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堂
厅房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门的前后都有过厅，方便穿行之用；二是正厅，是在正房前面中轴线上的主房，专门用做客厅，也可以从中穿到后面的院落，厅堂的左右设有侧室或耳房；第三种是花厅或宅院中的厅房，是具有消遣性质的房屋。
山西宅院中专供穿行的厅房实例较少，大多数是做客厅用的，在厅房的旁边，通常开一条供人通行的甬道，所以厅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封闭的。但是也不排除家族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将正房前的客厅后门打开，方便主人客人出入，以示隆重，同时也增加了喜庆的气氛。襄汾丁村民居有不少这样的客厅，一排三间，中间客厅前后有门，不过平时厅堂的后门是紧闭的。厅堂是一个院落的主要建筑，造型和装饰上通常要尽可能地讲究一些，如前檐多加抱厦、卷棚廊，也有工字形平面布局的。厅房的装修比较考究，可以在门框、门匾、窗扇、窗棂等部分进行文字或花纹装饰。过厅在传统宅院建筑中是规格较高的建筑物，所以明清两代的过厅、厅堂是传统宅院建筑中规格、布局讲究的建筑物。厅堂内除了家族家庭议事外，宴请客人的酒席就摆在这里。外院搭台唱戏，坐在厅堂的客人便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堂屋代表着一院的伦理秩序：婚丧之礼，在堂屋举行，以示通天地之气；家长寿诞，在堂屋举行，以之传递尊长敬老的伦理；堂屋之中，既含有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之精神，又是族中人明确责任之地。明清两代，均明确规定了厅堂不同的结构适应不同等级的范围。太谷曹家三多堂的厅堂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足可以炫耀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曹家东西楼的过厅长达16米，宽13米，高8米。方砖墁地，大梁滚金。12根横梁中最粗的4根大梁，全部用金粉做底色，雕绘彩画，装饰华丽。可惜的是，这些彩绘在抗日战争时期遭日军劫掠，“三多堂”梁柱间的金粉全部被日军刮走。
正房
正房是一个家庭内聚的地方。以正房为家人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家庭的外向性格所在，远接神祖、近待朋友、外嫁内娶和房族议事都在这个地方。正房建筑最能显示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品位，是建筑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家族中实施权威的场所，然而也是外人不便进出的地方。正房也称上房或北房，是大院住宅群的主房，位于宅院中轴线上的靠北方位，象征着主人不可动摇的家长地位。正房的跨度，决定了庭院的宽度。古代建筑，都是以北房为正房，从开间、进深、高度，到用料、工艺、装修等等方面，正房是全院等级最高的屋舍，也是宅院精华所聚。正房高于侧房，一般为家长居中，体现其支配家族家庭的权力和地位。大家庭里，最高地位的人也只是居住在正房的侧室，而不居正开门的中间堂室。正房的间数都是奇数，这样既便于中轴线的使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奇数为大的原则，奇为阳数，偶为阴数，想来民间建筑中少有偶数便是阳宅用阳数的中国传统文化。山西宅院里，正房是三开间或五开间的居多。明代建筑几乎都是三间正房，而五间正房的建筑大多是清代的建筑。山西宅院里还有一种最通用的建筑方式，称为明三暗五式，就是在三间正房的左右两边，各建一间面积较小的耳房，类似人的头面两边各挂着一只耳朵，既增加了使用面积，扩大了庭院的宽度，又不太招人眼目。这种带有耳房的建筑，给人的视觉通常只有三间正房，耳房几乎全被东西厢房遮掩着。在晋中一带的深宅大院里，建筑了高大气派的统楼。作为正房，像曹家三多堂，为几代同堂的宅子，有老辈人居住的正房院，也有主人和儿孙辈居住的统楼。不过通常情况下，儿孙辈住厢房的情况较多，以便于上代人对后辈的言传身教。一院之中最好的建筑给主人使用，充分体现着尊卑等级的观念。看看各个宅院里的正房建筑，就会对等级、尊卑一类的纲常名教，产生深刻的认识。
