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钓铒、掘陷阱、设圈套，蒋介石手段固然巧妙、阴险，有失光明正派，令人防不胜防，但是，假若汪精卫身正心端，晓民族大义，辨奸贤之分，又岂能让蒋介石牵着鼻子走。
所以，汪精卫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圈套的存在，他有一句常挂嘴边的话：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诗人的气质和虚荣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妄想症的大发作。
所以蒋介石不担心汪精卫不上圈套，不担心他这番操劳会白费心机。
汪精卫的汉奸理论，虽然正式发表兜售于投敌之后，但就其反动性、系统性、诡辩性、完整性来说，显然有一个酝酿成熟的过程。当他仍置身于抗日阵营的时候，由于地位和身份，还不敢公开宣扬，遮遮掩掩，欲语还休，他要人们说老实话，就是要自承中国的虚弱和抗战失败的必然性；他叫嚷“根绝赤祸”，因为他深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阵线中最有力的中坚，是他们所谓“和平运动”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声称，国共合作的实现，比他遇刺时身遭三枪还要刺激，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是否与共产党之间有什么秘密协定。种种愤懑之情，终于待到投敌后一吐为快。1939年7月9日，他在上海的一席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演说，集中概括了他的汉奸思想和之所以投降卖国的汉奸心态。
“总理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会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因为这样，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而是诚心诚意的。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
“1924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的建国大纲，那时候对于中日关系，是照着以上所述方针进行的。1925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以上所述方针，兢兢业业不敢少变。1928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的是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是同心的，然而4年之间，我已渐渐地觉得不对了。及至1935年11月2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三枪，身体上支持不住，1936年1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只能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抵制他，揭穿他。直到最后最后，方才于12月18日离开重庆，29日发表和平建议。
“我的和平建议，是赞同日本近卫内阁声明的。我为什么赞同呢？我依然是向来一贯的观念，对于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结。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国力，中国的民族意识，都已充分表现出来，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就如兄弟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欢喜的事？假使蒋氏能认识这是中日关系已到了一个新时期，毅然决然对于此声明的大意，表示赞同，则中日和平之途即可展开。”
“在蒋统治下的宣传，动不动说，日本正在以全力灭亡中国，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不过是一种托辞。这种宣传，实在是不对的：第一，日本若要灭亡中国，则以全力继续作战便了，不必有所托辞；第二，三原则的提出，已历数年，自近卫声明以来，更明显的定为国策，全国舆论，已趋一致，何以见得是托辞？第三，中日两国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因利害冲突之故，势必至于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则利害一致，冲突自然无从发生。这样的关系重大，如何可以说是托辞？第四，数年以来，中日关系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趋恶劣，系误于一种循环论。如今有了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先期待自己，然后期待他人，先责备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则进步必然较快，成功必然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过去的的纠纷得以解除，现在的战祸，得以结束及补偿，而将来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大道，也可以从此踏了上去。”
“然则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和议而强调继续抗战呢？我们必须知道，抗战以来，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民族，有所谓国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人不免要受多少创伤，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何况天从人愿，抓着了蒋来作幌子，以尽情发泄十六年以来“剿共”的仇恨，等到尽情发泄之后，他自然会回到他的第三国际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恋。因为这样，所以三番几次得着了恢复和平的机会，偏要说抗战到底，这就是说中国永远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国际牺牲到底不可。总而言之，共产党的罪恶，深于义和团，忠勇的人民，至多不过如聂士成一般，只能尽自己报国的心事，决不能挽回当前的劫运。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能补救一些。”
“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同前，一条是跟着蒋唱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品。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言重新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之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共同走上这一条路。”
真正是伶牙利齿，信口雌黄，纵然是哓哓置辩，又怎能掩饰罪恶。汪精卫以上所言，是他自抗战以来，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是他走上卖国之路的心灵历程。像他这样身在汉营，心在敌国，无疑已是留在抗日阵线中的隐患。周佛海就承认，他们在出逃前的那段日子里，“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对共产党的斗争。”也就是说，反对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阻挠坚持抗战到底政策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运用这种带有诡秘色彩的特别手段，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清除内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