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导致了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出现了这种从伟大向贪婪的转变？这是由一系列综合因素所致，它们共同造成了个人不安全感的上升。首先，美国在这50年中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开疆辟土的时代早已过去，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态也几近消失。大多数美国人都成了大企业的雇员，而不再是独立农户或店主。劳动分工作为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体制内创造大量财富的关键，同时也意味着劳动者不得不无数次地重复同一项简单工作，而这些工作不需要多少知识含量，因此劳动者也很难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自豪。虽然并不一定会冒犯个人尊严，但是绝大多数企业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和管理架构只会使员工感到消极被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意味着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能够在瞬间传遍全世界。正如巴里·格拉斯纳（Barry Glasser，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译者注）在其著作《恐惧文化》中所阐述的，诸如疾病、枪击、自杀、绑架和战争等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不仅将大众吸引到充斥着电视广告的屏幕之前，同样也在人们的心中埋下恐惧，加剧了他们对于自己同胞以及其他地区人们的不安全感和猜疑。
尽管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了电脑时代、太空旅行、治愈疾病等众多令人惊异的奇迹，但是这一切并非毫无代价。理论上，科技进步的步伐越快，知识和技术陈旧化的过程也就越迅速。你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在印刷厂工作的人来说，印刷过程由人工操作向电脑化的转变会如何加剧他的不安。同样你也可以想象，对于那些英语教师来说，当他们得知从今年开始，印度的中学将使用计算机来给标准考试的作文部分打分时，他们心中会感到多么的忐忑不安。最后，产品和服务流通的全球化意味着一个竞争市场已经覆盖了全球。仅仅力争成为你所在城市、州，甚至国家的质优价廉产品的生产者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你现在必须与全世界的竞争者展开竞争。如果你是沃尔玛或者通用汽车的美国供应商，当你了解到一些中国企业能够利用日工资1美元的劳动力资源，在不需要支付员工福利和医疗保险费用的情况下向沃尔玛和通用汽车以半价提供与你同样的产品，这个时候你还可以高枕无忧吗？世界市场中只容许存在一个胜利者，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每种产品也只能有一个廉价生产者，其他任何价格优势稍逊的生产者都只能面对丧失市场份额的风险与恐惧。
劳动分工、企业的等级制度、信息传播的快捷、科技陈旧化的加速，以及全球化进程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不安全感的加剧才是导致这一代人变得更加贪婪自私的罪魁祸首。除非人们对于自身幸福和价值感到满意，否则很难去关心他人。个人安全感的提高取决于能否有自信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美好人生，而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多少。
那些无法确定自身价值的人会转而寻求其他方式来定义自己。人们经常通过职位的高低、毕业的学校、居住的地段、驾驶的汽车等来对自己进行定位。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经济的繁荣与其说是满足了个人需求和欲望，倒不如说是进一步刺激了私心的泛滥，并最终成为阻碍共同努力、服务社会公益的敌人。专家们展开研究，希望知道到底是绝对财富还是相对财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愉悦。如果答案是相对财富，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婴儿潮世代为何变得如此自私自利。毫无疑问，这一代美国人要比任何时代的人们都过着更加富裕的生活，美国拥有这个星球上其他国家无可匹敌的财富。但是如果我们以相对财富来作为标准的话，那就只可能有一个人拥有最好的汽车、最大的住宅、收入最高的工作，而其他所有人只能生活在相对绝望中忍受煎熬。
在《进步的悖论》一书中，美国著名作家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以令人震撼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婴儿潮世代拥有令世人瞠目的财富、健康和繁荣水准。美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从1900年的41岁延长到现在的71岁，小儿麻痹、天花、麻疹和软骨病被彻底消灭。尽管有上顿没下顿的现象在贫穷阶层中仍然存在，但是大规模的饥饿得到了根除。闲暇时间变得更长，受教育的机会也得到了爆发性的增长。今天，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住房绝大多数都安装有中央空调和取暖设备，并且许多还附设有游泳池。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伊斯特布鲁克却指出，这一代的美国人要比以前任何时代的美国人都更不快乐。关于幸福度的问卷调查显示出，今天的人们要比40年前更加郁闷。忧郁症患者数量比40年前增加了10倍，由于诊断技术的进步，这个数字也许存在一定的向上偏差。
