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明辉
一、不甘雌伏，北平三年的“隐居”
（一）同美国的暗中勾结。在日寇扶植下存在了将近10年的蒙疆政权，随着“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彻底垮台了。当时，德王在日寇投降后，通过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勾结，又投靠了蒋介石，认为蒋介石既掌握着几百万军队，又操纵着国家政权，实力雄厚，不可一世，共产党绝非是他的对手。同时他想求得蒋介石的恩赐，再实现他的“蒙古高度自治”的迷梦。1945年9月，德王等赴重庆奔走活动了两个来月，毫无结果，知道实现他的“内蒙高度自治”已属无望。返回北平后，表面上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闭门谢客、销声匿迹、不问政治的寓公。而实际上仍然野心未死，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他更狂妄地认为，只有他是“蒙古的中心人物”，所以他在北平“隐居”期间，仍然找寻机会，奔走联络，企图卷土重来，继续进行所谓“蒙古高度自治”运动。
德王在北平居住期间，虽然继续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待着蒋介石的反共胜利，答应允许他实行“蒙古高度自治”的诺言。但他在同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接触中，听到有人曾向张治中诉述苦衷时说：“蒋委员长一心要打共产党，实际上我们打不了，但我们又不敢说，希望你劝劝他”等等。
当时德王听到这些话，觉得很惊奇：“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现象，自古以来遇有‘和战问题’，总是文官主和，武将主战，而国民党政府内部却是有些武将主和，文官主战（例如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等人），说明一部分军人有厌战思想，这对战争的前途非常不利。同时，国民党的军队士兵中的普遍厌战，不愿打内战，不愿打共产党，不愿打八路军，士气更为低落”（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所有这些，使德王对蒋介石反共胜利寄托的希望也感到愈来愈淡薄了。但是，德王在他的坚决反共的思想立场指导下，认为即使国民党的军队士气低落，不打共产党，而共产党靠哪些“土八路”的力量，也打不了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战争拖延下去，拖来拖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到那时候，美国有原子武器和强大的武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它必将会取得胜利。基于他这种反动立场的支配，德王便转而想投靠美帝国主义，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力量，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同时，德王还认为：美国与蒙古远隔重洋，距离甚远，基于这种“远交近攻”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不会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那样压迫和控制蒙古。只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他能重新上台掌握蒙古的政治大权，就可以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从这种观点出发，德王在北平“隐居”时期，便觅寻各种机会积极和美帝国主义拉拢勾结。
1945年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来北平（早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期，拉铁摩尔就曾到过百灵庙和德王已成相识），德王闻讯后即前往六国饭店去拜访，在会见中，他对拉铁摩尔说：“你是知道蒙古事情最清楚的人，希望你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
拉铁摩尔回答说：“蒙古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还不知道，得慢慢地来，现在我急于到别处去调查一宗重要事情。关于宣传蒙古问题以后再说”（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后，曾给德王来过一封英文信，主要内容是关于宣传蒙古问题。当时德王即让包国茂（包悦卿的长子，辅仁大学毕业，解放前赴台湾）和札奇斯钦代他写了一封复信，请他在国际上大力宣传蒙古问题等。接着，郭木布扎普等几个和德王有密切关系的蒙古青年，也在德王的鼓动下，相继给拉铁摩尔去信，请他帮助把外蒙古从苏联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把这件事提到联合国去等。
1946年冬，原在蒙疆政府担任过治安部长等职务的陶克陶，带领着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李嘉胜（李当时是美国海军EFD44海外观察队特务头子）来和德王会见时，李嘉胜向德王提出请他给介绍两个蒙古青年充当美国特务机关的电报人员，到王爷庙去做秘密工作。后德王便把伊国璜、王桂丛2人介绍给李嘉胜。但后来伊国璜去后不久，即又返回来见德王说：“在王爷庙做破坏民族的工作，实感到于心有愧，不愿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返回来再不想去”（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嗣王桂丛亦由王爷庙返回北平。后在1948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为特使来北平。有一天王桂丛来找德王说：“现在魏德迈来北平，你要想见他，我可以转达。”
德王当即回答说：“可以去见见他。”
嗣王桂丛去和魏联络后，对德王说：“魏德迈很忙，此次专为调查了解备战情况而来，忙了几天就走了”（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而德王未得能和魏德迈会见感到很遗憾。
德王当时不仅派伊国璜、王桂丛等人到美国新闻处特务机构工作，为他从事和美帝国主义勾结的拉拢引线活动，同时他还亲自出马，直接和美国的特务人员以及大使馆人员等进行勾结活动。李嘉胜曾在六国饭店请德王吃饭，饭前李嘉胜特赠给德王白银镯子一支，并向他介绍陪同就餐的美国人白智仁、司马笑两人（都是美国新闻处的特务人员，白智仁当时以辅仁大学学生的名义做掩护），筵席间，李嘉胜说他要到日本去，德王当嘱他如见到麦克阿瑟将军时，务要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李嘉胜离开中国后，德王便和白智仁经常见面联络进行活动。
嗣不久，札奇斯钦邀请德王到他家中和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见面，在会谈中德王问若斯冰：“现在外蒙也已独立建国，你们美国为什么还不承认呢？如果承认时，有美国使节驻在外蒙，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吗？”若斯冰回答：“关于美国承认外蒙问题，固然应当研究，但恐与马歇尔将军的外交计划不符，因为他不愿意多一个倾向俄方的国家”。接着德王又向她提出要求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并特意给他写了一付蒙文对联，内容是：“不怕路远而不走，只要走就能走到。不怕物重而不搬，只要搬就能搬动”（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这是摘自成吉思汗的语录，寓有请她不畏困难宣传蒙古问题之意。
是时，在美国的操纵下，由席振铎（蒙名喜瑞德多布，系尼冠洲之弟；辅仁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参议员，立法委员等）、贾鸿珠（纪贞甫）等发起组织“蒙古青年同盟”。据说这个组织，起初还不愿意吸收喀喇沁蒙古人参加。但德王的亲信札奇斯钦是喀喇沁右旗人，当时他却得到例外的待遇，特吸收他参加这一组织，札奇斯钦去南京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后，曾给德王来信说：他已和美国人进一步拉上了关系，还特别嘱咐德王看过他的信后立即烧掉。嗣席振铎又由南京到北平来，特意给德王送来法币钞票200万元。德王在《北平三年》的回忆录中说：“这笔款，绝不是席振铎对我的慷慨资助，可能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席振铎用钱来拉拢我的。”
后来札奇斯钦由南京返回来见德王，当时德王向他询问说：“听说你们组织了一个‘蒙古青年同盟’，从此有了政治团体，这很好，是以什么为宗旨呢？组织情形怎样？”
札奇斯钦回答：“蒙古青年同盟，是以‘政治民主，经济合作’为宗旨，对于‘政治民主’美国人没有意见，对于‘经济合作’美国大使馆女职员若斯冰很不同意。经我详细解说后才确定下来”。
德王谈到他当时和这个组织的关系时说：“从此我便和它们发生了关系，它们想捧我做招牌，我想把这个组织作为拥护我的政治团体，进一步和美帝国主义拉拢关系”（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此外，当时吴鹤龄、德古来、乌古廷等也与美帝国主义拉上了关系，成立一个所谓：“振蒙会”（或为“建蒙会”）的组织。
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北平局势日趋紧张，这时美国新闻处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人员马滋来北平，通过札奇斯钦约德王到赵宝纲（补英达来的儿子）家中与马滋会见。
在会见中，德王对马滋说：“我在北平居住，表面上看好像是自由的，但不能越出北平这个大圈子。你们美国如果愿意帮助蒙古的话，是否可以抛开蒋介石，我们直接进行联系？”马滋当即答复说：“完全可以，我们今后就直接进行。”
嗣德王又通过札奇斯钦和马滋说，请他接洽让美国派飞机前来接德王离开北平，马滋当时亦答复说可以。马滋回到上海后，特接洽了一架美国飞机，由兰州起飞到北平来接德王，并催促他马上就走。德王因一时准备不及，当时没有乘坐这架美国飞机离开北平，后来吴鹤龄曾对德王说：“马滋说，他曾花了120两黄金，雇了一架飞机，请一位空军上尉驾驶去接德王，德王却未乘坐前来。实在辜负了他的好意”（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1949年，德王在宁夏省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运动”时，又和马滋进行勾结活动。这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二）与蒋介石、傅作义等联络。1945年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德王当时想去见他，便派陈绍武前去联系。陈绍武回来后说：蒋委员长很忙，无暇接见。但当时蒋介石却把李守信找去，令他速到东北去，招集旧部，募集新兵，尽量扩充武装，配合“剿共”工作。次日上午蒋介石派他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到德王的寓所访问，并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对德王说：“蒋委员长一向主张内蒙可以实行高度自治，预备将来收复外蒙。”又说蒋委员长让她转告：“今后如遇有什么需要代为解决的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尽管随时提出，必为设法解决。”当时德王请她转答：“蒋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照顾，表示感谢。”
是年8月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国共谈判。10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等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宣布坚决避免内战，并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又规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以共商和平建国大计；1946年1月，周恩来同志等与张群等在重庆签订了停战协定。
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及美国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德王听说马歇尔曾建议把张家口划归八路军。他当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张家口与蒙旗关系密切，为西北重镇，交通枢纽，地势重要，不应叫八路军‘盘踞’、请委员长还要从速收复，值此谈判之际，务请注意及此”等。嗣蒋介石给德王复电中夸奖他说：“公忠体国。”德王的秘书策仁道尔吉首先看到这个电报后高兴地对德王说：“你看，蒋委员长对你很奖励哪！”
1947年初，蒋介石发起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马歇尔回美国，美国国务院宣布停止所谓国共调解，退出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蒋介石又来北平策划反共事宜。德王便去向蒋“晋谒请安。”在这次德王和蒋介石的会见中，他特为曾任蒙疆政府产业部长的杜运宇向蒋介石求情说：“蒋委员长既然对我原谅，对于在蒙疆工作过的无论蒙汉人，亦请给予不咎既往的宽容。曾在蒙疆政府当过部长的杜运宇，尚在管押之中。希望给予释放。”蒋介石当即答复说：“可以，只要他不当共产党，准予释放。”此后不久，杜运宇获释出狱了。
1948年秋末，辽沈战役开始后，在东北全境接近解放时，蒋介石由南京到北平转赴沈阳，进行军事布置策划，妄图作最后的挣扎。蒋介石到达北平时，德王又去行辕晋谒会见。他见到蒋后，用试探的口气，又谈到内蒙高度自治的问题。当时蒋介石神情很颓丧地说：“如果共产党不灭，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德王看到蒋介石情绪不好，也就附和着说：“是的，现在是戡乱要紧。”接着蒋介石又问德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困难可以尽量向我说，我当为设法解决。”蒋的意思要给德王一些钱用。德王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后蒋又问道：“你想到南京去吗？你想到杭州去玩玩吗？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当时德王对蒋介石这些关怀照顾表示了一番感谢致意后，就告辞回去。这是德王在北平“隐居”期间和蒋介石最后一次会见。
