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为使商谈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不仅与民主人士作了深入广泛的接触和推心置腹的交谈，还走访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士，以及接受右翼记者的来访。
毛泽东与人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松幽默，看似漫无边际，实际上句句都扣在要阐述的中心思想上。
毛泽东步入陈立夫的会客厅，在一张藤椅上坐下，他的谈话特点便显露出来。他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2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我时时怀念那个时期，怀念孙中山先生。——你没赶上吧？”
陈立夫尴尬地笑笑：“没有，那时候我还在美国读书哩！”
“哦，”毛泽东淡淡地应了一句，接着说：“可惜呀，蜜月一过，孙中山先生一死，国民党就不认共产党了。从1927年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然后是追到江西、福建、四川、贵州、陕西，总之，哪里有共产党，就追到那里。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迫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
“嗯，这个嘛，都是过去的事了。毛先生何必提这些不愉快的事。”
“不，要提。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毛泽东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过去的政策，我们是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我们请毛先生来，就是要改正我们以往的过失，请毛先生来国民政府中任职。”
“哈哈哈哈！”毛泽东一阵大笑，“你是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你看任命我个什么官合适呢？不过我跟蒋委员长已经说过，光安排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解放区一万万人口都得有一个妥善安排。我看你这个组织部长没有这么大的气魄吧！”
陈立夫脸涨得通红，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说与陈立夫的谈话是毛泽东在主动攻击，那么一个星期后接受一位右翼的重庆记者的来访，则是在迎接挑战。
这位帮着国民党呐喊的记者名叫蒋匀田，一见到毛泽东，他就急急地问道：“毛先生到渝20日，与国民党领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
毛泽东答复说：“因对国民党的承诺，我应保密，所谈的问题不宜告人，既然蒋先生系民社党的领袖，我应该告诉你多日来与国民党所谈之问题，让我们共守秘密。商谈了近20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
“20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上呢？”蒋匀田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
“毛先生，承你所示知，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甚可惋惜！可是从人民的角度，即使如此商谈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败。”
“你意何指？”
蒋匀田侃侃而谈道：“第一、假使军队的分配比例能得到协议，将来中央政府以某种藉口，增加一个团宪兵，你是否按比例扩充你的兵力呢？假如你不立即扩充，你将失其比例；假若你随之而比例的扩充，这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取代所谓国际军队竞争，则人民将如何负此财政的重担呢？第二、假使你们对于划分领土管理权，商谈成功，如一般传说：贵党得以掌有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并得推荐北平、天津两个副市长。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权，省主席由人民选举，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调绥远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从命乎？亦抗命乎？假使绥远省主席遵命而行，则贵党将失去绥远省的管理权了。假如绥远省主席拒绝不从命，其结果则将如何？据敝见所及，这将是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从人民的眼光看来，是否为大大的失败呢？”
“你有何建议？”
“毛先生，我认为最好恪守在飞机场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这亦正合毛先生在机场所发表的谈话。”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赫尔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议说，‘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假使同国民党商谈此类问题，我们共产党的代表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
“假使能采纳这样的方式共同协商，无论结果如何，将必成为中国历史上大的转折点，盼望毛先生成功。”
毛泽东并没有去评价蒋匀田所阐述的观点，而是转到其他问题上：“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今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也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委员长。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委员长个人，更不可解；蒋先生曾对我说：‘要和，你就交出军队，不然，请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此事，均表示不同的看法。沈先生问我事前知否，我告以事前毫无所闻，不过据我推测，或因新四军事件，引起大敌当前、兄弟阋墙的恐惧而出之。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个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蒋匀田滔滔不绝，为自己标新立异的见解而得意。
“这么说，你是赞成和平建国了？可是你没有武装，就是刀俎上的肉，只好由人宰割。中国共产党被蒋先生从江西赶到陕西，不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武装吗？”毛泽东很和蔼地反问蒋匀田。
“毛先生说的‘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确系实情。23年我就在南京被囚于所谓政治招待所。毛先生，现在你我都是受压迫的政党，处境可说大致相同。可是你们尚有枪杆保卫的地区以生存，我们真是飘零可怜，任人宰割。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保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意放弃所有的枪杆吗？”蒋匀田也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
