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用人智慧，关键在于其用人思想的精髓：识人以诚，用人以明。他对于偏才和大器晚成者不离不弃，而是扬长避短，给予充分的磨炼，促其成长。
王珍，字璞山，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由此可见王珍的勇猛非同一般了。
王珍是湘军中治军极严的统领，他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章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王珍在军纪中规定：“士兵怀银十两者斩”，很多人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王珍军中士兵的饷银，都是由营部直接交到士兵家中，因此，士兵身上有十两银子，便可推断银子不是抢来的，便是赌博赢来的，所以要把他杀了。还有吃饭不给钱，买东西不给钱的，只要犯了这样的错误也必然给以严惩。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格，即以此也。
但是王珍为人有一点不好，喜欢夸大事实，而曾国藩一向讨厌夸大其辞的人。
王珍有一天对曾国藩说：“我只要招兵三千，就可以把太平军消灭掉。”曾国藩一听，大惊失色。曾国藩后来写信告诫王珍，在信中说：“仆泰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激昂之风，心中爱重，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不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优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王珍接到信后，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曾国藩深感忧虑，在致骆秉章的信中说：“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待所今亡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王珍的言行很是不满，因劝阻无效，两人已经闹翻。
王珍对曾国藩如此不敬，因其是难得的人才，虽然有缺点，但曾国藩并不因此嫌弃他。王珍屡次违抗曾国藩的命令，曾国藩在关键时刻照样事事处处关照他，丝毫也没有因王珍的不敬而打击报复。
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身先士卒，率军奋勇作战，大破太平军20余万，一时间湘军声名大振，名扬天下。
曾国藩知悉王珍破敌的消息，连夜赶写奏折，为王珍请功。未曾想到这位为初建湘军立下汗马功劳，作战威猛不可抵挡的湘军将领，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暴死军中。曾国藩得知王珍暴死的消息，不禁痛哭流涕，旁人也无不痛惜。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不仅注重人才，并且有容人之量。他在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于《与张亮基》一文中曾说到：“这一地区的文官中如魁太守、朱县令等，武官中如塔参将、景都司，都忠心赤胆，奋发有为，可以和他们一同伸张大义。而其中的塔玉山参将，是被乌都统赏识的顶头人物，实属很难求得的人才。近来听说您因为他未肯前往桂东增援狠狠地督责了他，求您稍稍从缓处置，等我再仔细对他考察一番。人才难得，只怕因小错而损失了有用之才啊！”
陈围瑞，15岁投入太平军，后来投降清军，历经几番磨难之后，投到以蛮横无礼著称的僧格林沁手下。传说他作战威猛无比，骁勇异常，曾于炮弹如雨中端坐营外喝酒，炮弹击碎他手中酒杯，他居然毫无惧色，还连声向敌人阵营高喊：向我开炮！因此他手下的人对他是又敬又怕。陈国瑞从未读过书，更不懂礼仪，整日出口成脏，人称他为“刺头”。
僧格林沁死后，曾国藩将陈国瑞这个“刺头”纳入自己的帐下。不久陈国瑞便生出事端，刘铭传所率军队与陈国瑞的部下发生械斗。曾国藩知道只有让陈国瑞对自己服服帖帖，以后才能派上大用常
有一天，曾国藩叫人传陈国瑞相见。
曾国藩知道陈一向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决心先挫挫他的威风。曾国藩首先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阳刚正气震慑陈国瑞的嚣张，接着历数陈国瑞劣迹暴行，让其明白自己的错误，清楚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陈国瑞听了曾国藩的一番话，心里七上八下十分不安，觉得全完了。这时，曾国藩觉得时机已到，开始表扬他作战身先士卒，不怕牺牲，不好色贪财，未来前途无量，不要因一时冲动而毁了大好前程。陈国瑞一听，精神大振，恭敬聆听曾国藩的教诲。曾国藩要求他的军队必须做到“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的规章制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国瑞这种人虽然没有才干，但有勇力，曾国藩能这样用心待他，是因为曾国藩有爱才之心。
有人曾说曾国藩会相人，预卜终身，虽然话说得有些夸张，但也还有一定的根据。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才华过人，尤其文笔功夫好，对天下事很有见解。曾国藩与他俩仔细谈论，曾国藩对推荐的人说：“刘锡鸿看去一脸抑郁不平，将来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人看来气息太沉，可能以后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但不会有多大作为。”
刘锡鸿曾跟随郭嵩焘出使西洋，担任副使之职，但二人常常互相攻击。刘锡鸿说郭带妾出国，形象不好，且与外国人交往过于密切。郭毫不示弱，汇报说刘偷外国人的表。当时主要负责人是李鸿章，他与郭嵩焘有同门之谊，因此刻意偏袒。李鸿章对此事不进行调查分析，就将刘锡鸿撤回，并且规定以后再也不设“副使”之职。刘锡鸿一肚子委屈，决意报复李鸿章，到处收集李鸿章的罪名，居然有十条之多。但是李鸿章正是得意之时，清朝政府大部分的外交事务都要依靠李鸿章来办理，当然没空去管刘锡鸿罗列的十多条罪状。因此刘锡鸿处处遭受冷遇。这种变故，刘锡鸿心气难平，更加恼怒，碰上人便大讲特讲有关李鸿章的不是，所有以前和他相好的人也不敢再和他往来，他每次请客，朋友也不敢到他家中，受到这种冷遇，他不久就郁闷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和曾国藩的预测十分吻合，他后来虽得到别人帮助，来到曾幕，但是他为人过于耿直，不肯随波逐流，再加上为人处事缺乏勇气，最终事业没有什么大的成功。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都可看到曾国藩过人的用人智慧和识人智慧，曾国藩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与他的这种智慧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