在这期间，德王和当时的华北“剿共”总指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进行了接触。日本投降后，德王从张家口逃到北平之初，傅作义曾给他来过信，后德王到达重庆时，傅作义又给他打电报，表示希望德王督导蒙古军和蒙旗地方的武装力量，来协助他安定地方工作。1946初，傅作义到达北平时，德王当给傅去电话，表示他要去看望傅，当时傅作义回答说：“我去看望你吧！”傅作义来到德王的寓所后，德王谈到在1941年五原战役前夕，他曾想以赴前线慰问军队之名，借机出走脱离蒙疆的一段经过。傅作义当时问德王：“五原战役后，我把俘虏的大光放回去见你，并嘱他好些话向你说，他没有见到你吗？”德王回答：“没有”。接着傅作义又问道：“听说你在沦陷时期，反对念汉文，有此事吗？”德王说：“那时纯蒙地区的小学，念日文或汉文我都反对。因为恐怕年龄幼小的学生，同时学习三种文字负担不了。所以只准念蒙文。”
在这次会见中，德王向傅作义提出请求他释放曾在蒙疆巴彦塔拉盟担任总务处长的胡格金台。当时胡格金台在绥远监狱管押。傅作义回答说：“这事好办，我回去说说好了。”告辞时，德王向傅作义表示说：“有机会我想去绥远看看。”傅作义当时回答说：“欢迎你去。”嗣傅作义回到绥远后不久，给德王电报告知说：已把胡格金台释放了。
此后，傅作义还派王任之来请德王到张家口去居住。但德王当时怕落在傅作义的势力范围内身不由己，没有表示意见。不久，傅作义又派“张垣绥靖公署”驻北京办事处处长李腾九给德王送来5万元钞票。
傅作义主持华北“剿总”到北平后，楚溪春来对德王说：“傅总司令很忙，没有时间来看你，很以为歉，叫我代他致意。”
德王和傅作义过去虽然发生过许多次矛盾和摩擦，存有成见。但德王由于坚决反共的立场，却很希望傅作义的“剿共”成功，他曾向部下人员说：“只要傅作义反共，我就可以捐除成见，极力赞同。”
可见德王在日本投降以后，重新得到蒋介石、傅作义的青睐，皆因为他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与他们当时的利益完全一致。当北平局势紧张时，李腾九（时任傅作义华北“剿共”总司令部联络处长）来见德王说：“傅总司令早想来和你谈谈，总因事忙抽不出时间特派我来看看你。北平局势现已日趋紧张，你打算到南方去吗？依我看大局业已如此往南方去没有什么意思。”德王回答说：“我也不愿意离开蒙古地方和民众到南方去。愿意到蒙旗去活动。但是现在张家口已经去不成，到什么地方去呢？”李腾九说：“我回去把你的意思转达上去。”
过了一两天后，李腾九又来见德王说：“你既然打算到蒙旗去，最好由我们备一架飞机把你送到绥远去，但公开走还不相当，应当改换衣着，或穿军装去。”
德王因对傅作义素有戒心，这次李腾九和他谈话时含糊其辞，不知傅作义让他去绥远究竟什么用意，所以当时向李表示说：“容我考虑再说。”
（三）网罗旧部，继续反共活动。1945年日寇投降后，内蒙东部盟旗在苏、蒙军的支持下，在王爷庙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当时因苏、蒙军有过“须向中国政府请求许可”的嘱咐，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便特派玛尼巴达拉（玛呜洲）、桑杰扎布（汉名：陈廷瑞）等为代表，前往北平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许可东蒙自治。玛尼巴达拉、桑杰扎布等到北平后，受到蒋介石北平行营的优厚招待。军统特务梁芝祥等，见到玛尼巴达拉等时，更是如获至宝，整日不离其左右。适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北平来，当有梁芝祥介绍玛尼巴达拉与戴笠见面。
玛尼巴达拉和戴笠见面以后，曾来对德王说：“我和戴笠会谈结果很好，他说他一定向蒋委员长报告，并说蒋委员长是国际上的伟大人物，只要你们拥护中央，进行反共，我想东蒙自治是好办的。可能获得蒋委员长许可”（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但戴笠返回南京时，即因飞机失事而丧命。后来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来北平参与军事调查处执实行工作，又经梁芝祥的介绍，玛尼巴达拉与郑介民见面取得了联系。
此时，任如恭格（达斡尔族，解放前由南京前往美国）从王爷庙来北平，带来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给玛尼巴达拉的密信。任如恭格曾在蒙疆工作过，是德王的旧部，所以他到达北平后，先将这封信交给德王看过，其内容大意是：我等已和中国共产党内蒙负责人乌兰夫在赤峰见面了，希不要再向国民党政府方面请求许可东蒙自治，从速返回。当玛尼巴达拉等离开北平时，他已接受了郑介民、梁芝祥的任务，带了军统特务人员和电台，随同他前往王爷庙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
玛尼巴达拉返回王爷庙的前夕，德王曾亲自前往玛的住所去看望他，并在当天夜里，德王和玛尼巴达拉同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屋里，进行了长时间密谈讨论。次日，玛尼巴达拉等便带着化装为中医大夫的一个军统特务和电台等，一同离开北平返回王爷庙。
玛尼巴达拉在北平期间，曾和德王谈到过恢复百灵庙“蒙政会”的问题，他说：“吴鹤龄前来看我，说国民党六中全会上有过许可内蒙自治的决议，正可趁此机会请求恢复百灵庙蒙政会。他说可是我们这位德王爷连这个都不愿意做，不知他想干什么？”接着玛尼巴达拉又特别关切地对德王说：“这可不是我传闲话，是提醒你注意。”
德王认为“蒙政会”既是过去的事情，又是地方性质的自治远不能满足他的政治野心。此时，德王一心想要进行的是“高度自治”。因此，他对吴鹤龄建议再恢复“蒙政会”的工作，兴趣不大。
1945年冬，国民党察哈尔蒙旗党部特派员于绍文（原名：于德纯），为了在蒙旗地方进行“策反”工作，曾经来找德王，要求他给推荐锡林郭勒盟十旗的国民党书记长人选。德王为了乘机拉拢蒙旗力量，供他驱使利用，当时给于绍文推荐的锡盟各旗党部书记长名单有：丹巴色冷为阿巴嘎右旗书记长，道尔吉色冷为苏尼特右旗书记长，此外还有根柱、策仁道尔吉（奈曼旗人）等人都分别任命为各旗的书记长。嗣后于绍文便根据德王向他推荐的人员，分别委任他们到职，并令其尽快深入到蒙旗地区进行“策反”活动。其中有的人，因怕被八路军捉住，不敢前往，只在北平、张家口、大同等地鬼混按月领薪。唯有丹巴色冷等人惯于奔走钻营，居然得到了于绍文的赞许，后把他又调任为苏尼特右旗党部书记长。并得到“张垣绥靖公署”的青睐，许诺任命他为上校保安队长。
大约1946年春，阿巴嘎左旗札萨克补达巴拉，特派旺吉勒巴睦到北平来见德王和札奇斯钦。并向德王报告说：“补王已和外蒙取得联系，并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使命，调查国民党这方面的情形。因此，特派我来报告你，并叫我询问你这方面是否有办法？”德王当时告诉旺吉勒巴睦说：“要求内蒙高度自治，或有可能。但现在不宜乱动，应静待时机的到来。回去务必告补王，目前不要盲目行动。”
嗣国民党军队进占张家口后，中国共产党内蒙地区负责人乌兰夫等领导的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迁至贝子庙（锡林浩特）时，这时由布里亚特部落总管林沁多尔济组织的反动武装潜犯至锡盟与补达巴拉相互勾结在一起，企图对贝子庙的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进行武装扰乱。但是，当时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经在锡、察、乌、巴各盟旗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锡察工委，领导这里的自治运动，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培养民族干部。并在这些地区组织了人民武装，清剿土匪和敌伪残余分子，以安定社会秩序。因此，为时不久，林沁多尔济和补达巴拉等这股反动武装，就被当地人民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所平定消灭。补达巴拉、仲乃当时被捕（仲乃后畏罪自杀），林沁多尔济率领残部逃至多伦，后又经张家口到达北平来见德王。德王当时把他由张家口带来的亲卫队百余人，也拨归林沁多尔济统带。后林沁多尔济又和国民党军统特务马汉三等勾结，并在德王、马汉三等人的指挥策动下，更积极地进行其反革命武装叛乱活动。
1946年，德王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混入八路军，后当了苏尼特右旗旗长。1947年，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的汽车队到达苏尼特右旗的温都尔庙和堪布庙一带，后又到达达赖却吉庙，当时的属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苏尼特右旗旗政府就设在这个地方。旗长阿拉坦瓦齐尔看到国民党又占领了张家口，就乘机背叛了共产党，随着国民党察哈尔省的汽车逃跑出来，经由张家口前来北平投奔德王。后又经札奇斯钦、达格瓦敖齐尔（呼伦贝尔人）介绍，加入了“蒙古青年同盟”组织。
阿拉坦瓦齐尔在1945年日寇投降时，当苏、蒙联军初到锡盟时，曾和外蒙军队有过联络，因此到北平后，当时又与苏联驻北平领事馆及外蒙方面亦有联系。苏、蒙方面当时曾给他布置任务，让他做争取德王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他当时对德王报告向苏、蒙方面联络情形说：“我和达格瓦敖齐尔曾到苏联领事馆去过，苏联领事馆要给我50元美金，但我没要。”
当时德王虽然想投靠美国，继续进行其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日趋胜利，国民党军队日趋溃败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一贯老奸巨猾的德王，也想为他留一个退步。所以曾指使阿拉坦瓦齐尔潜入八路军占领的锡盟地区，窃居苏尼特右旗旗长职务，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上的工作人员密秘进行联络，阿拉坦瓦齐尔到达北平后，又指使其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等。嗣在1950年德王在宁夏省阿拉善旗搞“蒙古自治运动”失败后，由拐子湖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逃跑时，就是由阿拉坦瓦齐尔为他引线和联络越境进入蒙古国境内的。
在1946年冬，苏尼特左旗喇嘛贡嘎到北平来见德王和吴鹤龄，表示要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吴鹤龄便认为他是“倾心内向”当即将此事向“北平行营”报告，后吴鹤龄又亲自领贡嘎到“北平行营”活动，请求国民党发给枪械，返旗后组织地方反动武装进行活动。嗣经北平行营转请国民党国防部批发武器。据说当时国防部批复交由“张垣绥靖公署”代领转发，但后来武器却没有发到贡嘎的手里，贡嘎企图组织地方反动武装的计划也未能得逞。
1947年春，曾当过乌珠穆沁右旗包衣达的胡图凌阿也由锡盟跑到北平来和德王联系，胡图凌阿见到德王以后，坚决表示他要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共活动，德王对胡图凌阿这种举动，表示赞赏，当将他介绍给军统特务梁芝祥，梁芝祥见到胡图凌阿后更认为是奇货可居，马上就引他去和军统驻北平的负责人马汉三会谈，不久马汉三把他用飞机送到开鲁，与李守信联络，设法进入乌珠穆沁右旗进行反共活动。但刚到不久，开鲁就解放了。胡图凌阿当被俘，后解送到王爷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值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将要成立，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之际，参加大会的乌珠穆沁右旗代表，不知他是德王和军统特务的派遣回来搞反革命武装活动。因此，念在乡谊之情，出面具保，当由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将他释放。但是，胡图凌阿反动透顶，死不改悔，他获释以后，跑到多伦一带，继续纠集一些民族败类，组织反动武装，后又潜入乌珠穆沁右旗，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派在该旗开展工作的补旭同志等曾主动出面与他开诚相见进行谈判，劝他放弃反动立场，归向人民政府。但是，胡图凌阿因有德王和军统特务北平负责人马汉三等人的支持，在多伦又得到“张垣绥靖公署”的枪械支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坚决反共反人民到底。因此，当他见到补旭等同志时，不但不听劝告，而竟指挥他所率领的反动武装将补旭等人杀害，后又疯狂在该旗搜捕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人士，加以“蒙古八路”等罪名，残酷地杀害多人。胡图凌阿不仅猖狂杀害了补旭等革命干部和进步人士，还强迫该旗蒙民参加他的反革命武装，扩充其反动武装力量达500余人之多。后来这股反动武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往围剿，胡图凌阿自知其力不能敌，便胁迫该旗年龄尚幼的旗长米济德章楚布逃往张家口。胡图凌阿到达张家口后，获得国民党“张垣绥靖公署”的赏识，更加洋洋得意，当即又率领其武装匪徒重返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胡图凌阿率领其乌合之众，到达乌珠穆沁右旗的乌兰哈拉克和喇嘛库勒等地，前后两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部队遭遇，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胡图凌阿率领残部被迫向北逃窜，至中蒙国境时，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俘获后解除了武装。胡图凌阿恶贯满盈，当地广大蒙民对其深恶痛绝。后又由内蒙政府把他解押回乌珠穆沁右旗，经当地人民公审后镇压，受到其应得的惩罚。
1948年张家口解放后，胡图凌阿之弟和乌珠穆沁右旗的伪官吏托克托胡等又带领“小王爷”米济德章楚布逃离张家口，经长途跋涉于1949年逃到宁夏省阿拉善旗定远营去投奔德王，报告其兄胡图凌阿遭到人民镇压的经过，德王对其进行了安慰鼓励。
（四）同司徒雷登等人的勾结。德王一心想投靠美国，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妄图卷土重来，重新掌握蒙古的统治大权。直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继续网罗反动武装力量，坚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北平，局势非常紧张时，德王急电在南京的吴鹤龄，要求他迅速向国民党中央联系洽派飞机前来接他离开北平。
当德王打算离开北平时，他的旧部玛哈希力（赵文儒）等人，在北平东安市场“森隆”西餐馆宴请德王，就餐时，玛哈希力曾对德王说：“现在国民党军队已节节败退，解放军已经节节胜利，胜败之局，已见分晓，你还走干什么？”
当时德王却狂妄地对玛哈希力等人说：“我是一定要走的，仍然搞民族事业。就是斯大林来保障我的安全，我也不听，一定要走。你们都知道我一向是以‘民族事业’为己任的，不是计较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人。”嗣在北平的迪延其喇嘛来向德王说：“北平苏联领事馆内有一个过去在蒙旗从事过教会工作的俄国人，和我早已认识，他叫我转告你不要走，共产党进城后，苏联领事馆保障你的安全。”