“在未答复你的问题以前，我先请你答复我的问题：你相信或不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呢？”
“我确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
“你既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政党之下，则你已答复你所提的问题一半了。你想，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担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还须请你注意一点，军队国家化固然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毛泽东讲到特工跟踪时，站立起来，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逗得蒋匀田忍不住笑出声来。
“毛先生，你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如何？”蒋匀田又换了一个话题。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觉得我相信共产主义，就可能不懂得中国文化？老实说，我是一个读懂了中国历史的人。”
“这我毫不怀疑。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来呢？”
“看来你也很了解中国的历史口罗？”
“比毛先生差得远。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极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现在毛先生来到重庆，和阔别19年的蒋主席相见，也该告别以往的内争，来一个空前大团圆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我这次来重庆，就是想来和曾经亲密合作过的国民党团圆的。只要蒋委员长有这个嗜好，国共两党是一定可以团圆的。”
第二天，毛泽东还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采访。
“毛先生，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可能。因为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中共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
“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军队在内。”
“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你对谈判会达成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止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是可以克服的……”
“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继续占领下去？”
“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你们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中共党员还在什么地方活动？”
“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如何评说？”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以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相符的。”
“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先生，谢谢你。”甘贝尔在得到一份满意的答卷后，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看来你是一位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记者先生，我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共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得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毛泽东直言自己的思想。
甘贝尔睁大眼睛，毛泽东的话在他听来真是惊人之语，但他马上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含义，那就是：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繁荣富强，共产党人愿意作出牺牲。
艰难的谈判又在进行着，这次谈判的地方改在德安里103号，继续就军队缩编和解放区的问题进行商谈。
张群一开始便问中共代表对解放区的解决办法有何新的意见。
周恩来答复说：“我等对于这一问题先后提出过四种主张：最先主张重划省区，即将现有的解放区使之变为行省，使得现实情形得以接近中央之法令。但我等来渝之后，蒋先生首先提出中共得推荐地方行政人员，由中央加委。我等为尊重蒋先生之意见，遂改变初衷，按各省实际情形，主张在解放区占地最广之各省，由中共担任该省主席，占地次广者，由中共推荐副主席。至于委员之人选，中央与地方人士均得参加。此一办法亦行不通，故提重行选举，由各县选县长与县参议会，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
“前天与毛泽东同志谈及，以为宪法尚未颁布，省级选举暂时不能实行，故又改变主张，暂维现状，即现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若此办法仍不得同意，只有交给政治会议解决。”
张群表示：“关于解放区问题，兄等前后所提的办法，均有难行之处，即如重划省区，中央决不能同意，因就面积而论，解放区在全国究为局部的问题。其次，兄等主张若干省由中共推荐主席，若干省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与副主席，亦与中央之意见不相符合。中央对于推荐之地方行政人员，虽愿考核加委，然不能由中共指定任用之地区。至于重选加委之办法，则以现在宪法尚未颁布，省的法律地位尚未确定，亦未便施行；如必须行之，则法律上的根据殊为薄弱。现在兄等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余等今日之商谈正因为现状可暂维之故也。”
邵力子还特意提醒中共代表注意：一、山东河北一带之主要城市为济南、青岛、北平、天津等，中央军队正由空运前往受降，中共军队皆不能占领；二、不能阻止中央在河北、山东一带驻军；三、中共在山东、河北虽占有广大的地区，然交通线尚在日军控制之下，将来自亦归中央接收，中央必须运用。中共现对平汉、津浦、陇海三路实行破坏，此种举动，不仅使国内的民心不顺，且将使国际的观感不良。
“基于以上三点，兄等实不能要求何省应完全归中共治理，即使中央勉强划归中共治理，可事实上亦必产生种种纠纷。”
周恩来浓眉一扬，说：“邵先生提出的‘三点事实’与我等之观念颇有出入。我等对于中央此次受降区域与受降任务之规定，自始表示反对，但现在日军不向我缴械，而中央又空运部队前往受降，我方虽无法阻止，然决不赞同。至于交通道路，现在虽大部分在敌人控制之下，然我方亦占领若干车站，将来商谈如有成果，我方自应维持，中央有权利用，我方亦有权利用。但在商谈未获结果之前，中央除海空运输部队外，若尚要利用铁道，则我方决不能同意。现在我方在黄河以南之部队已准备撤退，其目的即在便利复员。若胡宗南、阎锡山、李延年之部队要利用黄河以北之铁路向前推进，我方不能不怀疑其有武力解决解放区的企图，自然不能坐视。假如我等之商谈已获得结果，军区重新划定，我军也得参加军委会工作，则中央军队要利用铁道运输以达到规定之地位自无问题。”
