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接下来我要说说在药家鑫案讨论中我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一共写了十六条微博，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耐心看完我要说什么，就断章取义地批评我。所以我说，很多人反对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定义的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我无关的。主要观点无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废除死刑问题与废除药家鑫死刑的问题。我首先声明，在依照目前法律进行公正审判的前提下，药被判处死刑，我没有意见。我谈废除死刑问题，并不是谈废除药家鑫的死刑。虽然我分条列出我的观点，但我所希望的是法庭公正。当然，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也不得不说，作为民众，喊出“药不死，法律死”，实际上这已经是代法庭判决了。我想说的是，公众应该喊出的是：“不公正，法律死。”即使我们自以为正义，也不能代表法庭宣布判决。所以我说，我没有干预法律，我干预的是全民审判。如果是一个父亲做了恶，是否就应该将责任移嫁到儿子身上？应该声讨的是这个父亲以及枉法的法官。这是一个权责对应的逻辑问题。如果他们操弄司法，药家鑫死，会是他父亲害死的。他们应该去安慰张家的人，哪怕卖掉房产补偿也不为过。
我自知以中国今日的法制与民情，废除死刑会走很多年。我所涉及的讨论，更多在于观念之碰撞，而不在于立即要左右什么，与药案甚至也没有多少联系。这的确是些一以贯之的想法。是对是错，不过是各抒己见而已。
其二，符号化与仪式化的问题。药家鑫是一个杀人犯，他死与不死应该依照法律来判决，而不应该被当成“富二代”或者“军二代”而被判决死刑。否则，就是新的阶级斗争，是基于单一身份的暴力。我注意到，很多相关讨论都集中于药的“富二代”身份。这是一种宣泄，更像是一种政治审判。我说政治审判有两种，一种来自密室，一种来自广场。他们都是对法律的操弄，都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其三，全民喊杀的良心困境与集体无意识问题。我承认，我的确不是一个政治人，我只是一个文化建设者，一个观察者、思考者。前几天，凤凰卫视邀请我做节目，看到两方争论药该不该死，我当时就想退出。这不是法庭，我无法像讨论房价该不该涨一样讨论一个人的生死。
有部电影《最后的绞刑师》，讲的是英国一个叫（皮埃尔·普安）的绞刑师，他果断、迅速，创造了7秒半完成行刑过程的纪录。由于他是公认的英国第一绞刑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受盟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邀请，数次远赴德国，对纽伦堡审判后的纳粹战犯及其他死刑犯执行绞刑。别人问他绞死人什么感受时，他说，当他进入行刑室，生活中的那个他就被关在门外了。然而，有一次，当他发现被绞死的是他的一个朋友时，他发现站在门外的那个他走进了行刑室，而那个行刑室里的自己也走进了门外的他的生活。这部电影似乎在讲一个有关共情的故事，只有面对你熟悉的人，你才会想到他有很多身份与面貌，才会带进自己的感受。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能为药家鑫求情，关键正在于此。他们为杀人犯求情，并不是因为他们道德有问题，而是因为被激发了这种共情。
有人说要从此抵制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我想这也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你必须承认，人不只有一个身份。有人可以端起一杯蚂蚁去吃，我却不忍心踩死厨房里的一只。这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这样做了我会心里难受。你可以说我是伪善，但必须承认的是，对待生命的态度，人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心理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