道：
“父亲，明天你老人家就要获得自由，这是大喜，不知你老人家日后有何打算？你与母亲是不是跟我回安庆老家去？”他又面对潘兰珍，有礼貌地说：
“母亲，你的想法呢？到安庆去，我们一定孝敬你和父亲。”
潘兰珍听了，腼腆地向陈独秀指了指说：
“我听老先生的。”
“陈先生，这是你的出狱证书。你现在就可以自由地走出监狱大门。”
陈独秀从典狱长手中接过，看也不看，便递给潘兰珍，虽是无条件出狱，但他对那“深自悔悟”还耿耿于怀，有什么好说的呢？
此时，典狱长又递给陈独秀一个帐册和一些钱物，说：
“陈先生，这是你托鄙人代为登记、保管，你支出的、朋友送你的钱物明细帐目、请你过目、清点。”
陈独秀接过并递给潘兰珍，连连道谢。
“不必客气！”典狱长笑着对陈独秀说，“陈先生，由于公务在身，鄙人不能像手下弟兄们那样，自由地请你题字纪念。今天，你荣幸出狱，能否赏光，题几个字留作纪念。”
陈独秀不假思索，挽起长袍袖，便从典狱长手中接过纸和笔墨，欣然挥毫题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典狱长及在场的朋友，见此抒发情怀、对未来新生活充满信心的题词，交口称赞。典狱长赞赏道：
“名不虚传，陈先生书法飘逸潇洒，很有气派。谢谢陈先生。”
此时，傅斯年、陈钟凡等高兴地对陈独秀说：
“仲甫先生，现在我们走吧。”
“好，走，出去！”很显然，陈独秀抑制着内心的激动。
“请稍稍等一下！”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村突然说道。
这突如其来的言语，使陈独秀及在场的朋友，面色陡变，难道又出了什么岔子？老练的陈独秀定了定神，不屑一顾地问道：
“丁先生，什么事？”
“陈先生，鄙人奉上级之命，你出狱后，接你以及夫人到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那里已为你安排好了下榻处，外面有车子在等候。”丁默村带着奉命行事的口吻说。
“丁先生，那里不是鄙人能够住的地方。鄙人已接受傅斯年先生夫妇之邀，暂到他府上安身。”
丁默村曾在早年从事过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共青团，后来当了中统。陈独秀不愿和他打交道，以免招惹是非。
丁默村被弄得十分尴尬，转身就走。
“好，我们走！”傅斯年夫妇喊道。
这时，同案犯濮德志、罗世凡等上前拉着陈独秀的手，既依依不舍，又哭丧着脸哀求道：
“总书记，你……你出去了，千万要……设法营救……我们。”濮德志流出了眼泪。
陈独秀见状，心也酸起来了。于是，他爽快地应允道：
“你这小鬼，被捕入狱你没流一滴眼泪，我出去，你倒哭起来了，没出息。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你们放心，我陈某出去不会忘了你们，一定设法营救你们早日出狱。”
陈独秀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胸前佩戴着红花，兴致勃勃，迈着他那走南闯北的双脚，走出高墙、铁门之外，早已迎候在那里的新闻记者，一窝蜂地拥上前来抢着拍照，围着他采访：
“陈先生，你获得自由，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什么打算？”
“陈先生，你对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前景，有何评价？”
“……”
陈独秀面对新闻记者从容不迫，只是挥着礼帽，一言不发。潘兰珍和陈松年见状，一个劲儿地护着陈独秀，钻进迎候的一辆黑色小轿车。失望的新闻记者摇头感叹：
“好一个唯我独尊的老头！”
“难怪蒋先生对他也奈何不得。”
随着一阵喇叭响，黑色小轿车在几辆车陪送下，飞也似地驶离这关押陈独秀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高墙、电网、森严壁垒的监狱铁门，载着他，奔向那前途莫测的新生活。
1937年8月25日，南京金陵大学理科院数学教授、陈独秀同乡好友余先生突然收到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联名的请柬，邀请去赴家宴。平时与陈氏兄弟素无来往，怎么突然来邀呢？陈氏兄弟与蒋介石同出于陈其美门下。靠着这种关系，陈果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二陈又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创始人，一直党权在握，当时流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提起陈氏兄弟，谁不退让三分？于是，余先生偕同夫人，忐忑不安如约前往。