这时，德王虽决心要离开北平，但面对局势非常紧张，恐南京的飞机不来，走不出去，就想为留下一条退步的后路，以备将来万一走不出去有个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当即对迪延其喇嘛说：“你去对苏联领事馆的这个人说，我是可以不走的，但如果南京派来飞机接我，我就不能不走了”。
后迪延其喇嘛把这个俄国人直接领到嵩祝寺来和德王会见，但德王便当即拒绝他说：“我仍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希望你不要到我的住宅来。”
直到1949年1月1口，在北平正式宣布“和平解放”的当天，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才派来一架飞机接德王。德王在傅作义宣布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由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陪同，偕同迪延其喇嘛和副官图门德勒格尔等人，当天便在北平临时开辟的南苑飞机场，乘专机，仓皇逃离北平，直飞南京。
德王等一行到达南京时，吴鹤龄和迪力瓦等到机场迎接。当吴鹤龄见到德王时便说：“为了接你来京，我特面见总统府军事局长俞济时，请其速派飞机，他因事忙，总是支吾推托表示派飞机有困难，我对他一再坚持说，现在已经派飞机把胡适接来，难道德王还不如胡适重要吗？如果把德王丢在北平不管，为共产党所用，恐怕对中央不利吧。俞济时听到我这番话后，才答应马上转请蒋总统派飞机赴平接你。”
德王当时对吴鹤龄这番感情表示感谢。继而，德王又去拜谒蒋介石，蒋介石当时除对他表示抚慰和关怀之意，并在他的官邸请德王同吃便餐。德王到达南京以后，通过席振铎的介绍，约定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见。当按预约时间，席振铎带领德王到美国大使馆时，时因蒋介石把司徒雷登请去研究重要事情，德王当时只见到了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舒勒太斯。并由席振铎做翻译，谈了有关蒙古当前情况等问题。翌日席振铎又来见德王说：“舒勒太斯对你印象很好，说你比蒋介石还强。”
过了几天，席振铎又带领德王去美国大使馆会见司徒雷登。德王当即向司徒雷登谈到要进行蒙古独立建国活动，希望美国给予帮助等语。
司徒雷登当时用汉语回答德王说：“你的志愿很好，必然有志竟成，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
德王在南京时，迪力瓦曾向他表示他想到印度去。嗣在南京接近解放时，当时局势很紧张，一天迪力瓦突然跑来向德王说：“我不去印度了，改去美国，并且马上乘飞机要走。”德王听说他就要走，便和吉利占太到他的住所（章嘉格根驻南京办事处）送行，当时吉利占太便向德王建议说：“现在迪力瓦活佛就要去美国，你可以委托他当你的私人代表，以便与美国各方面进行活动，有机会时还可以看见杜鲁门总统。”德王当即甚表同意，就请吉利占太执笔写上了一张蒙文“委托书”，其内容是：“兹委托迪力瓦为我的私人代表。”
德王在这份“委托书”上亲自签字署名，并盖上他的名章，交给了迪力瓦活佛，请到美国为他呼吁蒙古独立建国的活动。当时，德王想通过迪力瓦这个人，作为另一条渠道，进一步加紧和美国的勾结，为他进行所谓“蒙古独立建国”而奔走联络。与此同时，德王还通过“蒙古青年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席振铎、札奇斯钦、达格瓦敖斯尔等人的牵线，加紧与美国特务机关的勾结。早在德王离开北平之前，达格瓦敖其尔、乌古廷等人就曾对德王说：“美国新闻处迫切希望我们在西部盟旗搞出一个政治局面来，他们愿意尽量帮助。”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1949年，在全国大陆接近完全解放时，德王跑到宁夏省阿拉善旗发动“蒙古自治”运动。
二、“东山再起”，“西蒙自治”的酝酿
（一）德王在南京的活动。1949年1月1日，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中央派飞机将德王由北平接至南京。德王到达南京后，曾分别会见了蒋介石、李宗仁，是时由于战争失败，蒋介石被迫宣告“退休”，于元月22日由南京逃往浙江奉化，而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上台后。孙科当了行政院院长，白云梯担任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时，德王又乘机分别拜会了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新任首脑和各部部长，开展广泛地联络活动。
德王见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刚时，在谈话中谷对德王说：“因有人主和，蒋总统走了。”德王在主张反共上与蒋介石的立场完全一致，因此便深有感慨地回答说：“现在还有人主和，与共产党合得来吗？如果合的来的话，什么都是共产党的了。”谷正纲听到德王的这番话，便眉飞色舞地赞扬他说：“你的话是非常中肯的，你的见解是至为正确的，假如人们都像你似的就对了”（摘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德王在南京时，还向吴鹤龄表示：他想去蒙古西部盟旗搞“自治运动”。嗣他又去找李宗仁陈述蒙古民族当前的“危机”时说：“东蒙受共产党煽惑已成立内蒙自治政府，近日渐向西进逼。现仅余的西蒙各旗，宜迅速成立一个联合机构，以便收容不甘共产党宰割，而西来的蒙古王公、军队及青年，共同抵御共产党。”代总统李宗仁听了德王这番陈述后，当面表示应允他的要求。当时，吴鹤龄使向德王建议说：“你如果要去，最好在中央行一个‘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驻在兰州发号施令，才能得到各盟旗的重视，不要贸然就到盟旗去。”接着吴鹤龄便活动蒙古各盟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吴云鹏（即吴子升）去找孙科、吴铁城等为德王活动此事，蒙藏委员会主任白云梯也亲自出马为此事四处奔走活动。德王当时拒绝了吴鹤龄建议担任“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的职务。
据他写的《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中说：“嗣经我详细考虑，值此时局急剧转变时期，出任这个‘长官’等于为人作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并想起在我要离开张家口去北平投靠国民党政府时，陈国藩、霍而义、郭木布札普等青年联员劝我说：‘你是搞民族事业的人何苦去当国民党的工具。’我如这时出任这个‘长官’，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失掉些蒙古青年的信任和拥护，实属得不偿失。想到这个地方，就去见白云梯，婉言说明在此时期，没有出任这个‘长官’的必要。白云梯见我如此说法，就对我说：‘那就算了吧。’当即就在拟定的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起草计划案上，批以‘暂缓’二字，搁浅起来。”
其实德王此时不愿出任这个“长官”职务，并不是他不想当“国民党的工具”，而是他看到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此时，又打着以“民族事业为己任”的旗子，一心去投靠美帝国主义，妄图借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来达到他“蒙古独立建国”的目的，实现他重新上台掌握蒙古统治大权的野心。
是时，南京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刘子同，自称他对蒙古问题颇感兴趣，当由薛兴儒的介绍，德王和刘子同曾在饭店约会面谈。他们在谈论中，刘子同向德王建议说：“你们蒙古不是建立过大元帝国吗？你现在可以进行复国运动呀。如果愿意与美国大使馆或苏联大使馆联络时，我可以为之介绍”（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北平三年》）。
这时，德王虽然正在与美国进行着勾结活动，但是他对苏联也抱有试试看的心理。当时便对刘子同说：“请你试向苏联罗申大使谈谈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过后不久，刘子同告诉德王说：“罗申大使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德王想搞蒙古独立建国，殊不相当。”
为时不久，人民解放军已迫近浦口等地，与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队相对峙，南京局势顿形极其紧张混乱状态，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已开始逃跑迁移。此时，蒙藏委员会打算想让德王到青海塔尔寺隐藏居住。但是，这时德王在美国的支持下，野心勃勃地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已退守西南一隅，无暇顾及蒙古问题，而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尚未到达蒙古西部盟旗，因此，正好趁此机会，他到西部盟旗，依靠美国的支持，再去搞“蒙古自治”活动。所以，德王向蒙藏委员会表示，他不愿意到青海去，愿意到阿拉善旗居住。嗣国民党政府同意德王的要求，遂于1949年1月25日，派专机送德王等一行离开南京飞往兰州转赴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偕同德王同行的有达穆林旺楚克、吉利占太、赵汇川及德王的副官图们德勒格尔等。德王在临离开南京前，去向代总统李宗仁告别辞行，当时并向李要了一本密电本，备作今后的联络。德王飞经汉口、西安时都分别停留，受到白崇禧、胡宗南等款待。当时德王会见胡宗南时，他向胡问道：“你看现在局势怎样？”胡宗南答复说：“今后只有努力奋斗，你到宁夏如能开展工作，我可以把白海风过去带过的骑兵派拨给你。或者在你未到达之前就派去，作你开展工作的前驱。”德王当即表示感谢。元月底德王离开西安，到达兰州。当时正值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准备赴南京充任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张治中在离开兰州之前，设宴招待了德王。宴席时，德王提出请张治中帮助“蒙古自治”。张当即答复说：“我是三民主义信徒，以帮助蒙古是光荣的事。”
（二）“西蒙自治”的酝酿。德王到达兰州后，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札雅（别号：锐荪）等来到这里对他表示欢迎。德王在兰州停留了大约两个月时间，此间他分别与兰州各有关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进行洽商，要求他们支援“蒙古自治”。同时也同达理札雅和在兰州的蒙藏委员会委员何瑞五（别名：何兆麟）以及一些蒙旗来的王公、官吏等人，进行协商研究“蒙古自治”问题。
德王在兰州期间还分别拜访了前来参加“西北军政长官会议”各地军政长官，如：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西北诸省的头脑。德王在拜访马鸿逵时提出请他帮助搞“蒙古自治”，马鸿逵当即答复说：“我们蒙回合作嘛！”
德王、达理札雅等人经过几次商量后决定：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各盟旗代表会议，并通知各盟旗代表按规定日期出席会议。一切准备工作布置就绪后，德王等又联络国民党新三师师长白海风等离开兰州赴银川，此时，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巴文峻、绥境蒙政会参议长韩裕如等人都在这里。德王当向他们谈了搞“蒙古自治”的事，巴文峻等都表示赞成，巴又提出应成立“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同时他还给伊克昭盟副盟长阿拉坦瓦奇尔及各旗王公写信，约他们前来阿拉善旗参加“蒙古自治”活动。这时，适逢伊克昭盟盟长图王在银川病故，德王当时亲去吊唁，便中与伊盟各旗在银川的蒙古王公进行拉拢接触，要求他们前来参加搞“蒙古自治”。
1949年4月初，德王等人来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当时，德王又打电报约已逃往台湾、香港、广州等地的他的旧部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札奇斯钦等人，前来定远营参加各盟旗代表会议。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西北进军，绥远地区局势已很紧张，乌兰察布盟盟长林沁僧格等人因局势紧张，也来到定远营，德王便约他参加“蒙古自治”活动。至4月8日，到定远营的各盟旗代表人数，刚刚凑起预定代表名额的半数以上，此时即开始预备会议，大家交换意见，酝酿讨论“蒙古自治”问题，德王首先向与会人员提出：“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总没有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他答应不答应，成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
接着大家就自治区域范围和组织名称等问题，开展讨论，在讨论中，以德王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实行蒙古统一“高度”自治，以一新耳目，扩大号召。以达理札雅、白海风等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值此国难严重之际，实行自治，不该再加高低的字样，致使外人难解，况又为难中央，徒增国家的困难，与本身又毫无裨益；同时，也认为内蒙“东部既有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就应当避免在自冶区域问题上的重复对立，所以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地区，不应当把东部蒙旗包括在内，这样，将来就解放了，对共产党也比较好说一些；如果完全无视王爷庙的自治，对自己将来是很不利的”（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我所搞“蒙古自治”运动经过》）。这样经过一番争论，德王等虽因当时的多数人不同意，放弃了在自治名称上加上“高度”二字的意见，但依然坚持他提出的实行“蒙古统一自治”的意见，更不同意使用“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他认为蒙古是统一的，绝不能分割成为东西两部，如果分割开来，有失蒙古人心，于自治前途诸多不利，故坚持定为“蒙古自治政府”（引自何兆麟：《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正在这两种意见的争吵之中，德王的旧部札奇斯饮、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先后都由台湾、香港等地赶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德王等便在他们的支持下，最后决定采用“蒙古自治政府”的名称。
