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僧与僧诗
“诗僧”一词大约出现在中唐时期，释皎然诗文中两次言及“诗僧”，一处见《答权从事德舆书》中，曰：“灵澈上人，足下素识，其文章挺拔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另一处见《酬别襄阳诗僧少微》诗题中。白居易《爱咏诗》诗中也出现了“诗僧”这一称谓，诗曰：“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姚合《寄无可上人》曰：“十二门中寺，诗僧寺独幽。”贾岛《送陕府王建司马》诗中也出现“诗僧”之称。晚唐以后“诗僧”的称呼就非常普遍了，如司空图《狂题十八首》、齐己《浔阳道中作》、许浑《寄天乡寺仲仪上人富春孙处士》、郑谷《题兴善寺》等诗中均有“诗僧”的称法。齐己《勉诗僧》、《逢诗僧》，杜荀鹤《秋宿诗僧云英房因赠》，司空图《寄赠诗僧秀公》，郑谷《寄题诗僧秀公》等诗的诗题中也有“诗僧”之称。“诗僧”这一称谓虽然出现在中唐，但其起源却远早于此。一般认为诗僧滥觞于东晋，王夫之《姜斋诗话》中即称衲子诗源自东晋，这一说法大体有据可查。僧人中较早写诗的当属康僧渊，《高僧传》载他“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康僧渊主要活动于晋成帝之时，其活动年代早于支遁，善于咏俗书来述说经义，开僧侣作诗之先河。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有他的《代答张君祖》与《又答张君祖》二诗，尤其是后一首诗摹写山水，寄寓情志，具有较强的诗味。不过康僧渊留下的诗作极少，其名声亦远不如稍后的支遁。支遁号道林，与名士往来密切，并且具有诗才，《世说新语·文学篇》称他“才藻新奇，花烂映发”。《高僧传》载支遁“凡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这些评语绝非过誉之词。明代释正勉辑的《古今禅藻集》卷一首列支遁，并录其诗二十三首，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慧远之作。沈曾植《与金潜卢太守论诗书》说：“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东晋以后作诗的僧人渐多，至唐则蔚为大观。辛文房指出：“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遒、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沉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风再作。”
由以上的追溯可以看出，“诗僧”的名号虽出现在中唐，但诗僧之源却可上溯到东晋，康僧渊、支遁、慧远等成为中国第一批诗僧。孙昌武先生认为诗僧是“专业”写诗之僧人，是“披着袈裟的诗人”。这一定义颇有道理，但似乎过于严格，许多僧人虽作诗，但并非专业写诗，多是禅余而作。针对这一提法的过严，近来有学者甚至认为诗僧还应包括居士或居士诗人。这一提法又失之过宽。笔者认为，诗僧绝大部分并非专业写诗、以作诗为务，写诗只是他们的禅余之事；但同时又绝不应忽略诗僧的特定身份，四库馆臣在界定诗僧时已经注意到释子身份这一条件，甚至更严格地将那些出家后又自愿“返初服”的会作诗的僧人，排除在诗僧之外，如《唐四僧诗》提要曰：“清塞即周朴，其人后返初服，不应列为四僧。”简而言之，诗僧应是有意或无意创作诗歌的僧人。诗僧作为个体的出现可追溯到东晋，但诗僧作为特殊阶层的出现则成于中唐。
二、僧人与诗歌
僧人有其特殊的生活环境、精神境界、写作传统等等，因而僧诗也形成一定特点，对于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佛禅的内容引入诗歌。余嘉锡先生曾指出：“支遁始有赞佛咏怀诸诗，慧远遂撰念佛三昧之集。”这是说支遁、慧远首开以佛禅入诗的风气。首先引佛入诗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支遁可谓第一人，今存有大量“赞佛咏怀”，如《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诗三首》、《八关斋诗三首》、《五月长斋诗》、《咏大德》、《咏禅思道人诗》等作品。支遁在作风、韵味上都十分接近当时的文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他的许多清谈逸事，《世说新语·言语》载：
支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蓄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南下或过江僧人当时多精熟“三玄”，《庄子·逍遥游》是最难讲的，一般都根据郭璞、向秀的注，时人难以超向郭之外，而支遁在白马寺讲《庄子》却能“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就连“本自轻之（支）”的王逸少听他讲《逍遥游》后，都要“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唐代著名诗僧皎然曾有《文公诗》概括他的行业与作品，诗云：“文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天生文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来天上仙，为僧却下人间寺。道家诸子论自然，此公唯许《逍遥篇》。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支遁较好的作品有《咏怀诗》五首和《述怀诗》二首，先来看他的《咏怀诗五首》之四：