这天晚上，余先生夫妇走进陈家公寓富丽堂皇的厅堂，只见宾客围坐，谈笑风生。他俩再一瞧，新剃了头，身着一身洁净衣服的陈独秀及夫人潘兰珍，竟赫然在座。陈立夫见余先生夫妇来到，便笑盈盈地迎上前来，说道：
“今天是家兄和鄙人给陈独秀先生洗尘，请余先生夫妇作陪。你同陈独秀先生同是安徽人，又是世交，今天，请你陪陈独秀先生多喝几杯。”
噢，是这么回事，余先生夫妇顿解心中疑惑，向陈立夫笑了笑，便入座。
陈独秀见状忙上前握手，并顺手举起酒杯，十分高兴地说道：
“余先生及尊夫人，谢谢你们对鄙人在狱中的热情关照。鄙人平生滴酒不进，请允许我敬你们一杯！”
余先生边摆手，边说：
“慢！独秀先生，鄙人应先敬你一杯才是，你从狱中出来既是新人，又是喜事，岂能让你先敬我一杯呢？”
“好了，在坐的诸位先生和女士，同独秀先生都是难得的好友，还是让我们共同敬独秀先生一杯，为他洗尘。”陈果夫举起杯，以东道主的口气说道。
“好！”诸位宾客举起酒杯，一同与陈独秀碰杯。陈独秀其乐融融，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连忙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说：
“谢谢果夫兄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鄙人无罪坐牢5年，吃了5年的白饭，这就要多谢蒋先生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笑声中，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声朗朗地说：
“诸位，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蒋先生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下如何？”
“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人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真是异想天开。”陈独秀说完，不禁幽默地笑了起来。
“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说话的正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
陈独秀听了，当即拒绝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5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停了一下，陈独秀摸摸山羊胡须，换了换语气说：“请朱先生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的“天机”，弄得陈果夫兄弟和朱家骅十分尴尬，宴席不欢而散……
陈独秀出狱后，他每时每刻都在思索着何去何从？寄人篱下，靠人施舍，总不是长久之计。幸亏他朋友多，名气大，帮他找出路的也多，但由于他的古怪脾气，条条路都被他堵塞，朋友也无计可施。
在他拒当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后的一天，曾经得到陈独秀赏识、时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隔洋托人传话给他：
“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之名，邀请独秀先生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
陈独秀听了传话，顿时把他记忆的长镜头，追溯到创办《新青年》杂志那个时期。
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擂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那时，他与胡适并不相识，只是从同乡好友汪孟邹口中得知，有个小同乡，名叫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于是，他叫汪孟邹写信给这位小同乡约稿。同年12月13日，他再次叫汪孟邹写信，重申约稿之恳切。大洋彼岸的胡适回信给陈独秀说：