耳房
在正房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间比较窄小的房子，称做耳房。耳房是一种补充性的建筑物，用来储存粮食和杂物。因为位置在正房的两边，占地不多，左右对称，似人之两耳。耳房的台基有时比正房低，山墙腿子比正房的窄。在沁水柳氏宅院的十几处院落里，正房的台阶通常比耳房高出两级，如正房为七级台阶，耳房就是五级，正房五级的话，耳房就是三级，到耳房不必通过正房的台阶。修建耳房有几种用途，比如主人在修建四间房的基地上建房，为避免偶数的不吉利，通常修建成正三两耳的明三暗五格局，俗称“五破四”。两间的耳房占用的空间，仅仅相当于一间正室。也有少数人并不为节省地皮，只是刻意修建成明三暗五的样式，柳氏宅院里，这种带耳房的宅子最多，一个院落里，常常就有八间小耳房，东南西北四面各设两耳。在襄汾的丁村、临县碛口的陈家堡和方山张家塔的张家宅院里，许多耳房除兼做地窖还有暗室的功能。在暗室里，通常有外人不知晓的机关地道通向院外，躲避灾难，都是为了安全起见而设。这也是明清山西宅院一种常见的建筑方法。而在晋中一带的豪门大家，耳房建筑相对来说少一些。
厢房
厢房之制早已有之，厢房的主要功能就是住人。厢房是东西两排对称的相对而立的房子，位于正房前庭的左右两侧。位于东侧的叫东厢房，位于西侧的即西厢房。从建筑学的等级讲，东厢房的地位高于西厢房，这是因为中国人讲究左为上的约定俗成的规矩，正如宫殿建筑中东宫地位高于西宫一样。厢房的建筑规格、工料、装修比正房的等级低一些，通常是长辈在正房，晚辈在厢房。正房三间的话，厢房通常也是三间，偶尔也有厢房五间的布局。厢房室内分隔多是一明两暗，明间为堂屋，供家人起居；暗间为卧室，供睡眠休息，与正厅的布局功能大致相同。厢房的门框窗架上，也是进行雕刻装饰的主要部分。灵石王家宅院里，不仅装饰门窗，而且对墙基也进行了大量的文饰雕刻。在襄汾丁村，有一组别致的厢房，为三间排列的明代建筑典型。特别是这组明代厢房利用一个门框安装两个房间的房门，这样的建筑式样是非常别致的，充分利用了材质，节省了材料，也省了人力。不过使用方面，与两门两框比较会有一些不便，特别是相互的震动，对居室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明代的门窗比较清代来说，要简单一些，雕绘不是很多，像丁村这种一框两门的厢房窗格，都是竖直线条再配以一两根横条的规则几何形窗格，这也同时成为丁村宅院的简约风格。与正房相比，厢房都是比较简约的。
绣楼
绣楼当在宋代以后大规模出现，这与儒家纲常和宋明理学的发展完善有密切的关系。成于宋朝的《太平御览》一书中，关于居处占了一定的篇幅，其中有闺、阁、闱一类的建筑名称，却从未出现过绣楼两个字眼，而且闺阁里当时也有男子可以入住的记录。比如某人养病时，就可以待在阁中，人们认为空间紧凑一些，屋子人气旺盛，对病人多有好处。南朝宋鲍照鲍氏集八《拟行路难》诗中第三：“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罗幕。”绣房是妇女居住的华丽居室。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绣楼文化的内涵益加完备。宋人周邦彦《片玉集·风流子》词：“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王琚《美女篇》：“桂楼椒阁木兰堂，绣户雕轩文杏梁。”沈佺期《三歌》称：“璇闺窈窕秋夜长，绣户徘徊明月光。”