在自治区域的范围问题上，德王等主张把全部内蒙地区都包括在内，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等认为当时条件这是实际上做不到的。因此，他们主张自治区域范围，眼下只能限于：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察哈尔右翼四旗（即绥东四旗）、及土默特、额济纳、阿拉善等旗。德王等鉴于当时事实上确实管辖不到东部各盟旗地区，就最后放弃了他的意见，但又主张加入青海，新疆省的蒙古族盟旗。并对于出席各盟旗代表会议和成立自治政府的代表时，仍然应包括目前旅居阿拉善旗的东部各盟旗人士，由他们推选代表参加大会。最后经过一段争吵，双方意见取得一致，遂准备召开各盟旗代表会议。
（三）各盟旗代表会议召开。经过几天的争吵酝酿，遂于同年4月13日，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正式举行“内蒙各旗代表会议”，会议是在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礼堂开幕（会址有误——编者），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
伊克昭盟：乌尔根达赖（韩裕如）、图门吉尔格勒（刘宝财）、杭吉关、巴优扎雅、宝彦尔、哈达巴色尔、云英飞、敖门拉白、云丹朋楚克、乌力陶克陶呼等10人。
乌兰察布盟：林沁僧格（盟长）、雄诺、色庆毕勒格、乌勒吉巴雅尔、乌力吉宝彦等5人。
锡林郭勒盟：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雄诺栋都布、阿拉坦瓦齐尔、阿格栋嘎、阿拉坦德力格尔等5人。
察哈尔盟：贡森、恩柯、敖尔布、额彦宝来等4人。
绥境蒙政会：巴文峻。
桌索图盟：都固仁仓（白海风），那森孟柯（何兆麟）、王庆扎布，海拉森噶等4人。
昭乌达盟：宝德巴资尔（何守业）、额尔德尼巴吐、图们德勒格尔、阿拉达尔楚克吐、补音特额尔德、张仁、张文诸、毛让民、额尔呼穆巴雅尔等9人。
哲里木盟：鄂尔塔瓦奇尔、赵那苏图（赵汇川）、贡其格（鲍国民），玛希巴吐等4人。
阿拉善旗：达理札雅，巴图孟柯、金巴图道尔吉等3人。
呼伦贝尔盟：达克瓦敖齐尔、哈斯2人。
额济纳旗：达穆林旺楚克（达匀庆）、罗曹格图盖力勒2人。另外还有由台湾、香港等地前来的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人。
会上临时公推巴文峻为大会主席。并推选德王、林沁僧格、达理札雅、巴文峻、白海风、何兆麟、韩裕如等7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巴文峻致开幕词主持大会开幕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代表周百煌、国民党中央国防部军事专员罗大煟分别在会上致词祝贺。会议至4月15日下午闭幕，历时3天，在会上讨论通过下列各项决议案：
1.内蒙自治案：鉴于国际与国内大势所趋，我内蒙必须一致团结，遵奉三民主义，凡国内各民族，政府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之原则，实行内蒙自治，俾能御侮图存，从而自力更生，并联合边疆建立巩固之国防。
2.组织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案：内蒙自治原则确定，一方推派代表进京向中央政府请愿，允我内蒙施行自治，并予以扶植；一方则于过渡期间先行筹组“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为内蒙自治统一最高机构，筹划内蒙自治一切准备事宜。
3.筹措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案：本会筹备经费及晋京代表所需之巨款，拟暂由各盟旗备垫，其数拟定20000元（银元），由各盟旗就旗之大小分别承担，因陆续支用，可先筹15000元，以资应急，俟正式机构成立后再设法付还。
4.成立内蒙自治军案：内蒙正处于御侮图存，保境以安民生并建立巩固之国防，故必须成立内蒙古自治军，其建军计划由自治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划进行。
5.选举自治筹备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委员案：经大会公推：阿拉坦瓦齐尔（伊盟盟长）为委员长（4月27日，阿拉坦瓦齐尔病故，又改推德王为委员长）。德王、林沁僧格（乌兰察布盟盟长）、巴文峻（绥境蒙政会秘书长），达穆林旺楚克4人为副委员长。
都固仁仓（白海风、中央执行委员）、荣祥（绥境蒙政会委员）、雄诺敦都布（锡盟阿巴嘎右旗札萨克）、色楞那木济勒（察哈尔盟盟长）、沙拉布多尔济（乌盟达尔罕旗长）、乌尔根达赖（韩裕如，伊盟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胡风山（绥境蒙政会委员）、鄂齐尔呼雅克吐（绥境蒙政会副委员长）等9人为常务委员。
达理札雅（阿拉善旗札萨克）、那森孟柯（何兆麟、蒙藏委员会委员）、罗巴图孟柯（阿拉善旗协理）、吉利占太（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赵那苏图（赵汇川、蒙藏委员会委员）、额尔德尼保勒特（奇忠义、伊盟郡王旗札萨克）、补德巴资尔（国立札萨克旗小学校长）、塔旺嘉布（额济纳旗札萨克）、巴云英（乌盟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吐们吉尔格郎（赵宝财，鄂托克旗保安副司令）、阿优扎那（奇文卿、札萨克旗协理）、巴图毕勒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孟克吉雅（鄂托克旗代理札萨克）等13人为委员。另缺额1名，留青海盟旗选补。
6.推选晋京请愿首席代表及代表案：公推德王为首席代表，林沁僧格、鄂齐尔呼雅克吐（未出席），金巴图道尔吉3人为代表。赵那苏图为代表团主任秘书。图们德勒格尔、帕拉沁2人为随员。
7.会上还决议通过“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向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要求准予“内蒙自治的请愿书”案。
要求准予“内蒙自治”请愿书原文如下：
为呈请转请宣布准予内蒙古自治以安蒙旗而固国防事：窃维我国幅员广大，少数民族遍布边区，国防及安全，不能仅恃武备，势须增强少数民族向心之力量，精诚团结，使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始克有济。我内蒙人民近两百万，而文化教育经济水准亦日趋进步，足以分负国家以一部责任，更足以负荷自身之一切治理任务。故十余年来，我内蒙人士奔走呼吁，要求内蒙自治，原基于此种事实，更基于总理三民主义遗训及世界民族解放潮流之要求也。今鉴于国防与国内大势所趋，我内蒙必须团结一致，研求自救救国之道。特于本年4月13日召开内蒙各盟旗代表大会，共商大计，当决议：
1.遵奉三民主义之“凡国内各民族，政府扶植之，使之自决自治”之遗训，请愿中央准予内蒙自治，俾能御侮图存，从而建立坚强巩固之国防。
二、正式自治机构成立以前，即日先行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准备自治一切事宜。
是以代表等遵依大会决议，业已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一切自治事宜，增强国防，安定力量，期缓中央北顾之忧，惟事急势迫，伏恳钧会转请俯念蒙古人民谋国之忠贞，自救之情切，盱衡全局，乾纲立断，迅赐俯准，宣布内蒙自治，以符国策，而固边疆，蒙旗幸甚！国家幸甚！
（引自德穆楚克栋鲁普：《我所搞“蒙古自治”运动经过》）
“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原文如下：
第一条：为适应环境，遵奉三民主义和彻底实行自力更生、御侮图存起见，并促进内蒙自治，召开盟旗代表会议，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
第二条：本会经盟旗代表会议决议通过，筹备办理自治及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之各项准备事宜。
第三条：本会筹备期间定为三个月（但必要时得延长）。
第四条：本会会址，授权筹备委员会选择适宜地点。
第五条：本会设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四人，常委八人，委员十四人。
第六条：本会常务委员会半月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委员会，以委员长为主席，委员长因故不能出席时，由副委员长轮流代理之。
第七条：本会委员长执行政务会议之决议，并处理、监督所属职员，副委员长辅助委员长处理会务，委员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委员长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八条：本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委员由盟旗代表会议选任之。
第九条：本会设秘书长一人，秉承委员长，副委员长处理会务，监督所属职员，由委员长提交常务委员会同意后任命之。
第十条：本会设左列各处，分掌各项事条：
1.秘书处：掌管机要文件、印信、档案、会议记录、撰核文稿收发文件，缮校翻译、考核人事、任免奖惩等事项。
2.总务处：掌管庶务、保管公务、交际联络及不属其他各处之事项。
3.参事处：掌管审核法律、命令及建设探讨与审核财政预算决算等事项。
4.财务处：掌管编制预算、决算等计划经费及会计出纳等事项。
5.民治处；掌管调查户口、登记土地及一切民政事项。
6.教育处：掌管教育、文化、宣传及训练等事项。
7.卫生处：掌管卫生行政及医疗防治等事项。
8.保安处：掌管指挥各盟旗保安队及地方一切保安行政事项。
9.建设处：开发矿业、修筑公路、改良农牧及其他建设事项。
第十一条：本会各处设职员如左：处长、副处长、参事、秘书主任、秘书、科长、技正、科员等。
第十二条：本会设参议、顾问若干人，由委员长就各盟旗佐治人员中遴选充任，分办轮流驻会代表，各该盟旗接洽办理各该盟旗之事项。
第十三条：本会筹备工作期限届满时，召开内蒙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自治机构。
第十四条：本会会费由各盟旗分配垫之。
第十五条：本会会议规则及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六条：本大纲自盟旗代表会议议决施行。
在德王等召开各盟旗代表会议期间，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代表周百煌在会上发言就当前处理蒙古问题提出三点建议，原文如次：
蒙古因受满清治边政策的遗毒，民国多事，复无暇顾及边陲，加以潮流激荡，强邻共党煽惑离间，以致一部分王公离心，青年失意，人民疑贰，日思治以谋出路。民国八年达乌里曾有组织全蒙临时政府的运动；民国十七年，察哈尔蒙旗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自治；民国二十二年，在百灵庙七月、十月两次的自治会议。民国三十七年，复向国民大会联合请愿。至在日本及共产党指导下的蒙旗自治运动，尤不遑列举，足见蒙旗自治运动的历史，由来已久。
此次召集的内蒙各旗代表会议，筹备自治是非创举，召集的动机，亦非如德王表示的简单，质言之，蒙胞内心自治的念望已久，一遇时机，便内外发泄，如此次自治运动不能达到目的，必将伺机而起。不妥谋解决，决难粉饰太平。审情度势如今之计：
（一）外蒙、东蒙被苏联、中共诱胁已全脱离中央，仅存的西蒙，应准树一联合机构，集中力量，防御共党，免被各个击破，或沦为外蒙、东蒙之续。
（二）蒙族问题，由中央召集有关政府与蒙旗各方面开会商讨，本互信互助的精神，秉公解决，倘有碍难无法解决的问题，亦应本互谅互让的道德，彼此谅解，打破心理上的隔阂，促进团结。
（三）蒙古因满清二百年来的羁縻，愚禁、削弱分化等治边遗毒的影响，形成今天如患虚疠症状，合理的治疗方法，宜从培养元气，增强本身力量着手，若舍本逐末，恐于事无济。谨供以上管见三端，籍以通莫之献。
（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政府逃亡时在广州集商审查内蒙古自治方案及有关文书》）
盟旗代表会议结束后，德王等一行即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其他筹备工作，亦开始进行：
1.拟定各盟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
2.草拟“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
3.草拟“蒙古自治政府宣言”等事项。
三、“重建武装”，德王等赴广州请愿
（一）德王与阎锡山会谈。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建立以后，一面向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发出电报：要求实行内蒙古自治；一面根据各盟旗代表会议决议，组织以德王为首的进京请愿代表团，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面请交涉。德王、林沁僧格等一行7人组成的代表团，于5月中旬由阿拉善旗定远营出发，取道兰州乘飞机赴广州，飞机经西安时，德王亲自去见胡宗南，将盟旗代表会议情况向胡报告，请他给予帮忙，胡宗南对德王说：“你去广州请求许可蒙古自治很好，我也给中央打电报说明实行蒙古自治，有助于‘戡乱’军事的进行，恳请中央许可自治”。旋德王又提出请他拨给枪支武器，胡亦答复说：“可以，究竟拨给多少，请与罗列参谋长商洽。”接着德王和赵汇川2人又去见罗列参谋长，罗表示现在武器都用于“勘乱”军事。不能多拨，仅能拨给二三百支步枪。德王当时嫌太少而未领。后德王等一行离西安飞赴重庆，在重庆德王等会见了钱大钧等国民党高级军政首脑，接着就飞赴广州。
5月18日，德王等一行飞抵广州后，便连日分别谒见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首先向他们陈述来意，李宗仁听了德王要求蒙古自治的报告后，未作肯定答复，让他向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内政部长李汉魂等接洽。当德王去拜见何应钦时，何托故未见。嗣德王经薛兴儒探询何应钦对德王搞内蒙自治的态度，何表示说：“德王过去在百灵庙搞自治，结果投靠了日本，组织蒙疆政权，现在他又要求自治，靠得住吗？”
当时，德王知道何应钦对他既不放心，又不信任，就再未去见他。转而就去会见内政部长李汉魂，要求许可蒙古自治，李当即答复需要提到行政院会议上研究解决办法。
嗣德王又去拜会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当德王向秦提出要求帮助蒙古自治时，秦对他说：“以前马呜洲（玛尼巴达拉）代表东蒙自治政府前来请求中央许可东蒙自治，政府没有很好对待，以致东蒙投了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后，山东省有杂牌军40多万人，占据了几十个县的地盘，表示愿归向中央，政府也没有及时争取，也投靠了共产党。这次你来，仍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很不以为然。”他谈话时表示很惋惜的样子。
在德王等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的同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也派遣该旗参领，候补中央立法委员金巴图道尔吉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并为德王请愿代表团成员）赴广州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蒙事处处长纪贞甫等报告德王等在阿拉善旗定远营进行蒙古自治的活动情况。