“今日欲为祖国创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中国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当时，他对胡适的意见十分赞赏，并写信给胡适，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翻译像《决斗》那样的短篇名篇，“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这样，他和胡适虽然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都在思考中国文学改良的问题，成了好朋友。后来胡适常投稿《新青年》，得到陈独秀的赏识。1917年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授。这时，陈独秀也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小他12岁的胡适一身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地向他深深一鞠躬，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后来邀胡适参加了《新青年》七人编委，每人一期，轮流编辑。再后来，尽管两人在观点上分道扬镳，一个走到复古派梁任公、林琴南一边，帮蒋介石做事；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私人感情仍然笃深。陈独秀被捕入狱时，胡适和他的美国老师杜威，都向蒋介石致信呼吁释放他，还来狱中看过他，后又要与他人联名保释陈独秀出狱，被陈拒绝。今天，这位远隔重洋的旧友，仍在关心着他。从私人感情上说，陈独秀应该答应他的邀请，但陈独秀不愿去美国写自传，于是，他对传话人表示说：
“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陈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陈独秀出狱后，偕同其夫人潘兰珍住在南京傅斯年家中。此时，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日机频繁轰炸南京。不久，傅家住宅附近被炸，主人傅斯年不告而别，避难他乡。陈独秀无奈，只得寄居南京阴阳营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弟子、北大学生陈钟凡家。各方人士探望慰问者甚多，并赠送礼品钱物。然而，朋友的好心相助，却使得一贯清高廉洁的陈独秀心感不安。他以为朋友送钱送物，虽是好心，却如同针刺他心，把他视为施舍的对象和末路的落难者。因此，他除酌收北大学生和旧友的赠送外，其他概不受礼，即使收下，他往往也用来接济别人。他多次劝说前来看他的朋友：
“古人说：‘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朋友来看我陈某，已是不胜感激，切切不可送钱送物，友情已高于一切。”
1937年9月，南京战局日趋恶化，人心惶惶，扶老携幼，纷纷逃难他乡。此时，寄人篱下的陈独秀心急如焚，一听到日本飞机的吼叫声，他就血压剧升，心跳猛烈，张着嘴大口喘气，不断呻吟。夫人潘兰珍见此，除了安慰和流泪，束手无策。同时，陈钟凡一定也在收拾行装，急于避难他乡。就在此时，一天，突然有一位上海来客拜访陈独秀，并转给他一封上海托派的信：
“总书记，你德高望重，上海的朋友殷切地希望你回上海，重振党的组织。已筹集了资金，在法租界为你租好寓所，若在此隐居下来，比在南京安全。总书记，我已经给你和夫人买好了火车票，火车到上海有车接你。总书记，你意下如何？”
陈夫人潘兰珍给来客沏茶，听说去上海，心中倒有几分高兴。上海离老家南通不远，又可把养女小凤仙接到上海，免得她心中惦念。她多想劝说老先生去上海啊！可是她一切都得听从老先生的，怎好开口劝说。这些年来，她已熟知老先生的古怪脾气，一旦触怒他，发起脾气来，可真叫人受不了。出狱后的一天，凉风骤起，气温下降，她好心拿来衣服，对正在看报纸的陈独秀说：
“老先生，天凉了，侬把衣服穿上。”
陈独秀不仅不领她的情，反而大声斥骂道：
“你没看见，我正在看报纸，我哪是三岁伢子，冷了我不晓得穿！”
骂着，从潘兰珍手中抢过衣服，一甩老远，还瞪着一双目光逼人的眼睛，吓得潘兰珍低头站立，不敢吭一声。陈钟凡夫人在后院听见陈独秀的斥骂声，以为他们老夫少妻吵架了，立即跑来劝架。见此状，女主人又回转后院，因女主人对陈独秀的脾气也有所闻，若是他在发火时，任何人劝说都是无济于事的。待他气消时，他会很快“转阴为晴”。
潘兰珍在一旁听着客人与老先生说话，满以为陈独秀会同意去上海。从平日言谈中，她知道他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上海的生活依然留恋，现在朋友请他回上海，岂不是为他所愿吗？可是，潘兰珍万万没想到，老先生不仅拒绝去上海，而且还声色俱厉地对客人说：