苏轼《题织锦图上回文》诗：“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绣楼既让人向往，又让人恐惧。中国古代社会对未出阁少女的全封闭管束，让这些“十三上楼，十四盘头，十五出嫁”的年轻女子，在这里静修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或许在这里除了做些女红之类的活计，读读女儿经、烈女传，指引她们走上一生追求妇德妇道的不归之路。绣楼实质上对古代中国的年轻女性是一种极大的约束和摧残，试想被裹缠成三寸金莲的女孩子，没有独立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家靠父母，嫁人靠丈夫，夫死靠儿子，身心没有自由，经济上不能独立，她也就不是一个真正可以自己做主的独立人。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即是说女人当权，家业就会衰败，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身心束缚和摧残。当然绣楼也不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女儿可以享有的。
太谷的曹家绣楼和灵石的王家绣楼让人难以忘怀。即便是偏僻的临县陈家堡里，也有一座限制小姐出入的绣楼。在阳城的陈家相府中，人们常常会提到陈廷敬的孙女陈静渊，这是一位长期幽居的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她从小便受到家族家风的熏陶，聪慧好学，善书善诗。陈静渊成年后嫁与沧州卫封沛，不料年轻寡居，只得回到娘家，在皇城相府写下了一个年轻女子坐卧府第高楼间的愁苦和凄凉。陈渊静的父亲陈豫朋，为长女居住之处题写了“悟因楼”，取“悟却前因，万虑皆消”之意，宽慰爱女，然而陈静渊的忧愁悲苦依然难以排解。她在一首《夜坐》诗中写道：“空庭寂寂晚风寒，月色溶溶映画栏。无数扶疏花竹影，小窗红烛坐更残。”在《读书》一诗中描述：“郁郁愁萦万缕丝，遣排惟有读书宜。寒宵静拥挑灯候，永昼闲谈啜茗时。架上缥缃分甲乙，卷中人物别妍媸。寻章摘句非关好，画荻还将课稚儿。”一位寡居索处的年轻妇女，纵然有知识，有才华，也只能在这种深宅高院和黄花衰叶的伴随中，任凭生命在凄凉中走向寂灭。“尽日掩扉成独坐，一炉香篆一蒲团”。我们从陈静渊的父亲陈豫朋的一首《雨中题长女静渊家书后》的诗中，更可以理解这种深闺中的凄苦：“孤怀不觉海天宽，雨苦风衰雾缈漫。辍笔恐萦闺阁虑，强从纸尾署平安。”这种生活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情境，竟然是如此的相似相同。
书房
明清山西宅院中，书房是必有的建筑物，大些的宅院，还有专门辟出的书院。设立书房、书院的初衷也许不尽相同，但用途实则没有两样。有为成人专设的养心斋之类的建筑，也有为培养子孙后代的书院私塾。在这里，主人可以修身养性、读书研字，子孙可以学习经书、词章和算术。宅主人对后人的教育目的虽说有异，有的是为子孙后代步入仕途，光耀门楣，有的是为承继家业，广聚钱财，但教育子孙做人立业的基本道理却是共同的目标。
曹家的书房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而且每堂都有书房、书院。三多堂的书房，开始设在外院，而福、禄、寿三座院里，都有各自的书房。曹家发达后，专设书房院，延聘名儒，课读子孙。三多堂“多子院”的一个偏院，指定是子弟们进读的地方，门闩插上后，就成为一个独立封闭的场所，这样更便于子弟静心诵读写文章，日后能够有所作为。
渠家的私塾院里，门额上刻写着“读书乐”三个字。虽说渠家不算是山西提倡教育力度最大的家族，然而渠氏当年自家开设的私塾里，就培养出了像渠本翘、乔雨亭、刘奋熙等在三晋大地咤叱一时的近代风云人物。