闲邪托静室，寂寥虚且真。逸想流岩阿，朦胧望幽人。慨矣玄风济，皎皎离染纯。时无问道睡，行歌将何因。灵溪无惊浪，四岳无埃尘。余将游其嵎，解驾辍飞轮。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时珍。修林畅轻迹，石室庇微身。崇虚习本照，损无归昔神。暧暧烦情故，零零冲气新。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憺怕为无德，孤哉自有邻。
透过这首诗我们看到一幅“高人隐逸图”。诗人表示向往山林水涯，与“幽人”优游行歌，在离世绝俗的环境里洗落凡情，度过“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的逍遥淡泊的人生。这里没有佛语，但那种“虚且真”的境界，显然有佛教空观和无常感的影子。支遁的佛教理解是把老庄的虚玄境界融入般若空观，也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比较一般玄言诗有所创新。而且此诗的一些诗句对仗工整，意境高远，寄玄理于山水之中的写法对后世山水诗创作产生了不小影响。
除山水诗外，支道林还有一些赞佛诗，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佛学思想，如《善思菩萨赞》：
能仁畅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无照功。
表达了“即色是空”的思想。
僧诗另一方面对诗歌的贡献体现在诗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慧远辑录有《念佛三昧诗集》，序曰：
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静之体，则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
这里描写了以禅境入诗的特殊境界：通过专思寂想而反照心源，寂而后定，定而后慧，这乃是后来所谓“取境”、“照境”、“造境”观念的滥觞。这在创作实践上则是对当时诗坛流行的“玄风”的突破，更开后来唐宋人以禅入诗、诗禅交融的先河。慧远较可信的作品有《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扣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沈德潜《古诗源》称此诗“自有一种清奥之气”。此诗在写法上上承支道林，下开谢灵运，对后人影响深远。
中国文学史上一般认为首创山水诗体的是谢灵运，但沈曾植指出：
“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
沈氏指出支遁已经“模山范水”且“华妙绝伦”，即认为他在山水诗创作上有开风气先之功。山居乐道乃是六朝僧侣的一种传统，僧传里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支遁就曾有《咏利城山居》表达归返林岭、山居乐道之情。他在《八关斋诗三首序》里说：
……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往。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身外之真；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
在这里山水之游是“悟身外之真”的机缘，自然风光的描写之外透露的是佛玄之意。
除支道林、慧远等名僧外，南北朝时能诗的名僧还很多，如晋帛道猷、竺僧度、释道宝，宋之汤惠休，齐之释宝月，梁之释宝志、释法云，陈之释慧标等。他们的作品按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悟道诗、言情诗、山水诗、咏物诗。先看悟道诗：
金绳界宝地，珍木荫瑶池。云间妙音奏，天际法蠡吹。
这类诗歌多从修行的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悟道观点或描写彼岸的理想世界，上面这首无名氏的《净土咏》即是对净土世界的描绘。此类诗歌多是以佛语入诗，是披着诗歌形式的佛教讲义，艺术成就大多不高，偶尔杂有以禅趣入诗的，如惠标的《咏水诗》：
骊泉紫阙映，珠浦碧沙沉。岸阔莲香远，流清云影深。风潭如拂镜，山溜似调琴。请君看皎洁，知有澹然心。
此诗为以水喻禅心之咏物诗，主要在强调心性像镜水一样清净。前三联从多方面描绘水的美好性状：它辉映宫阙，冲激珠浦，沉淀碧沙，它飘送莲花芳香，映照清澈的云影，它如明镜般晶莹，它还像美好琴弦弹奏动人曲调。后联则以拟人法指明它的皎洁来自它的淡然之心。在这里诗人借水来比况清净的道心，不着禅语而尽得禅理，不过这类作品并不多见。
在南朝文学重抒情的大环境下，这时期佛教徒也写有纯抒情诗，它与文士之作相近，称不上佛教文学，故在此不多涉及。南北朝僧诗创作中成就最高的还是山水诗，支道林、慧远的名篇均属此类，另外此间山水诗的名篇还有一篇值得提及，尽管它的佛教色彩并不明显，这就是帛道猷的《陵峰采药独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境，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这篇作品对仗工整，抒情流畅，较支遁、慧远作品少雕琢之气。宋代秦少游诗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僧道潜号参寥，有云：“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即出于道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