“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三岁小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还要‘拉虎皮作大旗’，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说完，他大声喊道：
“兰珍，送客！”
这位上海来客被陈独秀的厉声拒绝，弄得狼狈不堪，扫兴而走。
来客走后，陈独秀愁眉紧锁，心力交瘁，在房间里踱步不停。南京局势日趋恶化，纠缠者太多，特务暗中盯梢随时可能生出是非，此地不宜久留。家乡安庆也不能回，只有溯江而上，去武汉避难，离上海，离南京越远越好。于是，他又带着商量的口气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我知道你想去上海。上海虽好，但不能去，那里不仅有日本人，还有别人来纠缠。南京太危险，我们到武汉去避一避再说，好不好？”
“老先生，阿拉听侬的。去武汉也好，那里离南京远，安全些。”
9月9日，陈独秀偕同夫人潘兰珍，在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购得船票乘轮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避难。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轮船逆汹涌江水而上，如同爬行，那蒸汽机吃力的喘息声震耳欲聋。陈独秀在客舱里，感到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夫人潘兰珍紧紧依偎着他，安慰着他，不让他乱走一步。可是，潘兰珍哪里知道，此时的陈独秀，思绪繁杂，矛盾重重。上水轮船，次日就要经过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又是他开始革命生涯的摇篮，那里还有他双目失明的养母和三子松年及其一家。他多么想踏上故土，回去看看阔别多年的家，看看双目失明的养母，看看小儿松年及其一家，了却了他那思念之情。然而，现在路过家门而不能归。国难当头，安庆也在告急，安徽省府也已搬迁至六安，家乡父老也在纷纷外出逃难。小儿松年来信也告知，准备逃难他乡。
他毕竟是闯荡沙场的“老斗士”，还是从苦痛中解脱出来。人说故土难离，今日路过家乡，虽不能归得家门，哪怕瞧一瞧神奇的宝塔也好。于是，他理了理思绪，关照少妻潘兰珍：
“兰珍，轮船明天就要停靠安庆。我已二十多年没回安庆了，事先没想到打个电报给松年，在码头与他见一见，顺便问问家中的情况。现在迟了。”
“老先生，当时阿拉想同侬讲的，又不好讲。”
“你当时提醒一下就好了，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停了会，陈独秀又吩咐道：
“兰珍，你明天留心一点，看见江边有一个宝塔，那就是安庆。你叫我一声，出去看看宝塔。那个宝塔，很有趣，有许多门。进去找不到门，转来转去，才能找到。我年轻时，常去登宝塔，现在老了，怕登不上去了……”
“好的，明天阿拉一看见宝塔就叫侬，侬现在安心地睡觉吧。”
次日下午，一声汽笛长鸣，安庆到了。潘兰珍透过船舱玻璃看到了那神奇的宝塔，忙叫正在午睡的陈独秀：
“老先生，阿拉看见宝塔了，安庆到了！侬快快起来。”
陈独秀一骨碌从床铺上爬起，潘兰珍忙帮他穿上长袍，戴好礼帽，扶他走出舱门。他登上甲板，凭栏而望，那巍然挺立的宝塔顿时映入眼帘。他默默地眺望，没有开口，只一个劲儿看那宝塔。古塔依旧，江水滔滔，而他的心际，与他当年离开故土时，却迥然两样。往事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
那是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通缉，幸亏有友人事先告知，他装扮成商人，连夜乘坐民船，携高君曼及幼小的儿女，潜离安庆，逃往芜湖。那民船在汹涌潮湃的江水中，颠簸着顺流而下。一阵浪来，船高飞数尺又落下，妻子儿女吓得哇哇哭叫。他心惊肉跳，心想没被袁世凯抓住，若是小船沉没，那一家四口岂不葬身于这江水之中？他忙向船老大塞去几块大洋，希望船老大把稳舵，小心驾驶。而船老大婉然谢绝，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说道：
“陈先生，我若是爱钱，你一上船，就向官府报告，何止得你这几个大洋？陈先生，你放心，在我船上，包你平安到达芜湖。”
陈独秀听了惊恐失色，心想船老大已认出了他，太危险；但世上还是好人多，幸巧遇上了这个不爱钱的船老大。谁知，到达芜湖后，他又被叛军捉去，出了布告，要杀他的头，幸得友人保释，才死里逃生。