灵石王家私塾所在的西院小偏院是私塾，院门的门框用4块青石雕成，上面刻着松、竹、梅和寿石、喜鹊，既表现岁寒三友的清气，又体现喜上眉梢的喜气。在这个封闭的地方，子弟们“探酉”、“映奎”，苦磨意志，苦练本领，蟾宫折桂，翘首在望。而且在静升，还有一座文庙，一般县一级的政府才可以修建文庙。康熙十四年（1675）静升王氏12世王大纪这位生员出资重修文庙，在庙碑上记载：“庙学之设，自汉始，盖明夫子之道，集前贤之大成……历代相沿，国家而外，亦止于郡邑，而乡村无闻焉。惟静升里中有庙，准县学制，不陋不华，盖创于先元至元二年，先民南塘辈倡之。”静升文庙不大，但大成殿、状元桥、献台、廊庑一应俱全。南塘是静升文庙的始创者，被人称道的庙前午壁，壁心为鲤鱼跃龙门双面镂空石雕，对后人的期冀尽寄寓其中。在静升文庙中读书的人，清代中后期有两人考中进士，其中一人是王家子弟；考中举人的有10人，王家有7人。
故宫有养心殿，民居有养心斋。顾名思义，养心斋就是修炼身心、研求学问、探讨知识之处所，同时也是主人读书、思考、秘谈的地方。养心斋通常兼有书房的功用。斋不必高大豪华，位置必取僻静，务须在少干扰的通幽之地，不过也有人将书房设在显眼的地方。渠家的养心斋就设在五进院的最高处，养心斋是一间不大的单体屋子，与周围建筑几乎隔绝，而在养心斋的门额，刻着“慎言语”三个字，当地人称此为过道牌楼，实际上是有意修建的一处静思之地。主人来到这里，无疑能够暂时避开繁杂的人事和商务，即便有人通过这里，也会被门上的“慎言语”所提醒，不得高声喧哗，脚步放慢放轻。这样，不仅对主人在繁杂的事务中理清思绪、平和心气是十分有益的，对规范身边的仆人佣人的举止也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宋人姚成一《雪坡集·养斋记》载：“养之义大矣哉。养则弘，不养则隘。养则充，不养则馁。德以养纯，才以养裕，学问以养涵深，器识以养广大……养之善，莫若养气。心者气之主，莫若养心。心之不能养，忿与欲败之也……忿必惩，欲必窒，然后可以持志而养气。气善养，则充且弘矣。充且弘则所养正而圣功寓矣。”这就是养心、养气的功用。修身养性，务正其心，外以应物，内而辩思。
精舍
精舍取自佛家打禅坐定的地方。“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是唐代诗人常建为江苏常熟虞山的兴福寺所作，作者隐退山水之间，自得游冶之乐，是一位心性空明、淡泊名利的诗人。在静升王家凝瑞宅高墙峻宇建筑群的西北角上，有一处小小的院落，一间低矮的屋室以其地僻幽静取胜，以其质朴简洁取胜，这便是导游小姐告诉我们的一处精舍。精舍宽不过十笏，高不过一仞，三人便可将这小小的屋子塞满。在精舍中立定，透过小小的窗轩，能够近取其质，远取其势，给人一幅空间层次错落的景观：近观瞻月亭，远赏文笔宝塔、霍山峰巅；仰观绵山奇峰，层峦叠嶂；平视深山古刹，薄雾环绕其间。在这个客人无法打搅、家人不常进出的天地，盘踞仰偃，尽随心性，可挥笔作字，可瀹茗置饮，大有心远地偏的逃世之感。王家建此精舍，可谓是匠心独具，别有他用。精舍事实上也就是最初道教的静室，取其安静之意，以摒除干扰，诚心修道。王家之所以将精舍修建得如此精巧绝妙，与王家供奉的先人王子乔羽化登仙的神话传说有很大关系。这种别有洞天的小院舍，传承着道学修身、佛学修心的说教，成为传统庭院文化中的一道特别风景。
名士隐逸现象贯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精舍是静思养性之所，历来为士人学子所看重。晚清大学士祁寯藻，咸丰年间（1851—1861）在政坛失意，回到老家寿阳，借方山僧院疗养心病，寿阳地高早凉，山中更无暑气，松翠弥谷，飞泉满山。大学士的心情很快转好，遂著《入山记》一册。不久，祁寯藻回到村里，在村北空隙的二亩地上，建构土屋三间，绕以短垣，杂植果树花竹，命名息园。地取其偏，舍取其简。精舍是闲情逸致的产物，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事实上，精舍也就是学舍，东汉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魏武帝曹操建安十五年（210）“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实际生活中，人们通常把僧人、道士修炼之所称为精舍。三国时吴国道士琅琊人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书以治病”。这是讲读之所，是修身养性之地，“吴兴老释子，野雪盖精庐”。辟一方偏僻净土，建一间精巧屋舍，独居幽处，躲避尘嚣，读书静思，怡养性情，后来也成为追求功名、附庸风雅者的一种时尚。