邵力子表示：“中共在过去八年之中，与本党共同奋斗，于军事上给予敌人以打击，不能谓为无功，解放区政治上若干之理想与成就，亦值得政府采纳。今抗战结束，为国家政令之统一，解放区问题必须解决。然中共若要求交通发达、国脉所关之山东、河北各省，完全由中共治理，此亦不可能之事，否则国家之政令即无法统一。兄等若能同意在冀鲁等省将若干大都市之交通路线交中央治理，中央则保证中共过去解放区有利于民的若干政治理想与措施仍得继续维持，则其中必可求得一解决之办法。”
张群接着说：“我以为在现存局势之下，不妨实行一暂行之办法，即解放区各县，其县政府成立已具规模，且有成绩表现者，省政府应予承认之；同时，县政府亦应承认省政府，彼此互相承认，以求得行政上之协调。俟宪法颁布，省府组织与地位确定之后再行选举。兄等以为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县级行政人员重选加委办法，岳军先生今已同意，现在只剩省级行政人员应否选举问题。将来蒋先生与毛泽东同志直接商谈，也许可求得解决。我以为重选加委，总不失为一民主之办法。”
张治中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真正之民主必为全国一致之民主，且必以法律之程序为根据。若以军队为政权之保障，此乃日式之方法而非真正的民主。”
周恩来提醒说：“民主统一为现代国家之趋势，然我们不能不顾及现实。我以为我等所提出的办法，乃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我等所提暂维现状之主张不外从避免内战、解决敌伪、维持交通和中央与边区政策的协调各点着想。兄等有何意见？”
张群表示：“讲民主当然不反对选举，然在省的制度与组织尚未确定之前，实行民选省长则法律上之根据不足，故在宪法颁布之前，暂维现状之办法，惟有如前述省与县互相承认，不便发生纠纷而已。”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商议，”周恩来说，“现在我想就政治会议的协议方式提出五项原则：一、平等的；二、自由的；三、一致的；四、公开的；五、协议之结果有最后拘束力。”
张群对周恩来的意见提出异议：“公开的‘这一点恐怕不行，在问题的讨论还没达到相当阶段时，须暂缓发表，不能公开。至于’一致的一点，规定似乎过于呆板，事实上恐不能成立协议。”
周恩来解释说：“所谓‘公开性’，当然系指原则而言。政治会议的协议如因事实之需要，何时公开，会议本身自可斟酌决定。至于‘一致的’乃为协议所遵守的原则。吾人即请各代表参加会议，自当尊重其意见，且全体参加会议之代表，必能明识大体，意见上纵有参差，经过协商终能成立协议。”
然后，周恩来就政治会议召开前应解决的几个问题提交国共双方代表商议，一是会员人数，一是如何做到协议一致，一是何时召开。由于会议是由国民政府召集的，周恩来希望国民党方面对此三个问题最好能提出一个具体方案。
张群说：“这几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看中共的态度，是否富于合作精神。”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作了许多让步，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名额，我们愿意由9人减至7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则主张在10月10日。”
张群表示为难地说：“若以中共现在的态度，政治会议恐怕难如期召开。——随便问问，毛泽东先生是否参加政治会议？”
“哦，关于我方参加会议人选以及在政治会议中所应讨论的宪法、军事、国大代表及组织法等问题，均要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周恩来很策略地回答了张群的提问。
“关于解放区问题，我意可用行政专员区来解决这一问题，凡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联成一片者，即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张治中就解决解放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苏北、皖北等地可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下，自不可与此相提并论。”周恩来说。
张群接过来说：“中共所指的解放区，多不能算为解放区，其一，建立时间短；其二，多属日寇宣布投降后才占领的区域。”
周恩来严正指出：“解放区之存在，乃一历史事实。岳军、文白二兄提出我方在6月以前所解放之县城仅六十余县，此固属事实。但8月10日以后，所解放之各县亦皆夺自敌手，且经过战斗者，此等县城，大部分经过我方长期的包围，其乡镇之选举早已完成。故一旦县城光复，实行全县选举，即无困难。现在冀、鲁、察、热四省大部分均在我手，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我以为现在解放区问题不能解决，仍旧是心理问题。在中央以为地方如归中共治理，而军队又驻在当地，则一切归中共包办，中央将永不能插足矣。在我方则以为解放区的成立，乃我方多年奋斗所得之结果，诸如减租减息，以及民主作风与制度规模已具，若不继续加以维持培植，而令孙舫鲁、何思源辈主持当地之行政，则未有不为其摧残者。所以我主张暂维现状，而将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坦白言之，即欲请国共两方面以外之第三方面人士前往解放区实地考察，看看解放区是否真正实行民主，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则政府又何必阻拦地方行政的进步。”
邵力子强调说：“何思源等早在鲁境主政，这个事实中共是应该承认的。”
周恩来据理反驳说：“中央所委之省府如均在当地领导民众抗战，自无问题。如冀鲁热三省之省府，抗战时期均不在省境，而何思源虽在鲁境，然其所能领导之地区极为有限，故我等遂有此主张。”
张治中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解放区原是战时的产物，现在战事结束，该当取消。”
王若飞冲着张治中说道：“文白兄所言差矣。解放区虽为战时之产物，而所实行者皆为平时之制度与建设。即以民主一点而论，解放区之民主乃以战时发其端，然吾人决不能说民主制度在战后即须取消，其他经济政治文化之措施，莫不如此，皆以民主政治之实施为依据。此乃战时军事以外最宝贵之产物，政治不可不维持之。”
张治中有几分不耐烦了：“兄等现在分省而治之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兄等现在斤斤争论者，恐中央不实行民主。试问大势如此，中央能违背民主潮流乎？”
周恩来见对方用“政府”“中央”来压迫中共，便顺其所说道：“中央之趋向民主，吾人固不怀疑，然道路如走得不好，必迟误许多时间。我以为中央用人，不可以党派分界。何思源、孙舫鲁可用，则中共之人又何尝不可用？”
邵力子仍然坚持他的主张：“我看，解放区问题还是照文白兄的意思办，以行政专员区解决之，省政府全由中央任命，但人选不拘党派，兄等以为如何？”
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有一个月了，看来在某些问题上国共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所以，我们计划，让毛泽东主席下周返回延安。关于这次国共会谈，我们可以搞一个纪要，求大同，存小异，诸位以为如何呢？”
张群和邵力子、张治中对望了一眼，最后说：“那也只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