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火药生产的产量是相当大的，这可以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一段记载看出来。在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为了打造抗倭船只，派人到明朝请求支援器械火药等物资。明太祖批示说：“高丽来关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欢喜……教那里扫得五十万斤硝，将得十万斤硫磺来这里，著上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一次送几十万斤火药，表明明初火药生产数量是很大的。
明代统治者对于火药武器特别重视，从明代初年起就禁止民间私造军器和严禁兵器出境。对于火药武器，控制得更严。如“正统六年（1441），边将黄直、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泄漏，敕止之”。又如景泰五年（1454）发布命令：“令各处守备官制铳箭火药操演，不得漏泄法式。”正统十四年（1449）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还得向皇帝请示。所有这些都说明明代统治者严格控制了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生产，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对火药和火药武器生产的重视，推动了火药生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民间和军事部门生产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积极性，使火药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明代统治者严格控制了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生产，到明代中后期火药的发展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火药的研制和生产与火药武器的地位和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从明代火药武器的发展可以看明代火药的发展，在明代火药武器的发展和军队中火药武器的装备明显地优于前代。如行军战阵常以各种铳炮、火枪及火箭等火药武器打前锋。明代中后期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7）已清楚地指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戚家军均备有火器于接敌之前使用。尽管整个说来，主要还是靠冷武器装备部队，但火器的使用确较前代普遍。
《火龙经》中的火药和火药火器
从《武经总要》撰成到明代永乐年间，火药的进一步研制又经过了近400年的发展，在制作经验、类型品种、硝磺提纯工艺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火药理论也逐步形成；火药的生产规模，虽受政府专营的限制，仍有极大的发展。永乐十年（1412）问世的《火龙经》可谓对这一时期火药、火器生产、应用的全面总结，是明代初期流传至今最重要的火攻全书，也是其时众多火攻群书中之佼佼者。
这部火攻专著的内容包括火攻原理（风候、地利、药法、兵戒等）、各类火药配合诀歌、各种火药方、各种火器、各种火阵。
明代中、后期火药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5）又有胡宗宪的《筹海图编》、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记》、赵士桢的《神器谱》、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吕坤的《救命书》等军事著作问世，记录了许多兵法、军器和火药方。从《筹海图编》可知，这一时期中国从欧洲引进了很多新式火药武器。
随着这些新式火药武器的引入和推广，标志着中国火药武器的研制从过去以燃烧性及发散毒气为主的火器，迅速地朝着爆炸力强和发射炮弹、铅弹的管形火器的方向发展。这就不仅要调整火药的配方，而且要改进火药的加工工艺和硝磺的提纯方法。《纪效新书》和《神器谱》等都有关于火药加工新工艺的描述。
到了明代末年，在世界火药武器飞速发展的大潮冲击下，朱明政府也更加重视火药、火器的研制。茅元仪《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李盘《金汤借箸十二筹》等军事著作先后出版，它们都记载了当时所应用的火药武器和火药配方，其中尤以《武备志》叙述最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此前的兵书上所没有的，而炮和铳的种类有了显著的增加，除佛朗机、鸟铳等以外，还有戚继光等研制的虎蹲炮、百子连珠炮，赵士桢研制的迅雷炮等。有关各种性能的火药，也列举了数十种。
崇祯十六年（1643）由汤若望授、焦勖述的《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问世。它是明末把国外先进火器介绍到中国的重要著作，也对宋元以来的诸多火攻、火器著述进行了批评，谓“其中法制虽备，然多纷杂滥溢，无论是非可否一概刊录，种类虽多，而实效则少”；或“索奇觅异，巧立名色，徒炫耳目，罕资实用”。针对当时中国在制造管形火器技术上的状况，该书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铳和枪。从原料、铸造、尺寸及使用操纵诸方面做了细致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