精舍内陈设简单，用具能省则省，在一种独处的环境中，让人洗涤尘世间的烦恼，纯洁心性，返璞归真。与天地沟通、享受宁静的同时，如果不时还有三两知己畅叙，也不乏生命中的和谐美妙。道经中明确规定，静室“不连他屋”，“不余杂物”，“惟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精舍起初是道家之物，后来佛家也立精舍，《晋书·孝武帝纪》载：“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世说新语·栖逸》载：“康僧渊在豫章，却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山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这是一种精神追求，后人也有以心即精之所舍来代称心。
厨房
衣食丰足的高门大户人家，厨房是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是主人不常去的地方，因此与主人的宅院分院而建，大都建在下院、偏院。衣食住行，生活必备，有人类就会有住宅，有庭院就要设厨房。《礼记·玉藻》曰：“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又田猎之礼，一为千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两千多年以前，就将有社会地位的主人与附属佣仆类的厨子分别看待，实际上也就将正房、厢房与厨房的地位明确进行了规定。君子不杀生，虽说是迂腐之偏见，在古代却也很有市场。《汉书·贾谊传》载：“其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中谈及：“庖厨不徙，后宫不移。”这些都是当时劳心者对劳力者的一种鄙视，将庖厨一类的匠人视做下人、粗人，也是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制度的需要。
在山西这几十座宅院中，厨房的位置、构造并不显眼，然而却无不体现出“君子远庖厨”的说教和偏见。在每一处宅院里，厨房都与主人居处隔离，而且大都有高墙分开，一是为了避免主仆频繁见面，二是为了主人免受厨房不洁之视觉污染。祁县城里的渠家甚至用高高的风火墙将厨房院与其他院落隔开，只是到用餐的时候，仆人通过固定的夹道甬巷将饭菜送与主人用餐。灵石王家的厨房院里，规矩则更加繁琐，分成上中下几等，不同等级的人走不同等级的门，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等级的餐厅用餐。绣楼上的小姐用餐，则可以从自己的居室侧门直接步入用餐地方，避免与外人相撞，培养大家闺秀贞静贤淑的气质。
门和门楼
古人云：“宅以门户为冠带”，道出了大门具有显示家人形象风格的作用。《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公侯“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一品二品官员，“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三品至五品，“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这种制度明清时期基本沿袭下来，三品以下的人家大门都得用黑色，所以今天看到的山西老宅院，门面黑色为多。门是建筑的脸面，人们通常说的门脸就是这个意思。在山西宅院建筑群中，门有多种造型，有多种用途，如正门、侧门、大门、二门、门楼、屏门、隔扇门、垂花门，等等。虽说都是门，却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说道。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宅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
