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大比例人群的喜怒哀乐
本省人泛指在1949年之前就在台湾生活的人，从人口基数上来看，本省人是占据台湾人口比重最大的一个部分。
说闽南语要罚钱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跟随他到台湾的是全国各省的达官贵人、富绅名流，除此以外就是上百万的军队了。他们来到台湾后，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政治地位，加上专制的空气和氛围，让台湾本省的民众既愤怒又无奈。
因此，政府对于普遍存在不满情绪的本省民众极为苛刻，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而被“警总”盯上。
为了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台湾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1949—1987）之久的“戒严”。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有一件事情就足以证明气氛的紧张。
70年代是戒严时期，当时的教育政策是：大家说“国语”，禁止说方言。这一条规定主要是针对本省民众的子弟。
这些被禁止的方言包含了闽南语、客家话、台湾少数民族语等，而从大陆带来的方言则不在此列。老师时常提醒：讲方言就是不爱国，方言是一种不文雅、粗俗的语言。我那时很难理解：为什么说方言就是不爱国？但一来年纪小，二来也确实不会说闽南语，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那时候走在学校的走廊上，经常会看到“请说国语”的告示牌子。
小学班上有种十分特别的班干部，叫“国语推行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抓班上说闽南语的同学。当时的小孩往往心智单纯、正义凛然，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同学之间也会互相监视，闽南语称这种行为做“抓耙子”。遭告发的学生也不会被严重修理，就是罚钱，一般来说一次就是被罚五毛钱，但如果倒霉遇到老师心情不好，或者屡教不改的话可能会被老师赏两个耳光。
听后来的学弟学妹说，随着经济发展，罚款数额也不断地与时俱进，逐渐从五毛涨到五元，而交不出钱的，就得在脖子上挂个“我爱说国语”的大牌子，作为羞辱。
虽然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但从小一句闽南语都不会说，也听不太懂，只会说“国语”。而其他的本省同学就惨了，经常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一句闽南语，接着就是被举报、被罚钱……当时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我还以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直到小学三年级时，发生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常常被检举说闽南语，冤枉啊！我是连闽南语都听不懂的，怎么说啊！但这种事情老师也往往懒得细心去查证，只要有人告，不管是真是假，被告都一定会倒霉。还好家境小康，出得起罚款，不然小女生脸皮薄，挂个牌子在身上，怪难为情的。但那段时间我的零用钱大多都用来交罚款了，现在想起来都还耿耿于怀。
最终，我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竟是一个跟我要好的女同学，成绩一向名列前茅，就因为某次月考排名输给了我，估计是不爽，偷偷跟老师告状。从那以后，我就对她敬而远之了。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很多本省籍同学迫不得已开始学会适应这种环境。比较聪明的一些人在学校说“国语”，一回家就自动地变成了说闽南语，久而久之，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技能锻炼得炉火纯青；而有些比较“笨”的同学就彻底被这种环境所同化了，虽然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本省人，但他们大多只会听闽南语，而说得不太好。
闽南语不好，是70后的台湾人很普遍的现象。有的人完全不会说，而且也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性；很多人完全听得懂闽南语，只是说得不好。而以说闽南语为主的人，因为教育普及，大都会说流利的“国语”，所以只要会说“国语”，在台湾行走是可以畅行无阻的，但是对当下部分台湾年轻人来说，讲闽南语是能搏感情、拉近认同感的一种方式。
虽然当时在台湾强制推行“国语”是政府“高压政策”的表现之一，但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对于目前频繁的两岸接触来说，语言障碍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这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吧！
本省妈妈
我所接触的本省人，除了同学之外，最多的就是那些本省妈妈了。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外省人还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都生活得很贫困。但眷村里的男人因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而且大多有一技之长，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生活都不富裕，但很多本省姑娘都愿意嫁给外省人。
阿玉是位地道的本省客家姑娘，家中有10位兄弟姐妹，她最小，因为孩子众多，又是女孩，并没有得到父母特别的关爱。
她早熟、懂事，16岁时，就考上了第一志愿新竹女中，只念了一年，因为家里穷困无法继续学业。无奈之下，只有辍学与大她2岁的姐姐，白天到处捡破铜烂铁贴补家用，晚上帮忙照顾哥哥姐姐们的小孩。一年以后，她认识了来自大陆的老芋仔（台湾人喜欢称外省人为芋仔）——陈宝。
33岁的陈宝只身来台，没有亲人、没有财产，原本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因缘际会结识阿玉后，很快两人热恋、结婚、生子。
阿玉说：“我们算是私奔的。”阿玉的父母反对她嫁给没钱的外省仔，当时她亭亭玉立，追求者甚多，都是客家的年轻小伙子。
“他的气质很不一样，不会土土的，就是年纪大了点。”这是阿玉对陈宝的评价。
婚后的日子是极为艰苦的，由于经济条件太差，两人曾住过报废的公车。直到儿子出世，也有了点积蓄，才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家平平安安；十年之后，第二个女儿出生，阿玉为了给两个小孩好的生活环境，在老二读幼儿园后就全心全意在外打工。
“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帮人洗衣服、带小孩，或是到餐厅帮佣。”阿玉有一回在自助餐厅当洗碗工，因为同事向老板嚼舌根，好好的工作被搞丢了，她难过了好多天。因为害怕没有收入的日子，于是自己开了一间专卖排骨饭的小吃店，生意很火，惹得房东眼红，半年后恶意收回房子，真是倒霉透顶。
“愈是让我不好过，就愈要坚强。”随着经验的累积，加上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闽南语、客家话，且能言善道，阿玉之后当过幼儿园园长、社区总干事，虽然没有辉煌的事业，终究含辛茹苦地拉扯两个孩子长大。“陈宝除了按时拿薪水回家，基本什么都不管。”所以孩子的课业、学校的家长会，甚至孩子大了以后的人生烦恼，都是阿玉在管。
不只担心孩子，还要操心老公。有一次，陈宝肝癌重病，阿玉吓坏了，没有娘家的依靠，真是欲哭无泪。一个女人得独立撑起半边天，要工作、要照顾年幼的小孩、要看护病重的先生，还得不放弃希望找医生，可能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让他们全家平安过了这关。她还因为心疼老公吃不到家乡口味，特别跟大师学习江浙菜，再融合原本就会的台式料理、客家小炒，餐餐都是美味佳肴。
由于受了太多磨难，阿玉性格上比较刚烈，陈宝也大男子主义，两人吵了一辈子，有时孩子们都看不下去，鼓励他们离婚算了。但是阿玉传统，她觉得丢脸。陈宝过世时，因为正确死因查不出，院方随便安了个法定传染病，马上就要送去火化。阿玉当场扑在陈宝身上说，谁敢拉走，就连她一块带走烧了。抬尸人员不敢强行拉，只能暂时作罢！阿玉跑去找院方，把相关人员骂了一顿，硬是把死因查出来后才送去火化。那时大家才知道，她对先生的爱，是多么深沉！
后来，阿玉身患肝癌辞世，临终前，依然为孩子着想。病重的她是很痛的，只是一直在忍着。最后，爱吃的她饱餐一顿后，跟看护说，她要睡觉了，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可以说，阿玉代表了早期本省籍的妇女，天生就有一种任劳任怨、坚强刚毅的性格。
献给苦了一辈子的本省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