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哲。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
“译文”
从开天辟地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远了。生活在现在的人要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仓颉就担任过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自此，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曲礼》里面说：“史官随时随身携带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让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哲》等篇中。周朝从文王时代开始有所变化，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以历法的推算来编排年月，以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时的昌盛，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郁于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道德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赞或贬斥，列举国家的兴亡以起到规劝和警戒的作用。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钜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义不太容易为人所知，《春秋》的行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能够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并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含意，并将此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有书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原文”
汉灭赢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用《世家》以诸侯，《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译文”
汉朝消灭秦朝和项羽，其间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追朔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业，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并进行描叙。对比于《尧典》而称为“典”，而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的事迹；以孔子为例而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这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历史上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代史书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不作隐讳的优点，记述广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特点，偏好奇特而不同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他又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受益颇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华丽，的确是文词谦逊，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成绩；避开班彪的成绩而窃取其成就的过错，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清楚了。从《左传》的记事方式上看，它以《春秋》为蓝本，偶尔记叙到的其他一些史实，由于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因此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了。从《史记》中的各部分列传开始，才开始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研读，这是后继者所赞同和效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庖牺以来，就从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的。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规则。“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在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政治，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止国家大事不能失真，而且还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平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的道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非常偏颇杂乱，违反伦纲。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了。
“原文”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译文”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鸿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言词过于偏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疏而不精密，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恰当；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比不过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工作属于著作郎。陆机开始写的《晋纪》，写的是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善；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末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求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规矩。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标准作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居住在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孙盛编史也立条例的做法，就是取法邓粲了。
“原文”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必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译文”
编写史书，必须上下贯汇诸子百家，记载千秋万世的事件，表明历代盛衰的现象，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长存于世；王道霸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重要。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首先要集中到太史府，以便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他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收集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筒，以便能广泛而熟练地熟悉古代的事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典籍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多而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要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事实，就很难做到准确了；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确是作总体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为一事，但和好几人都有关联，如果在多人的本传里都写到，就会造成重复；如果记载有所偏重，则又会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权衡轻重、做到能相互配合上的不易。所以，东汉张衡指出了《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原文”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详”，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译文”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在言辞方面都会有所不同。”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原则的。可是一般人都喜欢一些奇异的事情，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夸大，记载遥远的事情又想做详细的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而追求奇异的事情，牵强附会；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自己写的书中就有记载。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前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虽然处于同时但往往也有虚假的东西。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加以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会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代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原文”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译文”
总之，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