正门，俗称大门，是主人下工夫最多的一道门，当然也是最关键的建筑物。山西宅院里，最常见的门有窑洞式门、石券拱门、楼式门庭三种。阳城砥洎城、沁水柳氏堡、碛口陈家堡、官沟张家梅花院、介休张壁古堡等等，都是石块石条砌筑券拱的大门，风格古朴，气派非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汾西县僧念镇师家大院的一道石门洞，长达10米，宽则可并行马车，如果黑漆漆的夜晚一人通过此门，洞内发出清晰的回声，让人毛骨悚然。窑洞式与楼式门楼，通常结合在一起，如乔家堡、曹家院、皇城相府中道庄大门楼，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建筑物。这类门楼高大森严，可供眺望，可供护院，门房有人把守，厚重的黑漆门板，稠密的铁门钉，大门边石狮把守或石鼓相对，都在表明此院主人非同小可。高大的门楼上通常还有权贵或名流题写的门匾，带着几分威严，透着几分神气。与庞大的宅院群落相比，宅院的大门通常显得比较幽深，在厚重、结实、高峻的墙背衬托下，大门通常注重古朴和庄重。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把乔家大院那气势不凡的黑漆大门已经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虽说是有艺术渲染的力量，却也并不背离实际情况。大门的饰物通常是门簪、门匾、铺首、门钉、门槛、门柱，门前配套设施有石狮、石鼓、上马石、拴马桩、影壁、泰山石敢当等，这类配角地位的附属建筑或饰物，对装点门面、深化宅院文化都有独特的功用。
屏门也称仪门，民间俗称二门。屏门平时紧闭，家人出入时从侧面经过，遇有家庭家族的重大礼仪活动，方才开启屏门，而大多数的屏门也就是隔扇门。正门高大，屏门较小，屏门有影壁的作用，也有装饰作用。屏门与院门相距几米，相对而立，出于礼仪的需要，也是地位的象征。开启仪门时，不是迎接尊贵的客人，就是家里操办喜事。如果是衙署打开仪门，十有八九是升堂审案。这类的门式建筑在明清山西宅院里随处可以见到。古代中国要求女性毫无条件地遵守妇道，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二门指的就是仪门。在偏远的晋西北临县碛口的陈家堡，就将屏门与照壁的功用合二为一，每进一个院子，都设一扇屏门，大门、二门上都题写了教育子孙、警示当代的名言佳句。荒寂的山沟里，一座座清代屏门耸立院中，为黄河土地上的窑洞院落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
垂花门是宅院里的又一景观。垂花门有只起装饰作用的虚门，但大多数的则有实用价值。在垂花门的造型、用料设计上，宅主人通常愿意下一些功夫，这也符合人们喜好装点门面的传统做法。明清山西民居中，凡属二进的院落，都建有垂花门楼，有四柱屏门式，有二柱垂花门，也有挂廊式的垂花。比较考究一些的正房或客厅的门上，特别是晋中的统楼，常常修筑一个垂花门，渲染大家族的尊贵气氛。垂花门的檐部雕饰大多是最讲究的地方，选用吉祥花草和吉祥禽鸟装饰，也有用琴棋诗书装点的，门楣上刻匾额，记录名言家训一类的警言格句，垂花门成为宅院里最亮的不可或缺的建筑构件。山西宅院中最常见的是一殿一卷式的垂花门，朝外一面做脊，后半部做卷棚顶，简单的垂花门也就是一个小屋顶。垂花门有建在院子中间的，也有嵌入左右墙壁间的，有的只起装饰作用。为了讲究建筑视觉的美感，装饰性的垂花门是不能开启的，建在院中间的垂花门，集装饰与实用功能于一体。榆次车辋常家一条街上，每隔一段距离，也就是两院相隔的距离，便有一个与院门相对应的装饰垂花门楼。通过一排上几个规模风格大体相当的垂花门，可以对外界显示主人的财力，也显示家族的势力。就是在偏远的碛口陈家堡里，也随处可见装饰精美的垂花门楼，建造垂花门是当时的一种建筑时尚。
