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造像:敦煌文化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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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王圆箓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的经卷和文书。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晋初期,下至北宋中期,内容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4大类,其中的宗教典籍占绝大多数。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价值巨大,对推动“敦煌学”的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00年的一天夜里,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在第16窟甬道内一个侧壁上发现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了一个方形窟室,发现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大量文物。

王圆箓一王作元录,又作王圆禄,1851年生于湖北麻城。由于家中贫困,为了生存,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年,他进入肃州巡防营当了一名兵勇。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1897年,王圆箓到达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渐渐有了些积蓄,于是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后来的“下寺”。

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之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于是他让杨某在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

1900年,杨果坐在第16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他怀疑洞内藏有密室,于是告诉了王圆箓。王圆箓来到第16窟甬道,在侧道壁上发现了一个小门,打开后,果然看见内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

就这样,藏经丰富的“藏经洞”被发现了。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首先赶往县城,去找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希望能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不学无术的严泽毫不在意,竟将藏经洞里珍贵的经文当作一堆废纸。

在此之后,新上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是位进士,对金石学很有研究。王圆箓就向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宗翰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他还留下一句话,让王圆箓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县令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历经艰难终于到达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令王圆箓同样失望的是,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翰索取了部分古物。但叶昌炽并没有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至1904年,甘肃省府才下令敦煌的经卷就地保存。可遗憾的是,这一决定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据后来的专家考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本并非用于藏经,而是用于纪念。原是附属于第16窟的一个小洞,专家考证时被编号为第17窟。

藏经洞为正方形,边长3米,四面墙高2.6米,窟顶为覆斗形,最高处离地约3米。洞内西壁南端有一龛,内嵌一座高1.5米、宽0.7米的石碑,俗称“洪辨碑”。迎着洞门紧靠北壁的地上筑有一个低坛,坛上放着一尊彩色僧人塑像,塑像背后的北壁上有壁画。

这尊塑像是唐代洪辨和尚的塑像。塑像栩栩如生,连眼角鱼尾纹都清晰可见,据推测,它是洪辨圆寂后弟子们依照其生前模样塑造的真人像。那个低坛就是洪辨坐禅的禅床。因此藏经洞实际上是洪辨的影窟,相当于世俗的宗庙和祠堂,是为纪念而设。

洪辨和尚俗姓吴,即敦煌人俗称的“吴和尚”。据史料记载,唐大中年间的848年,敦煌富绅张议潮聚结汉族、回纥族、羌族、吐谷浑族等各族受尽吐蕃欺凌的民众,乘吐蕃内乱,一举收复瓜州和沙州。后来张议潮归顺唐王朝,受封为节度使,而洪辨和尚也因功受到朝廷册封,成为“河西都僧统”。

藏经洞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共有5万余件。其中,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他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上起东晋初,下至北宋中期,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被称之为“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

敦煌发现的这些典籍,是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和美术的重要依据。它博大精深,取之不尽,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即敦煌学。

另外,藏经洞的文献资料不仅限于我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的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