伊斯特布鲁克成功地证明了，物质财富和收入的增加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更多的快乐。他甚至提出了1万美元人均收人拐点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这个拐点之下，财富的增加能够提升快乐的程度，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拐点之上，财富的增加只会对快乐起到抑制作用。当收入不足1万美元时，收入的任何增加都将用于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医疗等必需品的消费，因此也就真正有利于改善生活，保障基本人权。而当收人高于1万美元时，事情就开始变得奇怪，人们挣得越多，可自由支配收入也就越多，闲暇时间变得更长，住房更大，汽车和游艇更多，奢华假期更多、更长，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快乐却反而越来越少。
美国保守派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伊斯特布鲁克与乔治·威尔、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有其他保守派学者在试图解释物质繁荣的提升无法与快乐程度成正比这一现象所呈现出的分裂时，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的收入和物质财富应该会让人们更加快乐，因为这本来是理性经济学的基础。也就是说，市场参与者们不仅自私，而且他们永远都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两套住房胜于一套，三台摩托雪橇胜于两台，四轮驱动汽车当然也胜于两轮驱动汽车。以多为好的观念对于这些学者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为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他们在解释上述这种分裂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些学者的理论是：如果大众在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变得更加郁闷，那么，这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由于财富增加而获得的好处。然而正是这些学者，一方面固执地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大众拥有足够的理智和知识来针对定价、购买和投资等复杂行为做出决策，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同样的这群人在一瞬间会变得愚不可及，连自己过得到底有多好都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当你听到有人主张大众可能热衷于某项他们根本不了解的理论和提案时，你就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这也许就是某些无视公众利益的自私之徒准备愚弄大众的前奏。公众完全有能力正确判断什么将会对自己有利，什么能够促进他们的幸福，而这也正是奠定民主政权基础的必要前提。
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美国大众的优越之处在于他们的收入足以满足自身生存和人权需要，因此他们也就能够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可以采取更加友善的姿态来协助解决这个世界面对的各类严重问题。如果不这样做，美国人就会失去从外界获得的幸福与快乐。事实上，通过帮助他人，你能感受到更大的快乐，反过来又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也更有意义。当然，也就会因此而感到更大的快乐。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婴儿潮世代的成员都跻身于这个世界上最贪婪者的群体，还是能够找到一些拒绝与这个时代猖獗的消费主义同流合污的人。毫无疑问，某些属于婴儿潮世代的美国人在努力推动环境保护运动，为妇女权益大声疾呼，为少数族裔的人权进行斗争，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奔波，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抗议全球化进程对劳动者权益的践踏，并且试图保护世界各地原住民的人权。但是，这样的人显然属于少数。正是同样的一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结束越南战争，在20世纪70年代为推动环境治理而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为妇女权益而游行示威，在20世纪90年代挺身而出保护动物权益，如今又在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应对全球化造成的伤害。
这一代的美国人拥有一切，繁荣、教育、安全、家庭、友人以及获取全球信息和市场的途径，但是他们却疏于付出。我们的星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回应，这不是因为它们不为人知，而是因为这一代的人们都正忙于给他们的孩子购买名牌服装，为第二套住房布置家具，检查屋后的游泳池是否被打扫干净，因而再也没有时间去顾及其他。
因此，不管是在华盛顿和华尔街，还是在非洲和美国的穷乡僻壤，各种问题都是从身处商业街的我们而来。对于民意代表们的企业游说和竞选贿赂所造成的腐败，就像脓肿一样腐蚀了监管制度，而这最终又引发了像病毒一样爆发的房产泡沫及其破灭。但这还不是我们的社会需要处置的唯一病症。企业游说集团已经成功阻止了医疗保障改革、能源改革、美国在全球温暖化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最低工资法案、社会保障改革，以及世界各地冲突的和平解决。
当美国公众清理完华盛顿，将院外集团赶尽杀绝，完善了对华尔街的有效监管之后，希望还能剩下一些时间来让他们进行自我反省。美国人是否已经被名利蒙蔽了双眼？他们是否通过大规模消费和借债而获得了更多的快乐？生命的意义是否不仅仅在于一己私利的满足？如果这场危机是一个警示，那么它已经吹响了唤醒公众的号角，让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生，什么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而他们又希望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度过的短暂一生中，最终能够实现怎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