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说过一句话：“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如今，格林斯潘尽管已经走下了神坛，头顶上光环不再，但这一次，人们差不多又把格老的这句话当成了“圣谕”，不断地引用、转述。只是格老这次的话不再像以前一样隐晦，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这一次的危机，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全球化的同一大船上，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起伏。
在美国次贷危机把世界经济拖进冬天的时候，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谁之过？谁应该为这场由金融风暴导致的金融危机负责？有人将其归咎于美国的超前消费文化，有人将其归咎于前总统克林顿鼓励少数族裔置业，有人将其归咎于金融机构缺乏监管、信誉评级机构把关不严，有人更指出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低息政策种下了的祸……在众多的评论和讨伐声中，有一种声音日渐突出，那就是这场金融风暴的最本质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婪、欺诈和无知。泡沫、危机、衰退，绝不仅仅是华尔街之罪！
21世纪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许多人预测美国即将衰落，如果这一衰落尚未开始的话。同时，有很多人讨论“正在崛起的巨龙。”中国将成为全球下一个超级强国吗？
不管从哪种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都令人惊叹。在过去30年内，中国经济以每年9.5%的惊人速度发展。200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中国不再仅仅主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了。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同时在电脑芯片、汽车、飞机引擎和军事武器的制造方面也正突飞猛进。
今天，金融海啸来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开始了。
事实是，金融海啸发展到今天的后危机时代，我们必须要以一个全球化统一的角度来考察各国金融市场的调整，应当说，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体现，而金融市场在急剧扩张后形成的脆弱性、错误的货币政策、缺乏约束的美元主导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滞后于金融创新步伐的监管缺陷则是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在过去10—20年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不断涌现，全球经济在快速一体化，各国利用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全世界进行产业链的重构和资源配置，使得生产率大为提高，推动了各国共同进入一个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发达国家以其资金、技术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场优势，将产品的制造加工环节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迅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印度、越南、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开放，全球大概有30亿左右的劳动力投入到全球市场，带来了很多的新生劳动力和廉价商品。经济全球化也使新兴市场国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以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IT红利、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等，推动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对资源和对西方国家高端产品的大量需求，带动了全球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分享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增长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和低的物价。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现象。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制造了大量优质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维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低物价，并积累了相当数额的外汇资金。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运行和货币决策中，依然根据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的货币政策框架，习惯性地把这种低物价归结为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结为高明的宏观政策，而没有能够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握全球物价的走势以及本国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
于是，没有为全球化做好充分准备、也没有为中国等迅速发展的经济做好准备的欧美央行，在实际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来的低物价条件下，放胆大规模扩充流动性，种下了次贷危机得以酝酿的货币环境的根源。在20国首脑峰会的公告中，这一决策的错误被含蓄表述为“宏观政策框架缺乏一致性”。
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及特定的出口依赖性的经济结构，只能将这些外汇资金以外汇储备等形式回流到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为其高负债提供融资，并维持了其长期保持低利率、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据粗略统计，整个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加起来大概超过4.4万亿美元，再加上中东的石油资金，成为支持美国进行高负债扩张的非常重要的金融资源。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可以放心地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的过度投放、住房信贷市场和次贷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将金融风险积累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程度。应当说，次贷证券只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会被打破，形成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这样看来，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这种过程本来可以不必表现得如此惨烈，特别是如果美国意识到此前高速增长的低物价并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美国的通胀并没有像部分美国学者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在新的条件下“消失”了，那么，美国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扩大出口和抑制进口以及美国经济内部更为主动的结构调整来逐步化解这个失衡。很可惜，这一次全球化走在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前面。
虽然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通常被表述为全球经济从此前的显著失衡转向再平衡的过程，那么，再平衡点究竟在何处？显然，这种再平衡不可能重新回到每个国家自求贸易平衡的所谓传统的平衡年代，而是促使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金融决策重新寻找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国际环境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