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命题：一只鸟在山里唱了一支歌，一支有史以来鸟们能唱出的最美的歌。但由于它身处山林最深处，这里除了它，没有任何人、任何生物——哪怕一只小小的甲壳虫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支歌谁也没有听到。鸟唱完歌就飞走了，旋律随风而逝。那么，这支谁也没有听到的歌，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唐人没听说过这个命题，只是他们有许多观点，可以视作对这个命题的变相讨论。张九龄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王维说辛夷花“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大意都是空山无人，花草兀自生长，有没有观众不重要，花草依然茂盛而芬芳，它们的美好一如既往。君子也理当如此，不以旁人存在与否来改变自身的行为。即使你是独处，即使你的所作所为别人永远不得而知，你也须像被无数人注目一般高尚地行事。对于他们来说，深林里那支无人聆听的歌，空山里无人采摘的花朵，君子独处时无人见证的行为，当然都是存在的，再真实不过。
但是，如果不听他们怎么说，而是看他们怎么做，你会发现，关于小鸟唱歌的命题，绝大多数唐人用行为给出的答案是：不为人知，就不算存在过；人生在世，理当扬名立万。
除了凭借自荐能够“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战国，唐代是中国古代最流行自我宣传的时期。唐才子们奔走八方，告诉许多人，自己有多么优秀；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专门呈递给那些有力量与资源的人，希求通过那些力量与资源，闻达于天下；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给世界留下又深又长的痕迹；他们祈祷自己唱的每一首歌，都有人听见。
画家题诗：“古木幽篁寂寞滨，斑斑鲜石翠含春。自知不入时人眼，画与蛟溪古逸民。”自古文人雅士总爱孤芳自赏，多是一副“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姿态，但唐才子们偏偏希冀斩获功名，建立辉煌的事业。
1.扬帆借天风
国人一向视谦虚为至高美德。毛遂这样的人，自古属于异类，否则司马迁亦不会特地将此事记载在煌煌巨作《史记》之中。自荐者得到的社会评价，也通常就是平原君回应毛遂自荐的那一番话：“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若你是贤才，自会有人称颂你；但从未听人称颂过你，那就说明你没有才。别人不曾推荐你，你却自己吹嘘自己，人品卑下可想而知。
这种逻辑在唐代却被连根拔起，唐人的逻辑是：谁也没有义务观察你一举一动，搜集你一词一句，然后挖掘你的才华，成就你的梦想。你必须自己来。你有才华，就要将才华在人前尽数展现，这样做，是对自己的梦想负责；这样过，一生才没有被辜负。
在信息网落后不堪的古代，宣传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殊为不易，但唐人奇招迭起，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诗板。唐人在人流量极高的闹市街铺、风景名胜、驿站寺院等地，选择一面显眼的墙，粉刷墙面之后，听任熙来攘往的人，将自己的诗作题在墙上。墙壁有限，唐人诗情却无限，墙壁很快不够写。许多地方就改为向诗人们提供一块块木料制成的薄板，诗人在薄板上题好诗后再悬挂于墙壁，此做法扩大了墙壁的诗容量，且极易于更新。这块小木板，就是诗板。“胜地昔年诗板在，清歌几处郡筵开”，胜地为诗板招徕读者，诗板为胜地增加风景。
诗板不是稀罕物，除了热闹之地，好些老旧寺庙、僻远驿站亦提供诗板——诗兴何时发作是不能自制的，于是唐人处处备好诗兴的载体，真是人性化的设计。题写诗板，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学历要求。任何人只要愿意，尽可以把自己的大作挂满一天一地。华夏蛮夷，男女老少，在诗板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佳作毕竟是凤毛麟角，劣质诗板太多，就有人站出来“替天行道”。刘禹锡离开白帝城时，途经一面诗墙，发现坏诗无数。
这下刘禹锡挪不动步了，他停下来，就那样凭着一双手和一腔热情，摘下了上千块不入流的诗板，仅余几首杰作。这很像现代的论坛：大家可以恣意发表作品，也可以恣意对他人作品吐槽。而唐朝的“论坛”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敏感字。
除了诗板，还有诗瓢。居于深山或清寂寺庙的人，平日与人接触甚少，写诗之后无法传播，便用葫芦小心翼翼装好大作，投入小溪、河流，任葫芦将自己的心血带向天涯海角。唐代僧人唐球曾在投放诗葫芦后写诗道，“斯文不沉没，方知吾苦心”，不求一举成名，只求有人倾听灵魂的歌。
还有诗屏，唐人将原创诗篇题于屏风之上，来家中拜访的宾客都能看到。但是，极懂成人之美的唐人，宣传的诗篇不一定是自己的作品。白居易就曾在自家的屏风上题写元稹绝句百首，元稹则将白居易的诗作题满寺庙的墙壁，因此白居易感叹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元、白二人的诗歌太浅露，缺少反复回味咂摸的余地，素不为我所爱。但两人彼此间细密的情谊，我无从挑剔。
2.端居耻圣明
诗板也好，诗屏也罢，都是没有目标的随意宣传。而干谒，却是目标明确的宣传手段。
