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奢望领导主动垂青自己，但我们可以感觉到领导给众人的距离感，在我们了解领导的“距离”之后，再想我们如何恰到好处地与领导处在黄金分割点上。
许多领导正是通过有意识地保持与下属的距离，使下属认识到权力等级的存在，感受到领导的支配力和权威。而这种权威对于领导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是绝对必须的。如果领导过分随和，不注意树立对下属的权威，下属很可能就会因为轻慢领导的权威而怠惰、拖延甚至是故意进行破坏。所以，领导通过“架子”来显示自己的权力，进而有效地行使权力是无可非议的，对于领导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是必要的。
距离，既会给领导带来威严感，也会给下属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可以随时行使他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威严感会使领导形成一种威慑力，使下属感到“服从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服从则会给自己造成不利”。
在几百年前，意大利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曾写过一本叫《君主论》的书，以惊世骇俗之笔揭示了政治的真相，并给统治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其毫不遮掩、一针见血的叙事风格可与韩非子相媲美。他在书中写道：
“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韧不拔。”
马基雅维里不止一次地提到，君主应通过种种手段，甚至包括表面上的装腔作势和耍些小手段来获得别人的尊重、爱戴和潜在畏惧。
戴高乐是个曾被尼克松称为是“用门面装扮起来，但却不是一个虚假的人物”的人。他在他的著作《剑锋》中写道：
“一个领袖必须能够使他的部下具有信心。他必须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威。
“最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
“一个领袖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否则，他就不会有威信。”
领导有其作为领导的心理及特点，同时，他也是有平常心的，至少有像常人一样的友情、亲情、爱情……他是矛盾的，他的尊严和权威，又正是他的痛苦和孤独。
生活中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形，与领导距离远了，你会觉得领导不了解你，不重用你；与领导距离近了，同事中就有议论你“巴结领导”“溜须拍马”，有时甚至领导也烦你。很多人为此烦恼不已。
其实，处理与领导的距离就像炒菜一样，掌握好了火候，也就不难了。
要不即不离。
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首先要互相了解。“我干我的事，他做他的官，我干吗要了解他。”这样的想法就错了。不管你多么才华横溢，志存高远，没有得到领导的重用，也是枉然。因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领导对于你的前途，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你如果对领导的习惯、方法、嗜好等有所了解的话，那在领导面前说话就会更得体，工作就会做得更合他的口味。这样一来，领导自然会赏识你。而你的才华如果能被领导所识，那在适合你做事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如果只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但对你了解不多，你也就没有机会一展身手了。
距离太远，自然看不太清，要敢于和领导接近，了解他。
领导也是人，也是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也希望能够被人理解。他需要接近、了解下属，你需要接近了解领导，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不必担心因别人的议论而躲避领导。你如果希望领导喜欢你，看得起你，那么首先得让领导看得见你。
正如领导须有一双识才慧眼，我们不妨也多留意领导的具体可爱之处，而不仅仅是他的身份。如果你注意寻找别人身上应予以肯定的东西，你会发现在他们身上有许多惊人的好事值得大讲特讲。拉尔夫·瓦尔多·伊默森说：“我遇到的人，都在某方面比我强。”如果美国的大人物都能说出伊默森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小人物就不难在我们邻居身上找到出人头地的优良品质了。
学会出人意料的表扬，更会加强我们赞许的艺术。在这样的场合，比如，吃了一顿美餐或听了动人的讲演，人们都要习惯地恭维一番。亨利·泰勒爵士在她19世纪写的《政治家》一书中指出：等到以后有机会再回顾其中的细节加以赞扬和肯定，效果就会更好。她说：
一个人讲演完毕，刚一坐下，你就喝彩。他认为你这是出自一般的礼貌。但是过一段时间，也许他认为你把他的讲演早已丢在脑后了，这时你再对他表示你把他讲演中的教益还铭记在心。这样，他对你的恭维将会经久不忘，远远超过你对他讲演的记忆。
可爱的人，自然是会讨领导喜爱的。
我们与领导说话时，应多注意他的心理。
