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这就是讲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付诸于行动，用事实讲话，空发议论，无济于事，曾国藩讲究万事躬身入局。
据说，被称为曾国藩衣钵传人的李鸿章，启口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敬佩殆如神明。一日他与同僚闲谈，又讲起他老师曾国藩如何如何，说道：“我老师的秘传心法一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处世的秘诀。”为此李鸿章给同僚讲述了一次曾国藩给其讲学时讲的一个故事：“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吃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着急，亲至村口守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田垅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相让。老翁赶忙上前婉语日：‘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日：‘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日：‘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一下。’其人日：‘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日：‘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过去，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日：‘既然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水田，让你挑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化解。’而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而李鸿章讲到此处，顿了顿又讲了一个细节。当时李鸿章正在洗耳恭听，以为曾国藩依顺序直说下去；不料，曾国藩至此止，竞不复语。李鸿章的僚属吴永也曾回忆说：“予当时听之，用意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人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这的确是一段颇具意味的掌故，也完全符合曾国藩的性格。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兄共相鉴诫。弟能戒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意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奋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基业。
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之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摆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摆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屈下身段，遇事体察一番。
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遭尔推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励，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恨”，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做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奸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为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一种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