大唐盛世，四海晏清。帝国一天比一天强大繁华，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天比一天壮怀激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在滚烫的时代精神中，再也没有人愿意蜷缩在故纸堆里咬文嚼字。终于，初盛唐的知识分子舍弃了六朝时独善其身的做法，昂首阔步走出书斋，挽起衣袖，企图兼济天下。他们走出书斋的第一步，便是携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或是文学作品，或是国事建议——去干谒政治、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大人物，希冀得到赏识和提拔，“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在唐代以前和以后，同样存在干谒。但是，任何一个朝代的人，都没有唐人的干谒来得骄傲和豪爽。唐代干谒者不像前代的干谒者一般扭扭捏捏，对于露骨地表达功名愿望，他们不以为耻，因为无法建功立业才是有志男儿的耻辱，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长吁问丞相，东阁几时开”。至于什么“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种陶渊明式的精神胜利法，在唐人中没有市场。
唐代干谒者乐于向当权者提出五花八门的建议，以最卑微的身份，参与最高层的决策，间接指点一国江山。譬如王勃十四岁即上书刘右相，他在书中称自己为“眇小之一书生耳，曾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之援”，但就是这未有击钟鼎食之荣的渺小书生，提出了四条关于国之大事的建议。四条建议劈头第一条便是反对唐王朝讨伐高丽，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发动这样的侵略战争只是徒增平民的负担，于帝国荣耀毫无增益。
若能通过这些建议得到当权者的欣赏，固然是好事；若不能，他们也不以为憾，国之兴衰匹夫有责，他们心甘情愿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在帝国崛起的历史里，没有人愿意做旁观者。
读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对一则故事印象至深：北齐一位士族子弟极爱写诗，水平却惨不忍睹。众人为了戏弄他，总是假意称赞，士族子弟信以为真，时常大开筵席招待这些“文友”。
但士族子弟的妻子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丈夫四处丢丑，于是屡屡哭着向丈夫进谏，结果士族子弟仰面长叹：“我才华之高，竟然连我的妻子都无法包容我了，何况路人？”这则故事最妙的地方在于它的标题，叫做“自诧才华”。自己都为自己的才华所惊艳，那是怎样一种境界？难怪被冯梦龙当作笑话。
有唐一代，“自诧才华”者辈出：唐代干谒者不认为干谒是在谋求一己私利，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避免国家流失人才，才主动跳出来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让唐帝国发展提速，请快些重用我”。杜甫在献给韦左丞的干谒诗中就赤裸裸地表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张楚的自信不输杜甫，他说“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将两位大诗人的话大致翻译成现代文，杜甫说的是“我才华出众，所以一定要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张楚说的是“我的聪明才干，必须在关键职位上发挥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让没什么才的普通人去做吧”。干谒者之所以干谒，是因为他们笃定自己能为唐王朝添砖加瓦。如果他们有才干却不能身居要职，这是帝国的巨大损失。
若问中国历史上哪一句豪言壮语最使我动容，我会告诉你：
不，不是秦代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鄙视王侯将相之后，也不过是想要做王侯将相；不是金朝完颜亮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他只是想要征服一个国家，将中原踏于足下；甚至不是汉代陈汤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细细想来，这句话的境界并不比“睚眦必报”更高。最使我动容的，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为只有他的理想，是让每一人都过得幸福。
同样都是“自诧才华”，冯梦龙笔下的北齐士子缺乏自知之明，沦为笑谈；唐人却是怀揣鸿鹄之志、报国之愿，令人感佩。他们那些宣言，直到今天仍掷地有声。
今人有个很坏的习气，一味挑剔当权者这项做得不妥，那项行得不公，抱怨得理所应当。仿佛事不关己，仿佛一切丑恶现象都是官员们的责任，仿佛我们的责任就是抱怨官员。唐人的做法，比我们勇敢多了：如果政府做错事情，那我要尽一切力量告诉政府做错了；如果国家缺少好官，那我要站出来当个好官；如果我有能力让社会进步哪怕一寸，那我就用我的能力，去实现这一寸。
谁说辞官才是高洁之举，求官都是蝇营狗苟？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陈情表》，是婉拒朝廷安排的官职，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艰辛，表达要留在家中侍奉祖母的决心，“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拳拳孝心感天动地。唐代员半千写给唐高宗的《陈情表》，是要求朝廷给自己安排官职，一句“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报国之心同样令人击节叹赏。而员半千一生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终不负“披露肝胆”的誓言。
