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秉钧的《周鼎》
江弱水
香港诗人梁秉钧的诗集《博物馆》出版于九七回归的前一年，仅含九首诗。尽管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讨论，我却认为它属于作为诗人的梁秉钧的最佳作品。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他（包括当作为小说家也斯的时候）写作中的某种痼疾，对于当代诗人颇有警醒的作用。
在我看来，《博物馆》中有一些诗，对香港人文化身份进行辨析，反映了特定时期香港人主体被悬置的困扰与焦虑，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警惕和抗拒。作者身为学院派作家，擅长流行的文化理论，也娴于种种隐喻与象征技术，所以他的文字格外能够给智性的思考披上感性的意象的外衣，通过对阅读与诠释路径的有效操控，使写作意图得以充分的体现，也因此削弱了更丰富的生命力。
《博物馆》中的第一首诗《周鼎》，就是这样一个样板。所以我打算缩小范围，只读解这一首，可概其余。
作为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周朝创辟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石。“鼎”为食器，用为礼器，同时亦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在《周鼎》一诗中，以“鼎”的形象出现的“郁郁乎文哉”的周文明，表面上虽然制定“礼乐”，铭记“典范”，众人“彬彬守礼”，纹理“端庄文明”，而其实掩饰不住太多的威严、嚣闹与野蛮的痕迹。
《礼记》曰：“礼之初，始诸饮食。”以青铜的辉煌为意象的中国历史的开端，不过是一场饕餮。诗人用尽了汉语关于口腔动作的词：“饱餐”、“狼吞”、“吞”、“咽噬”、“咀嚼”。“肠胃经过太多反复”，竟是王朝建立过程中征战杀伐的代称。有历史感的读者，自然会联想起像牧野大战那样的情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尚书·武成》）这正是此诗一开头所谓“结束了崩溃的王朝庆贺一统天下”的关键一战。
“盛宴隆重排开”，“我们逐步变成我们咽噬的食物”，这些表述不能不令我们联想到鲁迅沉痛的指控：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灯下漫笔》）
但之所以为“我们”，是因为在这吃人的宴席上，概莫能外，无人能免于罪孽：“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狂人日记》）。
在歆享了无数牺牲之后，在彬彬的制礼作乐之后，硬实力结合着软实力向外辐射：
青铜的辉煌闪烁扣住众生的仰望/征伐荆楚君临中原之外的野莽/万人呼喊要界外的俚俗俯首称臣/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处处铿锵的历史
但这是“你”的“历史”。一旦自处于“中原之外的野莽”与“界外的俚俗”，就可以免于罪孽。香港人的香港史与“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撇清于是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还是一浑然未划的“我们”。现在，“我们”分别成为“我”和“你”：
饱咽诏令有伤脾胃，餐具也太沉重/我可否放弃盛宴的肥腻，改进素羹/煮我的野菜与你一炉共冶？可会/调整你的威严逐步变出新的纹饰？
上古饮宴，制器有鼎、彝、爵、尊、盘、觚（“餐具也太沉重”）；治馔有庖人、亨人、腊人、酒人、醢人、酰人（“盛宴隆重排开”）。印证以《礼记》，“香以东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东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鱼脍”，可见诗人对上古史的印象相当精准。牛羊豕鱼，烹油炮脂，是谓“盛宴的肥腻”。与之相对的是清白无邪的“素羹”和“野菜”。这是另一种口味，另一种生活方式、价值乃至制度。上文就提到了“不断改变的制度”。而香港问题的实质正是“一国两制”。诗中形象的表述则是：两种口味，一炉共冶。
“我可否放弃盛宴的肥腻，改进素羹∕煮我的野菜与你一炉共冶？”“可会∕调整你的威严逐步变出新的纹饰？”这样的诗句，简直可以直接翻译为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话语：高度自治。保持香港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井水不犯河水。明天会更好。这种刻露的写法，将写作动机与主旨和盘托出，用顾随的话说，“词意自明，稍一沉吟，便已分晓，自无错会。”（《稼轩词说》）
《周鼎》中的“我们”只是一个共有的源头，迅即开始了“我”和“你”的分化。从《周鼎》的定于一尊起，王纲逐渐解钮，庶民与异族浮上表面，最终解散为碎片式的拼贴。梁秉钧从这一丛中心逸出的离散化历史过程中，不断建构其对立面，在他者的参照下，提炼出属于香港的“集体经验”或“集体无意识”，借此构筑起统一的主体和身份。
我们不妨整理出诗人的思路：在肯定中华这一共同的血脉与文化渊源的前提下，迎接即将到来的完整的中国，但是对强势的中原深具戒心。受限于简化又窄化而根本上是固化的诠释框架，成为作者意图的形象化表述。在《博物馆》的《后记》里，诗人毫不隐瞒地揭示了这本诗集的题旨：
我当然不是写作这组诗来为回归民族感情的热情敬礼，但也不一定就是简化的反传统反民族的冷嘲。我想我像其他人一样，置身这历史的吊诡之中，对传统有尊重亦有疏离，对民族文化有感情亦有批判，在前景并未变得清晰以前，也想回顾历史寻找意义。
梁秉钧的诗中，充斥着一连串二元对立：你∕我、中心∕边缘、中原∕界外、北方∕南方、肥腻∕素羹……而只有诉诸这些对立，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才可能确立其自我的身份。基于中心与边缘的分判而进行的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辨析，成为八十年代以来梁秉钧诗的创作“习见的言词”。比如，在1986年的《边叶》一诗中，这一特定的思维模式早就有完整地呈现：
你是圆心，冠瓣的城垛辐射着权力/反复修订的正史，我是圆周上面/暧昧的一点，是风沙扰乱了的狼烟/边塞的传说，野史里模糊的情节//请不要带着君临的神色俯身向着我们
你看，连“君临”这个词十年后都重复在《周鼎》一诗中。因此，梁秉钧的萦心之念，是在从大中国的角度来定位香港人与作为主体的香港人的自我省视之间的紧张中“重新讲述香港故事”。“梁秉钧解构的，也包含文字带来的文化及政治霸权等问题。”“所谓拆解真理和权力的中心结构，不但是关乎语言文字的，也是关乎政治的。”（洛枫：《浑圆的实体有自己的重量——评王良和的“咏物哲理诗”》）此一论题横亘胸中而挥之不去，于是他的文字总是给人意在笔先、理胜于情之感，因为他喜欢预设意义的框架，规限了解读的路径。这是典型的学院派结束了崩溃的王朝庆贺一统天下的通病，从《博物馆》组诗可以看得出来，即使拈出其中这一首《周鼎》也暴露无遗。
附梁秉钧原诗：
周鼎
犒赏群臣制定礼乐并且铸造青铜
铭记新的典范与权势。彬彬守礼的
盛宴隆重排开，贵族长者坐在席首
骚动的野兽煮成沸腾安盛大鼎之中
端庄文明的凤鸟纹取代狰狞的兽面
我们卑微的肠胃经过太多反复
饱餐历史狼吞传说永远的饮宴留下
填不满的空白在不断改变的制度中
我们逐步变成我们咽噬的食物
由于害怕遗忘，我们吞下所爱的人
咀嚼记忆饥肠辘辘我们望向身外
青铜的辉煌闪烁扣住众生的仰望
征伐荆楚君临中原之外的野莽
万人呼喊要界外的俚俗俯首称臣
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处处铿锵的历史
饱咽诏令有伤脾胃，食具也太沉重
我可否放弃盛宴的肥腻，改进素羹
煮我的野菜与你一炉共冶？可会
调整你的威严逐步变出新的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