兹将民国38年（1949）4月22日达理札雅给白云梯、纪贞甫的亲笔信原文录下：
巨川（为白云梯别号）委员长
贞甫处长：二兄钧鉴久违。
雅教驰念弥殷敬维 勋履胜常务慰弟处边陲责任綦重现和谈破裂 国事日亟为蒙旗自救之国 计与德王及各盟旗首长 在此筹组自治会业经 电达谅荷 洞悉兹派参领金巴图道尔吉 来京报告筹备经过并请示 机宜至希进而教之为祷 专此奉候。
敬颂
勋安
弟 达理札雅拜启（印）
四月二十二日
（注：原文用毛笔书写。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同年5月24日，白云梯复函致达理札雅，原文如下：
笺函
锐荪（达理札雅别号）吾兄钧鉴
久违芝宇企念为劳金参领来展 诵四月廿二日
台函籍悉一是，吾兄团结各盟旗首长筹商自治为国家争生存为民族求出路 引企鸿麻毋便钦佩 弟 忝属卿未兼主边政自当为力 是视促其实现正与中央有关方面详商进行颇为顺利
请释这念德王暨各代表等在此均好俟。
有端倪即行北返专复 顺致。
勋祺！
弟白云梯拜启
五月廿三日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No 515 号
（注：原文用毛笔书写。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正当德王等一行赴广州要求蒙古自治进行请愿活动时，适逢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行政院长由阎锡山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亦更换为关吉玉。于是，“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在德王等临行前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转呈阎锡山要求准予蒙古自治。
兹将通电原文录下：
电报
蒙藏委员会关委员长钧鉴并转呈行政院院长阎钧鉴
密查共匪倡乱、国事艰危、蒙古横亘塞外，同受赤祸侵害，犀组东蒙政权，席施蚕食伤萦营，我蒙古忠义血气之伦蒿目时艰，咸以非团结地方，共同抵御无以，为国家保存西蒙，更无以保障大西北之军事基地。乃于本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各盟旗代表大会，商讨对策，咸认团结地方，必须实行自治，以瓦解东蒙伪组织之人心。以振奠西燎士气，而为国家民族殊死之奋斗。遂决议组织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先事自治筹备工作施章，总统府午冬府（二）第293628号代电以据钧呈复，即开内蒙古各盟旗自治筹备委员会准予成立其自治实施，先行办理调查人口，振兴经济，发展文化等事项后，完成自治条件，荐行核办等因，自应遵照办理。遂于本年八月五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由会将上开指示提出报告，并提案延长筹备期间三个月，循序进行，俾符公令。经付大会讨论结果，则咸认匪氛披猖，局势日非，再拘执常规，长期筹备被滞进行。不足以振奋士气，团结人心，达成守土保乡御悔图存之。于是复经会反复说明，以遭受匪患强半沦陷，人民走死逃亡，固以濒生死存亡之关头，然而整个国家民族遭受危机，正值存亡绝续之秋，中央与地方步调应趋一致，故自治问题应在中央许可范围之内，酌为□（原文不清）循序办理，似不宜加中央困难，免遭两误，故说明涕泣陈词，冀有所邻，而各代表终以为今天之自治，实以团结地方抗共戡乱为主，故延长筹备期间，殊非团结人心，集中抗共戡乱确有实效之办法。必须即日成立正式自治机构，护全蒙人，达成予期之目的。蒙民欲如此进行，实为报国之枕略，分中央之忧，绝不致有所诒误，众意坚决，遂多数几经会所提出筹备期间之提案，延长筹备期间之提案，而通过各代表等所自提蒙古自治政府之提案，实在致与中央所指示之意旨略有出入。众意所趋，会未能挽回，有亏职责，惶悚万分。唯念蒙人事情原为向心自治，绝非离心运动，忠贞所在，观通遇□□□□（五字译不成文——原电稿注），救亡略迹，请予原情，故恳钧盱衡全局，曲加体量，俯允该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呈报行政院，俯赐准予大会成立自治政府之请，俾能共撑西北大局，以存蒙古，更以效忠国内，无任惶悚待命之至，谨附会提案中央讨论恭请示遵，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叩未漾印。
（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档案”卷1049）（注：原电文中无标点符号，为便于阅读，著者加逗号、句号——著者）接着，德王等在广州又去向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陈述内蒙自治的问题。当时关吉玉没有直接答复，让德王去直接请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嗣后德王又去请示阎锡山和副院长朱家骅，阎锡山当面给德王答复说：“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失利，是一时的现象，大局不久就可以转危为安，失陷的地区都要很快的收复回来，国家的统一，不许任何人破坏。蒙古人一向深明大义，要在中央领导下，捍卫国家统一，帮助‘戡乱’军事顺利进行，等到军事胜利以后，才能谈地方建设问题。”并说：“在这个时候你们要求实行自治，这不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吗？现在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国家对蒙古人都没有好处。”德王听完阎锡山的意见，便向他解释说：“我们要求实行蒙旗自治，正是为了分担中央的优势，免得中央操心蒙旗的事务。这样办，便于中央专心制力于戡乱军事，所以蒙古人才决定要求自治，这对国家有益处，还是请中央俯顺舆情，准予照办。”最后德王更强调说：“中央如不许可，蒙古也要进行自治。”
阎锡山听了德王的解释，当时神情表示很不高兴，特别是听到他最后的话时，马上便怒气冲冲地斥责说：“未经中央许可，如果擅自进行自治，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这个时候，绝不允许你们这样办，如果不服从命令的话，中央一定实行讨伐。”谈到这里，双方僵持不下，德王看出再谈下去是决无益处，于是便默然告辞而出。德王对阎锡山的不满，不是由此开始，而是远在民国17年（1928年）由于设治察、绥等行省时就曾结有怨愤。德王在他写的《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的回忆录中对阎锡山说：“我最不满意的是，在民国1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主持撤销热、察，绥，宁、康、青等特别区，设置热，察、绥、宁、康、青等边省，对国内各弱小民族实行分割统治，侵蚀盟旗政治权利，把持蒙地财政、税收，破坏蒙人团结，因而我提出取消边省，阎则强调取消边省，就是破坏国家统一，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
经过这次争执，德王心中对阎锡山更加愤恨不满。但是为了求得国民党中央许可他的“蒙古自治”，当时仍然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与阎周旋。于是当阎锡山设宴招待他们代表团时德王故意当着阎的面多喝几杯酒，然后带着醉意说：“我来请求许可蒙古自治，是根据孙中山先生‘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并且在实行自治中，可以把蒙古民族团结起来，勉尽戡乱的责任，分担中央北顾之忧，是应当得到政府许可的，还请阎院长再加考虑。”阎锡山在宴会上当即答复说：“孙中山所说的是主义，我所说的是政策，不能把主义和政策混为一谈。”
德王接连碰了阎锡山的两次硬钉子，知道再向阎乞求自治也无希望，于是便转而又到美国大使馆会见舒勒太斯，并向他报告了要求实行蒙古自治的打算和来广州的活动情况。舒勒太斯听完德王的意见后，便对他说：“司徒雷登大使还在南京，他听说你来，特用电报通知我说，已把你前次所谈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我国政府答复，承认你能代表蒙古，今后进行蒙古工作，要以你为对象。你现在已经搞起自治来，我们正研究要派一个代表，驻到你们那里。”
早在4月初，德王由南京到达兰州时，就曾经与美国人陈纳德所经营的民航公司驻兰州负责人斯特尔色敏会见联系，斯特尔色敏当时对德王说：“我与美国共和党的主要人物杜鲁门认识。如果你希望美国帮助时，我可以为之联络。”德王当向斯提出要求说：“希望美国帮助枪械、经费、飞机等物，以便进行蒙古自治”。斯特尔色敏当即把德王的要求写个一个清单，并开列所需枪械，经费、飞机等数目，当将单子交给德王保存，并向德王表示他把此事向美国政府去接洽，当时德王的随行人员达格瓦敖斯尔也在兰州与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为德王要来一辆美制大卡车，同时美国特务人员萨拉里还送给德王一部美制的电台，供他进行通讯联络使用。
这次德王到达广州，又在札奇斯钦、德古来等人的陪同下，秘密到广州郊外与美国新闻处特务头子马滋会面，当德王向马滋报告了“蒙古自治”的情况，要求美国给予帮助时，马滋当表示对他所搞“蒙古自治”赞同并答应给予帮助。嗣经札奇斯钦等从中联络，由马滋给送来美制电台数部，其中一部是使用汽油发电的大型电台。随同这批电台马滋还派遣来经过他们训练过的七八名新疆和东蒙地区来的蒙古族特务人员。这些人带着电台，经由银川转往阿拉善旗西北部地区，在内蒙与外蒙交界地方的巴彦陕丹附近秘密潜伏下来。当时德王派达格瓦敖斯尔领导主持，主要进行搜集内蒙和外蒙情报，刺探动态，随时向美国新闻处报告。
德王这次在广州与美国大使馆联络后，美国新闻处特务白智仁同另外一个美国人便潜伏来阿拉善旗定远营，以美国使馆派遣人员的身份与德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参加了后来召开的“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白智仁在绥远省和平解放前还曾建议德王说：“听说绥远的董其武受傅作义的影响，现在动摇不定，态度不明，趁这个时候，你可否派兵去打他？”并试探德王说：“根据蒙古现在的情况，你可否和外蒙联络或到外蒙去？”
德王当时因自己力量甚感不足，无力去进攻绥远的董其武，至于对外蒙德王当时还存有戒心，因此对白智仁的这些建议，未置可否，听过了事。
（二）要求重建盟旗武装。德王得到美国大使馆及美国新闻处的支持后，更觉有恃无恐，于是就扬言因与阎锡山等会谈无结果，近日将要离开广州返北回蒙。同时德王又以请愿代表团名义书面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提出两项要求：
其原文如下：
查内蒙八盟部七十余旗，现已大部沦为匪区，所有残存各盟旗，亦深受威胁，危在旦夕，故推本团来此，除陈请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蒙古自治军，以及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事，以期号召蒙众一致反共救亡。经将一切情形再三陈明有案。近日各该盟旗及东盟突围西进之部队，以本团日久无功徒误事机函电促归，本团以为，回蒙报告之后，蒙古军民必益失望，一旦人心涣散，殊与反共前途不利。故于就道以前，不得不再为另图补救之声请：（一）先以左列人员组成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在中央及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指挥之下，整理残存各盟旗保安团队，并收编沦陷各盟反共部队，一致团结，共御匪患。林沁僧格（乌盟盟长）、达理札雅（阿拉善旗札萨克）、鄂奇尔胡雅格图（伊盟副盟长）、雄诺敦都布（锡盟代理盟长）、色楞那木济勒（察盟副盟长）、李守信（蒙古反共将领）、白海风（同前），其委员长一席，由以上各委员公推一人充任之，报请中央备案。（二）前项委员会，整备部队需要补给，应请中央以最迅速之手续。发行拨发一万人所需之武器弹药被服给养及一切作战必须之补给。为核实计，并请中央派员点发。
以上两项非但平易可行，有利无弊，且在东北各盟旗及锡、察、乌各盟亦有联防之前列，而在今日残存各盟旗亦始非一御侮图存之宜用。特陈请贵会体察实情。关于前列第一项，即为转呈行政院并请国防部迅为核准，早日照发，以利防御，倘得由此而残存之盟旗不复陷于匪手，则蒙古存在之日，无非感戴中央之年矣。如何之处，听候复示。
德王的呈请电文送达行政院后阎锡山于6月30日，以穗四字第5437号令批复蒙藏委员会，内称：
“内蒙各蒙旗自治筹备委员会准予成立，其自治之实施应先办理调查人口，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文化等事项，使完成自治条件再行核办”等语。
接着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出面召见德王等人，他说：“你们为了安定蒙旗人心，加强地方治安，想实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这事只要不违背国家法令，有利于军事戡乱工作，我想也不妨试办看看。我叫财政部和国防部先拨给你们一点经费和武器，你们可以早日回去吧。”
阎锡山等起先坚决反对德王要求实行“蒙古自治”，此时为什么又来了180度大转弯，突然改变态度呢？其原因之一是，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大陆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眼看就要土崩瓦解彻底完蛋了。因此阎锡山等想利用德王等反共分子，在祖国北部边疆进行反共话动，妄图延迟其行将失败的命运。其二是因德王已得到了美国这个强有力的后台的撑腰，因此，当时德王扬言：他要求自治无论国民党中央认可与否，他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在必要时也可以抛开国民党去搞他的“蒙古自治”活动。加之国民党中央监委常务委员李永新和吴鹤龄等人从旁周旋活动，所以阎锡山等觉得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并当时国民党的处境已到岌岌可危地步，因此，索性扔掉几个钱和一些枪支，还可以买个像德王这样坚决反共的“戡乱”工具。从而便叫朱家骅出来圆场。德王等起先和阎锡山搞的很僵，此时，就趁朱家骅的这个台阶，便向中央财政部、国防部分别领取了10000元银洋和200支步枪，弹药40000发，50支加拿大手枪，弹药2500发，并偕同由台湾返回的李守信和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吐们德勒格尔、陶克托乎、那顺朴和以及金巴图道尔吉等代表团成员和在广州的一些蒙古族青年学生共29人，于7月10日乘专机离开广州经宁夏返抵阿拉善旗，是时由于飞机载重限制“不得超过7500磅以策安全”（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代电》），德王只好先由他亲自带回80支步枪和10000银元，其余120支步枪和50支加拿大手枪，留下让赵那苏图随后起运。
临行前，德王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原文如下：
代电
蒙藏委员会关委员长钧鉴：