在陈独秀苦苦思索中，船已靠上安庆码头，码头依然破旧，搭着条摇摇晃晃的木跳板，岸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一片慌乱。然而，这毕竟是他的故乡，他多么想登上码头，踏一踏那片故土，看一看那狭窄的石板条街，尝一尝家乡的小吃，可是往事不堪回首……
陈独秀长长吁叹了一声，触物伤怀，心酸的他不忍心再看再想，催促少妻潘兰珍扶他进入舱内，依然躺在铺上……
上水轮船，越往上行，江水越是狂澜乱涌，轮船只能缓缓而行，有时还得躲避日机的轰炸扫射。身在船上的陈独秀夫妇，只盼轮船快行，早点到达武汉。经过三天多的航行，总算平安地抵达了武汉。
地处南北交通咽喉的武汉，也是陈独秀的故地，在他脑际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上武汉码头，回民街那座临街的三层楼洋房，就闪现在眼前。他清楚地记得，1926年底，北伐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他曾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局。1927年4月初，他离开上海再次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工作，作为总书记而住进了这座洋房三楼中间的一套很讲究的房间。他的左邻为彭述之夫妇，右舍为蔡和森夫妇。那时，他有专门的办公室，任弼时的弟弟任作民，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任弼时的妹妹任秀兰，是他的事务管理，还有他的秘书黄文容，从生活到工作都给他安排妥当。出门有汽车，秘书作陪同，又兼作警卫。那时，他48岁，身体壮实，精力充沛，经常身着一身毛料西服，系着蓝底白碎花领带。他室内的文件、材料，办公桌上的用具整理得有条不紊，不准人乱动，一动他就知道，就追问谁来过，谁动过。他还记得，有一次，他从外面开会回来，发现案头的一支毛笔被动过，不问青红皂白，怒容满面地问秘书：
“小黄，我的笔谁动过？我不是再三说，我的东西不准动吗！你给我问问，谁动的。”
秘书黄文容见他发火，吓得胆颤心惊，但又不得不答道：
“总书记，请息怒，这支笔我用了一下。当时机关送文件来，我顺手用这支笔签了个名，总书记，下次决不动你的东西。”
他还记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挺严厉，说话，尤其训斥确有些家长式的味道，开口闭口，不是“小”字，就是“你这个伢子”。中央机关大多为青年人，就连周恩来，也是他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同辈人，这就难免他唯我独尊了。其实，他这个人还挺重感情的，秘书黄文容生病，他掏钱给他去医院看病。谁家中一时有了困难，他也会掏钱资助。与他日子处久了关系还是亲密的。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总书记俨然像个孔夫子，其实是菩萨心肠，对青年人严格也是爱嘛。”
光阴似箭，一晃十多年时光过去了，陈独秀没想到，今天他又踏上武汉这块故地，又来到黄鹤楼下。驻足回头眺望那蛇山黄鹄矶头上的黄鹤楼，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那时，他是作为党的总书记而来到这里，后来却成了通缉犯而秘密离开的。如今，他作为一个难民来这里避难，虽然前后不一样，但同是一个落难者，心地一样地茫然惆怅。想到这里，他不禁击节吟诵起唐代诗人崔颢题《黄鹤楼》那传诵千古的诗句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诗正暗合陈独秀此时的心境。使他顿生出一阵悲戚。当年，他来武汉时，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和他儿子陈乔年等人，都到码头用专车迎接他，晚上又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可是，“昔人”有的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的两个儿子也成了蒋介石的刀下鬼……此地，正是“空余黄鹤楼”了。想到此，陈独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感慨万分。
这次，他重来故地，再也没人来接他了。他步履维艰，一步一步地走出码头。想到当年秘密隐蔽的远离市区的武昌，倒是隐居之地，于是他便托人在武昌租一家寓所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