了解他人心理，不仅要抓住对大致的心理波动，而且要于细微之处下功夫，利用细小兴奋的刺激来影响其特定情形下的心理，从而使你的赞美既巧收“润物细无声”之效，又有极强的针对性。周恩来作为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他的外交艺术令世人为之赞叹。1971年7月29日，基辛格率代表团秘密访华，进行打破中美中断数年外交僵局的谈判。来华前，尼克松总统曾不止一次地为他们设想这次会谈的情形，以为中方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他们退出台湾，滚出东南亚，基辛格—行为此非常紧张。但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们时，却与之截然相反。他微笑着握住基辛格的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当基辛格把自己的随员一一介绍给周恩来时，他的赞美更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握住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的《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简短的几句欢迎词蕴含着高超的赞美技巧。第一，他对基辛格一行的紧张心理有清醒的认识。新中国站在正义的一方，他们是作为曾欺压中国的另一方代表，肩负着为恢复外交关系的第一次谈判的政治使命，其紧张心理可想而知。他们在迎接周恩来时垂手而立，表情僵硬，手足无措之态足以证明其心理状态。周恩来为清除其紧张心理，故意淡化其政治角色，对基辛格的几位随员，不赞美他们政治舞台上的出色表演，而是抓住其生活、工作中的一些细节，如语言才能、论文、家庭成员进行赞美，既亲切、自然、又大方、得体。周恩来抓住这些表面看来与彼此外交使命无关的细节，琐碎之事进行慷慨赞美，一方面缩短了双方的心理距离。周恩来平易近人的温和态度，使客人们感觉到他们似乎并不是在会见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双方不是进行严肃的政治谈判，而是在会见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亲切地在同他们拉着家常，赞赏着他们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言者有意，听者有心”，周恩来通过这些与主题毫无联系的赞美巧妙传达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友好态度。因而，这些看似微妙，甚至不易为人觉察的信息却使基辛格一行的心理发生了一个大转变，由紧张、拘束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为会谈消除了心理屏障。第二，要了解别人的心理，使你的赞美既慷慨又准确，必须对其做充分的了解，事先了解一些资料和内容。
领导，各有各的性格和特点，所以，我们先尽量地去了解他，才能愉快地交流。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感兴趣的事情，领导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仔细想一下，领导的兴奋点究竟在哪儿？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畅谈。
查利夫的一封信里写了这样一段经历。
“一天，我发现我需要得到帮助。”查利夫写道，“一个大型的童子军集会将在欧洲举行，我想争取让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总裁资助一个童子军成员去参加集会。
“正巧，就在我去见他之前，我听说他开过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在支票失效后，他便用镜框把它镶起来。
“因此，我进入他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去看那张支票。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我对他说我从未听说谁开过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亲眼看见了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他高兴地向我展示了支票，我欣赏了一番，然后请他说说为什么开了这么一张支票。”
你注意到了没有？查利夫开始并没有谈童子军，没有谈欧洲大型童子军集会，也没有谈他的目的，而是谈了使对方感兴趣的事。下面就是结果：
“接着，我拜访的这位先生说，‘呵，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于是我说明了来此的意图。”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查利夫先生继续写道，“他不仅立即答应我的要求，而且承诺大大超过我的要求。我请他资助一个孩子去欧洲，他却资助了五个孩子，还有我本人。他给我开了一张一万美元的信用证，叫我们在欧洲住七个星期。他还为我开介绍信，介绍给他在欧洲分公司的总裁，让他们帮助我们。而他本人则将赶到巴黎与我们会面，带我们游览市容。从那时起，他为一些家境困难的孩子提供工作。现在他仍活跃在我们中间。
“然而，如果我没有发现他感兴趣的事情，使他先兴奋起来，那我就要花上十倍的努力去与他打交道。”
人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要很聪颖地走近上司，而不是一味谦卑和萎缩地服从。
接近领导，取得了解，这是走向事业成功的一个途径。
接近上司，使自己不会成为“被领导遗忘的角落”。
但凡事都过犹不及，接近领导也要有个度，要做到不即不离。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机构中的地位毕竟不是平等的。而过从甚密就会产生平等化的东西。这些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让你栽跟头。距离太近就会产生这样一些不利于你的影响。
因为距离太近，领导就会把你看得一清二楚，自然你的缺点会触及领导的一根筋，这就会把你的优点一并抹杀，打入另册。
总之，与领导的交往是关系到成败得失的重大事情，我们要拥有过硬的专业，也要有良好的人缘，特别是伯乐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