查本团此次来穗诸承关照不胜感佩，兹以即将北归，关于最后陈请之盟旗联防及自治筹备会经费各案，特留吴鹤龄、赵那苏图二人随时晤教，俟成全并委托蒙古驻京办事处主任吴云鹏协助办理，统希多予照拂，将来吴鹤龄、赵那苏图二人前往定远营时，关于交通各节并烦予以便顺，尤所感祷。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推派晋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印，代表金巴图道尔吉、赵那苏图印叩午佳（三）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收
收文字号905号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德王在广州期间，还向蒙藏委员会呈请调任蒙藏委员会秘书陶布新前往阿拉善旗协助他工作。兹将调任陶布新的往来函电原文录下：
代电
蒙藏委员会关委员长钧鉴：
查蒙古自治筹备伊始，需材亟殷，兹拟调任贵会简任秘书陶布新前往协助工作，并因筹备期间经费支绌，员工食宿大部自筹，至□（缺1字—著者）特准该员仍由贵会支领俸给，派往协助工作为祈。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推派晋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德穆楚克栋鲁普叩戌齐。
蒙藏委员会复函原文如下：
蒙藏委员会（代电） 发文穗字805号
送达机关：德王
事由：为调本会秘书陶布新前往协助工作申由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蒙古各盟旗代表团德穆楚克栋鲁普代表勋鉴：戌齐代电敬悉，秘书陶布新
可以暂行借调，本会需要时再电调回会，除盼该员前往协助工作外特电复
查照为荷。
蒙藏委员会干（删）印
同时又以代电通知陶布新本人前往协助工作，原文如下：
蒙藏委员会（代电）发文穗字804号
送达机关：陶秘书布新
事由：为准德穆楚克栋鲁普代表电请借调该员前往协助工作仰知照由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本会陶秘书布新览：兹准德穆楚克栋鲁普代表戌齐代电略以蒙古自治筹备伊昭，需材孔殷，拟调职员前往协助工作，并因筹备期间经费支绌，该员薪给仍由本会支领等因，除电复准借调，需要时再电调回外，合行电职员仰即日前往协助工作。
蒙藏委员会干（删）印
蒙藏委员会为德王等筹办返阿拉善旗专机往来公函录下：
蒙藏委员会（代电）发文穗字第379号
送达机关：国防部、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
事由：请派送德王等代表团专机请定于七月八日自穗起飞希查照
办理见复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三日电开
国防部、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公鉴：
顷准贵国防部本月二十七日（卅八）济国字第0259号代电，以派送德专机因德王等手续未毕，未能起程，为免浪费，空军复力经转知空军第一军区处理，该机已于己养飞台等由到会。兹复请给据德王等面称，彼等已决定于七月十日启程离穗，途经兰州再返宁夏。又据该蒙古代表团函称：“敝团暨蒙古团代立监委学生返蒙者共贰拾玖名，公有物共贰仟伍百公斤（步枪、手枪、银洋），希向国防部或空军司令部交涉大型飞机壹架”等语，并呈送乘机人名单（附注携带枪弹、银元、行李数目）壹份，准此敬电达查照，请即转务空军司令部赐派大型飞机一架，于七月十日自穗起飞送经兰州转宁夏，并希先期见复、以俟转知为荷。
蒙藏委员会 冬蒙穗印
附名册乙份
敬启者敝团查蒙古团代立监委学生返蒙者共贰拾玖名，公有物共贰仟伍百公斤，步枪、手枪、银洋，希向国防部或空军司令部交涉大型飞机一架为盼。
此请
名单附内
蒙古代表团启
以上共计贰拾玖名。
因自政府领有步枪贰百支，弹药肆万发，手枪伍拾支，弹药贰仟伍百粒，现洋壹万元，行李等件合计贰仟伍百公斤。
空军司令部复函原文如下：
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代电）
受文者：蒙藏委员会
事由：为蒙古代表团赴兰州转返宁夏
经电请空军总部派机来穗由
发文：字号已平□312号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
一、穗字740号代电敬悉。
二、已转请空军总部派C-46机一架来穗接送。
三、该团及其他人员行李、械弹、公款、公物等件连同体重请尽酌减其总量请勿超过7500磅以策安全
四、相应复请查照，并请转知为荷。
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
拟国防部三十八济国0265号代电
（以上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德王等返回阿拉善旗的活动。1949年9月，德王等返回阿拉善旗定远营后，又与达理札雅联衔致电蒙藏委员会，要求加紧催拨筹备经费和武器等，原文如下：
蒙藏委员会关委员长佩恒兄钧鉴：
密接赵那苏图等来电拟云：承冬电诚意维持，已代请行政院借拨钜额筹备费颇有希望，垂注殷招，极为感谢。现在绥远局势转变，此间益受威胁，更须加紧部署，以资应付。关于筹备费、武器等项，仍乞加紧催拨，赶速运送来定，俾免贻误，情势严重，立盼复示。
德穆楚克栋鲁普、达理札雅申元
同年9月21日，蒙藏委员会渝字1114号电复德王、达王。原文如下：
电报
宁夏定远营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德王、达王钧鉴：
申元电敬悉，本案已奉院指令，正召集各机关审查中，特复。
蒙藏委员会申马复印
附：行政院指令
发文（卅八）穗字第7335号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出
令蒙藏委员会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1036、1037未铣代电请速核示蒙古代表团请成立盟旗联防委员会并发给保安队一万人补给，及补助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一案由。代电悉查，此案正召集各机关审查中，唯据报德王等已在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是否属实，仰迅查明具报为要……
此令
院长 阎锡山
拟办：查德王等成立自治政府属实，拟查案呈复本会，业已呈院并另案请提院会讨论对策在案。
王忠烈
（以上原文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其后德王等又致电蒙藏委员会，要求“按月补助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银洋三万元”。同时电促在广州的吴鹤龄、赵那苏图，催办行政院、蒙藏委员会正式批复成立“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一案。嗣经蒙藏委员会、国防部、内政部等联合会商审查，认为：德王等“请成立蒙古盟旗联防委员会一节，旨在集中蒙旗反共将领，收编蒙旗团队以抵御共匪西侵之意，尚属妥善，原则上似可准予成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德王整理各盟旗残存保安团队组织反共部队有关文书》。
李守信到达阿拉善旗出席了蒙古自治代表大会之后遂根据这个精神，便匆匆跑到银川自向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商请收编原属他所统辖的旧部，即1946年奉蒋介石之命成立的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一旅共约3000人。该旅在东北解放后，由苏和巴特尔（旅长）、孙明海（副旅长）、宝贵廷（参谋长）等率领西窜至绥远，由傅作义收编，番号仍定为新编骑兵第一旅。后闻德王在阿拉善旗搞“蒙古自治运动”，于是又叛离绥远军，于1949年初相继逃窜到河套陕坝一带，随后，又进驻到布隆淖尔，便与德王联系收编事宜，此时德王因经济给养都一时不易解决，该旅又转向宁夏马鸿逵。此时经李守信与马鸿逵商定结果，决定新成立“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部”，李守信任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原苏和巴特尔率领蒙古骑兵第一旅改编为骑兵第一师，师长仍为苏和巴特尔，副师长孙明海，参谋长赵殿臣。并再逐步扩编为3个师，成立1个骑兵军。部队的经费、给养、武器弹药，暂由宁夏省政府负担。部队领导关系隶属予蒙古自治政府，但在蒙古自治政府无力自给前，暂归宁夏省指挥调遣。同时将这支蒙古军调至黄河南岸的陶乐县驻防。李守信也随同前往，整顿队伍，部署防务，并着手进行改编事宜。当时马鸿逵和李守信达成这样的协议，完全是出于同恶相济，互相利用。李守信是出于经费困难，想利用马鸿逵以济其急需，而马鸿逵是出于黄河南岸的防务紧张，想利用这支反动的蒙古骑兵以增强其军力，所以双方都是出于一时的利害结合，狼狈为奸。
四、东拼西凑，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一）蒙古大会召开。德王等由广州到阿拉善旗后，西北地区的时局已日趋紧张。因此，德王等研究后，便决定尽快召开蒙古大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当即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又电告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略云：“兹定于本年7月10日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请中央有关机关届时派员莅临指导等因。”
是时，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各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即绥东四旗）、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旗等，都推派来一些代表已先后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当时派来代表只有乌、伊两盟和察右四旗及土默特、阿拉善、额济纳旗等少数盟旗，其他东部各盟，甚至于德王的主管盟——锡林郭勒盟各旗，由于时局变化和交通阻绝等原故，都没有派人来参加这次蒙古大会。于是便决定由当时逃来阿拉善旗的东部各盟旗少数王公、官吏中，指定相应的人数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临到开会时由于“代表”人数仍然很少。因此，又临时决定，再由东北逃窜来的蒙古骑兵新编第一旅中，推出相应“代表”参加大会。经过这样一番东拼西凑，当时到会代表有，德王、李守信、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札奇斯钦、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吴熙宪、白瑞、林沁僧格、达穆林旺楚克、陈爱尔德尼巴图、陈那笋巴图、孙明海、陶布新、贺华儒、色楞那木吉勒、陈守智、云秉璋，达瓦敖其尔、金巴图道尔济等175人，占绝大多数的仍然是在德王蒙疆政权时的军、政官吏等旧部。
蒙古大会原定于7月10日开始，当时因等待国民党中央的批示，一直拖到7月底，蒙藏委员会才来电报转告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在7月22日签署的行政院命令，大意是：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在宁夏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因路途遥远，时间迫促，此次不派员出席等。
接到行政院的这个命令后，即于8月6日宣布蒙古大会正式开幕，8月10日闭幕，出席大会的除所谓的各盟旗代表外，还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表张某、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代表周百煌。此外，国民党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国民党中统局阿拉善旗调查专员王君惠等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在代表大会正式会议之前，首先召开预备会议，选举出德王、达理札雅、白海风、林沁僧格、李守信、何兆麟、巴文峻、白瑞、吴鹤龄等9人为大会主席团，又推选何兆麟为秘书长，札奇斯钦为副秘书长。并讨论通过大会议事日程。接着正式会议开始，内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何兆麟报告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经过情况，随后，由德王致开幕词。开幕词的大意是：首先叙述了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如何强大，并追叙创建元代王朝百年光荣的历史和它在文治武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接着又说到现在蒙古民族如何的贫困衰弱，因此号召大家应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恢复过去的光荣，创建将来的功业。并且他认为，当前的自治运动，就是应天顺人的事业，最后他又引用成吉思汗勉励其部众“一箭易折，众箭难摧”的话，勉励蒙古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争取蒙古自治运动的胜利成功。当时德王俨然以蒙古封建统治者中的首领自居，因此他在会上以慷慨激昂的神情满腔热情地颂扬所谓“大元帝国的文治武功”，并鼓励到会的蒙古人，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德王致词以后，接着由吴鹤龄、札奇斯钦、白海风、何兆麟、敖木巴特尔、莎嘎拉扎布、蒙太、白瑞、达穆林旺楚克、德古来、吴熙宪等数十人，连日发言，他们有的“延慷慨陈词者，亦有痛哭流涕者”。异口同声地说明实行蒙古自治的必要性，大会发言后，又讨论通过“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自治政府各厅署会组织法”和“蒙古自治宣言”等文件。接着进行选举，推选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为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当即德王、达理札雅便宣誓就职视事，并发表大会宣言，宣告“蒙古自治政府”于8月10日正式成立，同时德王等又宣布任命：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样、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9人为“蒙古自治政府”政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会。并宣布自治政府组织机构，设立：秘书厅、内务、财政、教育、实业4署和保安委员会等。
在会上德王宣布任命各厅、署、会首脑人员如下：巴文峻任秘书厅秘书长；吴熙宪任财政署署长；林沁僧格任教育署署长；白海风任实业署署长；达理札雅任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李守信、白海风任副委员长；陈应权任保安委员会参谋长；李文钦任副参谋长。