照壁和影壁
照壁也称萧墙，萧在古代与“肃”相通，有“肃敬”的意思。萧墙的功能是遮挡外人的视线，避免外人向大门内窥视，也可以说是庭院的第一道“屏障”，同时也极具装饰功能。影壁是塑有各种图纹形象的墙壁，与房子一壁或大门连为一体。
春秋时期，对于住所照壁、屋顶形状和廊柱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如天子宫室照壁可以建在门外，诸侯宫室的影壁只能建在门内，大夫、士人只能用帘帷遮挡，不能建造影壁。儒家经典《论语》中，记载了一则关于修建照壁的故事。有人问孔夫子，齐国宰相管仲是否识礼？孔子答复说：齐桓公在宫殿门前立了一个塞门（形同照壁一类阻隔内外视线的建筑），管氏门前也立塞门；齐桓公为了国家之间的友好，设宴招待来访君主，堂上筑成放置器物的反坫（两楹之间用土垒成的放置酒杯类器物的土堆），管氏堂上也设了类似的东西。结论是：管仲越礼。孔子道：假若管仲懂得礼节，还有谁不懂礼呢？可见照壁是礼制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产物。当然，对于照壁的建筑规格、建筑地点，历来是有严格规定的，照壁也是等级制度的体现。曲阜阙里的孔府照壁上，雕刻着一个巨大的“贪”字，告诫子孙后代“为官莫贪”。孔府后人大多按照先人的家训，清清白白做官，勤勤恳恳为学，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出了多少追逐钱财的贪官污吏，又有谁能够说得清，道得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普通人家的居室院落也都可以修建照壁，取避邪之通俗说法，所以今天看到的山西古宅老院里，大都有一两堵比较考究的照壁进行装点。据民间传说，魑魅魍魉类的东西只能直行，不会转弯，一堵照壁，足可以抵挡妖邪的侵入。到封建社会后期，官至一品的人甚至可以隔河修建照壁，以示其赫赫声名。明清山西宅院的照壁丰富多彩：立在大门外的照壁，与大门连为一体的八字影壁，庭院里与门对应的照壁，嵌入花墙的影壁，等等。照壁、影壁的装饰图案也有种种，有仙鹤照壁（清代文官官服补子，一品官为仙鹤），有仙鹿照壁（鹿与禄同音，时刻提醒后人对功名利禄不得轻视），有象征富贵、高洁、坚贞品质的花卉照壁，有追求隐逸文化的渔樵耕读照壁、影壁，有将圣人言语、家训家规雕刻其间的照壁、影壁。不过最简单的也是最常见的是规则的龟背纹和孔方兄钱纹壁墙，看似简单，然而还是将主人追求长寿、追求财富的夙愿，砌筑其中，长久展示。
山西大院里有许多极具观赏价值的照壁和影壁，砖瓦垒砌，图案复杂，构思巧妙，做工精细。如乔家大院门前的百寿大照壁，一号院里正对倒座门的一座有福禄寿三星浮雕的砖砌照壁，照壁上鹤舞松间，主题突出。灵石王家的红门堡正门前，高家崖的凝瑞宅、敦厚宅门前，都建有阔大的照壁，与宏伟的庭院建筑物相匹配；而进到每一个院落里，又有大大小小、风格多样的照壁、影壁，赋予凝重的建筑物以生动的文化美感。建在屋顶上的风水墙、风水楼、风水影壁，也是山西古宅旧院里几乎家家都有的建筑附加物，目的不外是消灾祈福，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曹家三多堂主人，为了校正风水，特别将屋舍最深处砌筑了照壁，提高建筑物的高度，达到“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风水要求。碛口陈氏堡、沁水柳氏堡、灵石的高家崖和红门堡、阳城境内的砥洎城、祁县的乔家院、太谷的曹家院等等，都有许多精美的影壁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