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庄王起用了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孙叔敖。孙叔敖，字艾猎。他青年时随父亲到郢都，正碰上令尹斗越椒作乱，父亲被杀，孙叔敖回家乡隐居。后来，楚庄王在大臣虞丘子的推荐下，派人用王辇去迎孙叔敖。庄王同他谈了一天，发觉他很有见识，就拜他为令尹。孙叔敖治国的最大特点是施教导民，唯实而不唯上。在想办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时，不靠脱离实际的行政命令，而是依靠高超的政治智慧。
随着楚国实力的增强，与中原各强国的冲突也日益增多，对于作战用的战车的需求也相应的增加。但是楚国民俗习坐矮车，民间的牛车底座很低，不适于在战时用做马车。楚庄王准备下令全国提高车的底座。孙叔敖说：“下令太多，民不知所从，这不好。如果您想把车底座改高，我请求让各个地方的城镇把街巷两头的门限升高。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庄王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有发布政令，而是由官府机构统一放弃底座低的矮车，而改造高车乘用，同时将大小城镇的街巷两头设一较高的门限，只有高车才能通过，矮车就会被卡在那里，靠人推才能通行。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全国的牛车底座都升高了。对这件事，司马迁评价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实际上，孙叔敖的这一做法，包含着很深刻的博弈论智慧在其中。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需要考察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博弈——超速博弈。在这个博弈里，一个司机的选择会与其他所有司机发生互动。
在我国，交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限定。比如在北京，二环、三环和四环路，限速在50~80千米/时；五环路的限速为50~90千米/时；机场高速路最高限速为120千米/时；京津塘高速路的限速为110千米/时；长安街、两广大街、平安大街、前三门大街限速为70千米/时。对于超速的车辆，根根据情节不同处以罚款、记分直至吊销驾驶执照的惩罚。
那么在这种规定之下，你要不要约束自己的行驶速度呢？
假如所有的人都在超速行驶，那么你有两个理由超速。首先，驾驶的时候与道路上车流的速度保持一致更安全。在大多数高速公路上，谁如果开车只开到每小时55千米，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障碍物，人人都必须避开他。其次，假如你跟着其他超速车辆前进，那么被抓住的机会几乎为零。因为警方根本没工夫让它们通通停到路边进行处理。只要你紧跟道路上的车流前进，那么总体而言你就是安全的。
假如越来越多的司机遵守限速规定，上述两个理由就不复存在。这时，超速驾驶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他需要不断在车流当中穿过来又插过去，而被逮住的可能性也会急剧上升。
在超速行驶的案例中，变化趋势变成朝向其中一个极端。因为跟随你的选择的人越多，这个选择的好处就越多。一个人的选择会影响其他人。假如有一个司机超速驾驶，他就能稍稍提高其他人超速驾驶的安全性。假如没有人超速驾驶，那就谁也不想第一个超速驾驶、为其他人带来“好处”，因为那样做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反之假如人人超速驾驶，谁也不想成为唯一落后的人。
交管部门若是希望鼓励驾驶者遵守限速，关键在于争取一个临界数目的司机。这么一来，只要有一个短期的极其严格且惩罚严厉的强制执行过程，就能扭转足够数目的司机的驾驶方式，从而产生推动人人守法的力量。均衡将从一个极端（人人超速）转向另一个极端（人人守法）。在新的均衡之下，警方可以缩减执法人手，而守法行为也能自觉地保持下去。
看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理解孙叔敖在抬高城门槛的行动中所运用的智慧了。在他的方法中，提高门槛的高度，相当于对底座较低的矮车进行的一种惩罚，而为高车提供的一种便利。最开始的时候，使用矮车的“君子们”受到种种限制，产生种种不便，无法顺利通过街巷的门限。而与此同时，官府所使用的高车又给了他们一个示范的效应。为了得到这种通行便利，改造自己的车辆底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优势策略。
孙叔敖的做法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一个短暂而立竿见影的执法过程，其效率不仅远远胜过无法触动现行习惯的任何行政命令，而且大大高于一个投入同样力量进行的一个长期而温和的执法过程。
博弈智慧
任何法规政令，无论它的规定多么严密周详，如果无法严格执行，那么它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负面作用，那就是阻碍更新也更有效的法规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