当时，在保安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问题上，德王和达理札雅都想把这一有军事实权的职位，抓到自己一派的手里。所以德王等一派力量，力主让李守信充任委员长，而达理札雅等一派，则力主由白海风来充任委员长，双方明争暗斗，一时争执不下，最后便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即由达理札雅充任委员长，而李守信，白海风分任副委员长。
（二）致“国民政府”通电。蒙古大会后，德王等以“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名义向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发出通电说：于本年4月13日，召开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共商自救救国之策，经全体决议，决定组织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先事筹备工作，并经呈奉中央令准有案。具征中央重视民意与国防之至意。惟以大敌当前，情势迫如，遂于8月5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商讨紧急应变对策。共报到代表175人，经慎重商讨结果，全体代表一致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转请鉴核，俯准实行。另附大会宣言和自治法。
附一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原文如下：
蒙古有土地，有人民，有政治组织，有坚强的民族意识。我们有祖先曾建立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给我们留下了极光辉灿烂的历史。
近年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多半都除掉了压榨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恢复了他们的自由，步入自决自治之路。但是不幸得很，我们蒙古不断受内忧外患的影响与扰乱，有时民族的领域，沦陷在外敌铁蹄之下，任人宰割，当时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无端横暴的摧残。这种遭遇，顷发了每一个人民的民族意识，使所有的民众，都感觉到非团结自治不足以御侮图存。尤其第二次大战终了之后，世界局势日趋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蒙古民族的存亡，已归最后关头，使我们更不能不赶快团结起来，为民族生存而奋斗。民族要求自由，政治走向民主，这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主流。蒙古问题，是世界上民族问题的一部，这个问题能依照民族的原则，合理解决，才能够奠定全国及世界永久和平民主的基础。
本年四月十三日，蒙古各盟旗代表在阿拉善旗开会，决定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筹备自治。并为蒙古民族的永存，为了国内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了集中意志，决定将来准备召开这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现在经本大会多日慎重检讨的结果，全体一致决议，于蒙古人民之共同愿望，依据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的遗训，实行民族自治，通过蒙古自治法，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以蒙古各盟旗部固有的疆域，为我们的自治领域。并推选德穆楚克栋鲁普先生为政府主席，达理札雅先生为政府副主席。领导全体人民，努力奋斗，实现我们的理想。
今后自治蒙古的基本政纲是：在政治方面，确切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实行真正民主，在蒙古自治领域内的人民一律平等，不因种族、宗教、性别、阶级、信仰的不同，而有差别的待遇；在经济方面，保障人民的财产，对于贫困同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努力于民族经济的平均发展：文教方面，力求普及教育，输入世界新文化，以助长固有文化的发展；在军事方面，加强民族的自己力量。保卫蒙古人民，安定地方秩序，反抗一切侵略。
我们回溯既往，中央对国内各弱小民族，尤其对蒙古民族自治，已决定愿及早实行。只有多年来，国家战乱频仍。中央军书旁舞，无暇及此。现在全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局势，我们为尽国家一份子的责任，应分中央北顾之忧。所以，我们愿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全国各民族精诚团结，与邻近蒙古的各省紧密联系，共同合作，完成维护民主自由的斗争。至于盟旗与省县间的各项问题，愿在时局彻底稳定之后，再作合理的调正。
这次蒙古人民大会代表全体人民的总意志，决心踏上自治的新路程，扫除一切的障碍，向着民族自由的前途迈进。现在全蒙古的人民，都奋勇的站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自主，负起神圣的义务，努力前进。希望全国同胞，了解蒙古自治是向心的自治，不是离心的运动，而予以正义的支持！更希望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士，予以同情的协助！
附二
蒙古自治法原文如下：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外鉴于侵略势力日益扩张，内忧于政教未修民生凋敝，爰依孙中山先生“扶持国内弱小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之遗教。与夫我蒙古人民救亡图存喁喁望治之殷诚，蕲求改善民生，争取自由生存，而为民族自治之努力，特制定蒙古自治法，颁行全蒙，遵守弗渝。惟值兹军事时期，盟旗秩序未复法条，规章诸多，权宜缺漏，一俟时局数宁，再与我全蒙人民周详商订，俾臻郅治之隆。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蒙古民族基于全体人民共同之愿望，依据孙中山先生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之遗教实行自治。
第二条：蒙古自治以蒙古各盟部旗固有疆域为其领域。
第三条：蒙古自治领域内之人民，不分种族、宗教、性别，阶级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四条：外交、国防由中央政府处理，其他各项行政、由蒙古自治政府处理之。
第五条：蒙古自治政府以实行民主政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普及教育，振兴文化，团结自卫为自治纲领。
第六条：整编各盟部旗之武装团体，成立蒙古自治军，以资加强自卫力量，御侮图存。
第二章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蒙古人民行使政权。
第八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以左列之代表组织之：
一、每旗人民代表二人，其人口超过二万人以上者，每满一万人者，增选代表一人。但超过人数，不满一万人。而在五千人以上者，亦得增选代表一人。
二、每特别旗人民代表八人。其人口超过四万人以上者，每满一万人，增选代表一人。但超过人数不满一万人，而在五千人以上者，亦得增选代表一人。
第九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如左：
一、制订及修正蒙古自治法；
二、选举及罢免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及议长。
第十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由出席代表互推九人至十五人为主席团，处理大会议事程序及大会进行事项。
第十一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每次开会时由主席团互推一人为主席。
第十二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一人，其人选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决定之。秘书长承主席团之命，处理全会事务，秘书处组织及办事规程，由大会主席团制定之。
第十三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由主席团拟定，请大会决定之。
第十四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集会于任务终了时分闭会。
第十五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四年。
第十六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但代表三分之一签署或政府主席认为必要时，得召开临时大会。
第十七条：前条规定之召开会议期限，在时局尚未安定之前，得由政府主席延长之，但须经蒙古议会同意。
第三章 自治政府
第十八条：依据本法第一条之规定，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第十九条：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就蒙古人民中年满四十岁，资望超卓者选举之。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
第二十条：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为蒙古最高军政首长。
第二十一条：主席依法公布法令，但须经有关各署会首长之副署。
第二十二条：主席缺位时，由副主席继任，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主席、副主席均不能视事时，由政务委员中互推一人，代行主席职务，副主席继任主席之任期，以主席任期所余之期为限，政务委员代行主席职务之期限。不得超过四个月。
第二十三条：蒙古自治政府设政务委员九至十一人，设秘书长一人。
第二十四条：蒙古自治政府设秘书厅、内务署、财政署、实业署、教育署及保安委员会，其长官由政务委员兼任之。各厅署会组织法另定之，前项厅署会等机构，经蒙古议会之决议得增减之。
第二十五条：政务委员，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之任命，由主席提名，经议会之同意后任命之。
第二十六条：蒙古自治政府设政务会议，以主席、副主席、政务委员、各署署长、保安委员会委员长组织之，主席为政务会议之主席。
第二十七条：主席、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须将主要行政决策或涉及各署署长共同关系之事项，提出于政务会议议决。
第二十八条：主席、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有向蒙古会议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及答复议员质询责任。
主席对议会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有要求复议之权，议会对主席各厅署及保安委员会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有决议案要求改变之权。主席对于该项请求，有请求议会复议之权，如议会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决议，维持其前次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及请求政府改变施政之策之决议案时，主席应即接受，否则命令全体政务委员或有关厅署会首长辞职。
第二十九条：蒙古自治政府为决定重要政策，征询意见，宣达政情，咨询地方实况，得设咨政委员会，其组织法另定之。
第四章 蒙古议会
第三十条：蒙古议会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议员三十一名组织之。
第三十一条：蒙古议会职权如左：
一、蒙古自治政府之法权；
二、审查并议决予算案及蒙古自治政府重要施政之权；
三、对主席提请任命政务委员、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之同意权；
四、要求主席、各署署长及保安委员会委员长报告施政及质询之权。
第三十二条：蒙古议会议员任期为四年，连选得连任之。
第三十三条：蒙古议会议员不得兼任政府官吏。
第三十四条：蒙古议会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由议员互选之。
第三十五条：蒙古议会每年召开二次。第一次会期由三月初至五月末，第二次会期由九月初至十一月末，自行集会。但遇有必要时得由主席咨请或议员二分之一以上请求召开临时会议。
第三十六条：蒙古议会休会期间，关于三十一条所规定职权之行使遇有紧急措施之必要者，得由自治政府处理之后提请追认之。
第三十七条：蒙古议会开会时，须有议员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得开会。
第三十八条：蒙古议会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承议长之命办理全会事项。
第三十九条：蒙古议会秘书处办事规则另定之。
第五章 司法
第四十条：司法制度另定之。
第六章 地方制度
第四十一条：地方机构，沿用盟旗名称，其制度依民主方式另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法经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并呈请中央政府准予备案。
（三）德古来、札奇斯钦、吴鹤龄等逃跑。德王等人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组织的“蒙古自治政府”甫经成立，西北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此时续由台湾前来参加蒙古自治的席振铎等人，刚行至兰州，看到国民党的势力已濒于完全崩溃，而人民解放军正向西北大举进军，因此，他感到时局危急，便停止前往，由兰州返回去。在他之前，先行赶到阿拉善旗定远营的德古来、札奇斯钦、吴鹤龄等人，虽然参加了这次“蒙古大会”原打算同德王一起在这里干下去。但是，当他们听到席振铎中途返回的消息后，眼看着整个西北地区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因此，他们更像热锅上的蚂蚁，终日恐慌不安。当时，吴鹤龄看到局势不稳，便首先逃离阿拉善旗，跑到兰州乘飞机返回广州，接着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白瑞等人，也步吴鹤龄的后尘，先后逃往宁夏、兰州等地乘飞机溜掉了。当札奇斯钦临行前，他对德王说，他此次要去美国活动，德王也知道他与美国特务机关早有往来。因此，在他离阿拉善旗之前，便给他带了一张盖有“蒙古自治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以备他到美国活动时应用。德王在阿拉善旗虽然经过一番冲折，拼凑起了这个“蒙古自治政府”，但是他耿耿于怀的仍然是妄想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他就浑水摸鱼，乘机实现他梦寐已久的“蒙古独立建国”，达到他做“大蒙古帝国皇帝”的野心。因此，他想让札奇斯钦到美国为他奔走，加紧与美国的联系，换取他们的大力支持，临行时，他特意嘱咐札奇斯钦到达美国后要“相机办理，便宜行事”。