在大多数唐代干谒者——尤其是初盛唐时期的干谒者——之观念中，无论是一介小民还是达官贵人，都是在为他们深爱的王朝做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与那些名流显达是战友关系，一起为帝国的昌隆戮力同心，所以他们在干谒的对象面前鲜有自卑感；所以任华敢于教训大夫“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若你自以为身份比我高贵，就不以礼相待我这种人才，那么你内涵的深浅，世人就会有评断了；所以王泠然敢于威胁御史“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你要是贵人多忘事没有提拔我，待我奋斗到与你一个官阶的时候，你怎么后悔都没用了；所以李白拜谒高官韩朝宗时，作“高冠佩雄剑”的打扮，将自己的形象定格在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尽管干谒是想要得到提拔，但唐人做来全无摇尾乞怜的姿态。
3.崎岖见王侯
在各种干谒之举中，有一种特殊的干谒，叫做行卷。何谓行卷？这还得从唐代的科举制度说起。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制科与常科。制科，为招非常之才而设定，名目纷杂，令人眼花缭乱，有文辞、经义、治道、军事、长才、拔取遗才、激励风俗等一百多种，无论你拥有的才华多么偏门，唐政府都为你提供了进取的道路；常科，顾名思义，乃是较为通常的考试科目，常科中最为主要的，是进士与明经两科。
制科有点像现代高考特招艺术尖子生、体育尖子生，且制科不是常设，每年或许有或许没有，全凭皇上高兴。所以虽然制科名目繁多，好像机会一大把，但绝大部分的考生仍然选择考取常科。而在常科之中，进士、明经貌似是平行并列的两项，事实上两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考取明经科，及第与否的关键在于考生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只要你背得下大小经义，你就能登第；考取进士科，诗赋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考生的思考能力和文学素养成了决胜的法宝。无论考生头悬梁锥刺股死记硬背下多少诗文经义，写不得一手锦绣文章，就莫奢望在进士科中取得胜利。进士科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进士科比明经科考取的难度大得多，进士也就比明经的出路好得多。唐政府很清楚，死记硬背当然亦是一种才华，但死记硬背的才华与倚马千言的才华相比，终究还是落了下乘。安排官职时，进士就普遍比明经高出几段来，且社会各层也对进士抱持更高的评价与期许，这也算是进士的一笔隐形财富。
李贺进士及第，声誉日盛。元稹钦慕李贺的才华，想要与之结交，便登门拜访李贺。但李贺毫不客气地将元稹拒之门外，理由是“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元稹你是明经登第，与我这个进士，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啊？进士相对明经，心理上的优越感不亚于小姐相对丫环。这段故事大概只是时人的胡乱编派，但再次证明在那个崇拜风流才子的时代，才华横溢的进士与死嚼书本的明经，在人们心中判若云泥。
虽也有明经通过不懈奋斗最终位极人臣的案例，但获胜概率比进士低得多。拿数据说话，唐代从宪宗到懿宗七朝中，共有宰相133人，其中104人都是进士出身。因此要想赢在起跑线上，非考取进士不可。只是，我始终以为，唐人之所以热衷考取进士，绝不仅仅因为进士前途光明，还因为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是更为精彩刺激的挑战。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说得比钱穆先生更为精辟：“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不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不即不离地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
唐人热爱围棋，因围棋变化多端，每一次对弈皆是全新的冒险征程。仅是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纵横19道线形成的361个交叉点，就能制造出“千古无同局”的效果；那么近十万个汉字，可以排列组合出多少花样？终唐人一生，终所有人一生，也无法挖掘出文字所有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字是比围棋更加迷人的游戏，足以挑逗争强好胜的唐人最末梢的神经。
唐代读书人拼命打磨自己的文学创作才能，但进士科的诗赋考试只一场，能在考卷上展现的才能不过九牛一毛。加之进士科的竞争极为激烈，大江南北莘莘学子，一年却至多录取三十来人。
唐代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即一年又一年地考进士，若在五十岁能考中，都算是很年轻的进士了。由此可见，进士登第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了全方位展现个人才华，为了增加进士及第的可能性，“行卷”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