德王等在阿拉善旗匆匆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把他数月来苦心经营的“蒙古自治政府”的台虽然搭起来了，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准许，因此，内心里还是感到很空虚无力。所以当德古来、札奇斯钦、吴鹤龄等人逃离阿拉善旗时，德王又谆谆地向他们嘱托要求他们返回广州后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详细报告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经过，并要求早日予以正式批准。德古来、札奇斯钦、吴鹤龄等于8月18日到达广州，20日，他们便按照德王的指示，三人联名用书面报告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陈述他们参加这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经过的详细情况，接着又分别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德王向他们面嘱的要求批准“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等事项。
现将德古来等三人的报告全文录于如下：
迳陈者，鄙人等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及德王之一再相邀，先后前往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参加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业于本月18日，返抵广州，此次大会经过情形，附有专文报请备案。如为交通情况所许可，并可派代表前来面陈。部人等临行之时，承德王面嘱，先将一切情形就便报告我公，烦为特陈府院，请予谅解及支援，以利蒙古危局之挽救。兹特分陈于下，敬希亮察：
一、关于大会者
此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系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所召开，每旗选派人民代表三人，每特别旗八人。于八月五日开会，十日闭幕，到会代表一百七十余人。会中情况之整齐热烈，为蒙古从来所未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宁夏省政府，均经派员莅会始终。其事于决议事项之重要者计有：蒙古自治法、强化蒙古反共部队，救济盟旗流亡官兵及大会宣言等案。
二、关于自治者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后，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遂照中央指示：关于自治一案，提议继续筹备，并向各代表详加说明，期于中央地方兼筹备并顾。惟全体代表一致反对群起悲愤，声泪俱下，坚主即日成立自治政府，以为反共自救之总枢。综其所持理由，计有下列数端：
甲、扶植国内弱小民族自治为总理遗教所昭示，国民党政府不应始终不会使其实现；
乙、蒙古系中央领导下求自治，并非脱离国家，与内地之彼叛此离者不同，有何不可；
丙、中央一再失策，致蒙古沦陷过半，只对残存各盟旗复无妥善保安之策，即应许其自治，俾图自救于万一，蒙古虽实力有限，然必尽其在我始无，以对民族对国家，维因不幸而失败，亦无憾于中央；
丁、数年以来，蒙古一切反共活动，始终无人为之统筹指导，致今此起彼伏损伤过重，今为号召蒙众集中力量，统筹一切，一致反共起见，绝对有即日成立自治机构之必要，时至今日，中央似亦应予蒙古以最后之同情矣；
戊、蒙古现已濒于危境，自救之情极切，既省以自治为唯一的良策，中央又何妨碍姑予成全之至。若宪法问题立法程序等等，只要国家不亡，尽可于大局安定后，以容商讨。否则，蒙古完全丧失之后，当有何等宪法及程序之可言，似此经权之处，中央当亦能有所抉择；
己、现在全国鼎沸，一切失常，中央种种措施，亦多权宜之计，而独于朝不保夕之蒙古，偏全调查人口办理教育经济等事，俟自治条件俱备，再行核办云。试共匪为此猖狂之日，蒙古有此从容筹备之可能乎？中央之故为此等指示者，何异于自杀。
以上为各代表所持理由之比较具体者，此后愤激哀怨之辞则难尽述矣。全体代表之情绪主张既为此，任何人亦不能再发生异议，于是经数昼夜之纷呶，终于通过简略之蒙古自治法，并票选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王为副主席，于八月十日发表大会宣言，成立自治政府矣。
三、关于军事者
蒙古人口无多，军队原亦有限，只以激于反共图存之义愤，而奋起杀贼者，无旗无主有数百人为一队者，有数千人一部者，并有东蒙突围之部队为最精良而最有成绩。此次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各该大小部队，亦各有代表前来与会，就其经历及志愿之足资者言之，可得下列数点：
甲、此等业已动员之大小部队，总数约在二万人左右，而且志切杀贼，义无及顾，只以无人为之总合领导，尚未能发挥其蒙骑独具之功能。今既群愿听命于蒙古自治政府，中央如能因势利导，而予以编制补给，则安能成为塞外之坚强堡垒，而于戡乱大业有所贡献也。
乙、上述各部队，在过去岁月中、或者各自为战或为国军应援，著有不少可歌可泣之战绩。只以不能宣传，无由陈报，终于埋没无闻，此次到会之部队代表，每谓当地之蒙共中共屡败于彼等之事，闻风辄遁，莫敢于抗。若得整备蒙骑万人，乘此秋高马肥之际可以夺取长城以北之任何城市，虽不能久守，然亦可予匪后方以重大之牵制云。
丙、此次出席大会之各部队代表，非但衣履不整，而且手无分文，苦之情，实难言喻，询及各部队之官佐士兵，其窘况亦莫不相同，然一语及其作战经过，及将来志愿，则无不眉飞色舞，兴奋异常，既具决心，更怀自信，此等精神，殊堪佩历，如得中央予以相当之鼓励，则其剿匪之勇气，必更为之增强矣。
丁、此等部队之官佐代表，晤谈之顷，辄以蒋总裁现在何处？李代总统是否戡乱到底？阎院长之健康如何！内地某某处之战局又如何等事相探询，足见其崇奉领袖，报国阴（注）长，绝非诋蒙人为狭隘民族主义者所能想象。对于此等忠良之部队，如再加以相当之训练则其可以为戡乱用者，当不在任何优良部队之后也。
以上数点之外尚有可以注意者，即此等大小部队之散在锡、察、乌、伊等盟旗者，刻已逐渐向西移动，而此等部队之精锐并已向蒙古自治政府集中，此中更对于此等具有功用之部队，如不能善为运用之，则不独无以对各该部队之热诚，即鄙人等亦不能不为之长叹息也。
再者，以上三项报告之外，当有可资参考者数事：
一、自春间在定远营发动自治，致王爷庙所属军政各组织中，已发生动摇，最近中共为防范蒙共乌勒吉鄂其尔部队发生变化，已派汉人政工人员，编制加入该匪部工作，同时王爷庙方面，亦将乌匪干部抽调训练，以防意外云。以此观之，蒙古自治政府，如能顺步进展，则王爷庙方面之动摇，自必日益加甚，谁谓蒙古自治无功用耶。
二、此次大会开会之际，定远营遍悬国旗，而拥护蒋总裁拥护李代总统，奉行三民主义，与西北等省合作等标语，复布满街巷，于大会典礼上，蒙众高唱国歌，其热烈有逾内地，值此全国靡乱之际，大戈壁中尚有一崇奉中央，充满党国彩色之据点、蔚为反共是强大堡碉，不得非蒙古忠诚之表现，乃竟不蒙中央之一顾，始终不派一人莅会，蒙众莫不列以为憾也。
上述各节，俱属实情，西北长官公署及宁夏省政府所派人员，均经亲见亲闻，此特就便代陈，当希分神转陈府院，请予谅解及支援则幸甚，并顺颂诸公绥维明察！
德古来 札奇斯钦 吴鹤龄
八月廿日
与此同时，陶布新亦写信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报告大会情况，原文如下：
吉公委座钧鉴：前次到穗两谒，崇陛钧诲，亲承私表，感恋恭维，公私如意起居绥和，为颂兄量。职此次北来蒙旗工作，既蒙特予核准，复许支领原薪，爱护之切，体念之周，未有逾此者也。区区私衷，无任感激，职拜违后，随同德王乘机北飞，途经渝、汉、兰、宁等地，与有关当局接洽，均有耽搁，迄至七月二十八日始抵阿旗。八月五日，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老成持重德、达二王等，曾遵照中央指示，提出蒙古自治仍须延长筹备期限，俟完成自治条件，再行实施案。无奈一般青年等咸以时局紧迫不容，或延慷慨陈词者有之，痛哭流涕者有之，因其爱国情切，爱族心殷，与会代表莫不寄予同情，结果通过即行实施自治，并选举德、达二公为正副主席。案虽通过，尚须呈运钧座，作最后决定也。至蒙旗经济现状调查，顷正多力搜集资料，并实际调查中，一俟整理就绪，当即奉上，以符尊嘱。如有所示，随时饬知，以便遵办为盼。
专此顺颂
钧安。
职陶布新谨启
八月十八日
附呈蒙古自治法及宣言各一份（略）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四）国民党垮台和德王的挣扎。1949年9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得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协定达成协议时，便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前来宁夏，拉拢策动驻在包头等地的傅作义军队进行武装叛乱活动。德王等得知徐永昌到达宁夏的消息后就偕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由阿拉善旗定远营前往银川，以前往慰问马鸿逵病的名义，去会晤徐永昌，向他陈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经过，请他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徐永昌听完德王等人的陈述后，便回答说：“全国各省市县，将来都要实行地方自治，蒙古盟旗将来也可以考虑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目前是军事时期，全国上下应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进行军事戡乱，不应实行自治，分散力量，增加中央军事的困难。”
德王即答复说：“我们的意思也就是为了统一蒙旗意志，安定地方人心增强中央军事戡乱力量，并且我们要求的是内蒙高度自治，不是一般的地方自治。”徐永昌听到“高度自治”几个字，马上便声色俱厉地责问：“什么叫高度自治？高度自治的解释是什么？”德王又答复说：“我们所说的高度自治，就是：除了国防军事和外交事宜由中央统一掌管外，其他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地方保安等一切事宜，都由蒙古自治政府管理。”
徐听了德王的这番解释后，便更加怒不可遏地大声斥责说：“目前军事正在紧急，不应当给中央增加新的困难，你们这种要求，有些不顾大局，亦近乘人之危要挟中央，这是不准许的，你们必须慎重行事，没有中央的准许，一切都不准办。”德王又申辩说：“现在听说新疆维吾尔族阿合买提江倡导成立东土耳斯坦共和国，我们起而要求自治，这是民族问题应当政治方向解决，依我看中央派在新疆方面的军队可以调回。”徐说：“中央派在新疆的军队尚有用处，不能调回。”接着达理札雅也质问徐：“请问中央还要不要蒙古？”白海风也说：“我认为蒙古自治是合乎时宜的，应当得到中央许可，希望不要曲解我们的意见。”徐永昌总是摇头不许可。德王等感到再争执下去，也无用途，遂告辞而归。
德王等在银川会见徐永昌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兰州已经解放，宁夏省的局势逐渐紧张，迨德王等匆忙跑回阿拉善旗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已经前进到宁夏省中宁县一带，隔河与马鸿逵的军队相对峙。不久，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在仑皇失措中便相继乘飞机逃跑，消息传到定远营，“蒙古自治政府”内部也发生动摇恐慌。此时，德王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便共同会商应付大局办法。德王认为陕甘宁三省军事形势虽然已去，但青海、新疆两省还是大有可为，国民党军必能据以力守，进而收复整个西北。所以他力主蒙古自治政府应尽快迁往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然后再往西通过额济纳旗，进驻青海，徐图振作。同时，他还说：“最后到不得已时，还可与西藏印度取得联系，争取各方面的援助，事尚可图。”而当时白海风等人则对德王等主张政府西迁不表同意。白说：“已到了这个时候，何必再行出走。”争吵再三，不能统一。与此同时，德王等一面在内部争吵应付大局的办法，一面又与达理札雅联名给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和“蒙古晋京请愿代表团”留驻在广州的成员赵纳苏图等人发急电告：内蒙情势日趋紧张，现盟旗联防部队所需经费及给养均极迫切，催请中央尽先补给。并连同在赵纳苏图那里保管的前德王向国民党中央领取的120支步枪和50支手枪、弹药等一并要求国民党中央迅赐派专机一架运来。接着德王和达理札雅又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发急电称：“现在联合各盟旗部队约万余人，一致抗敌，决心防卫阿旗。不得已时，退守该旗沙漠。唯以武器弹药经常缺乏，现已感困窘，倘入漠后来源断绝，更无法筹措，特乞转请尽先补给，连同赵代表保管之枪支，赐派飞机，一并运宁，俾我部队达成报国之决心。事贵神速，迟恐无补。”等情。
关吉玉接到德王等的急电后，即向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转呈请示，要求补助蒙旗保安队给养费及内蒙各盟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两项合计14万银元。
这时，中国大陆除中南、西南和西北少数地区外全国各地大部已经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以所向无敌，锐不可当之势，已开始大踏步地向西北地区进军。是年9月19日绥远省宣布“和平解放”。因而，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顽固派，此时看到他们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于是就在他们即将准备逃离大陆之前，乐得再拿出几个钱，扔给德王等，收买他们这些亡命之徒，做个反共工具，在蒙古边疆地区，做一番扰乱解放军的活动，觉得还算值得。所以同年10月下旬，行政院秘书处，以（38）穗秘一字第（92）号通知，批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该批复内称：“请拨发内蒙各蒙旗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及蒙旗保安队给养两项合计拟予一次拨汇十四万元一案，奉院长谕，检交主计处”支付。
是时，行政院长阎锡山虽然批准拨发这笔数达14万银元的巨额库款，但因时局急变，“西北情形变化，内蒙交通已隔绝。”当时“通汇上项经费及给养费，确有困难。”因此，关吉玉在支领这笔巨款后，只批示：“请照案核准由会保管设法送往。”
以后紧接国民党政府由大陆上逃窜台湾，这笔巨款竟归谁居有，便无从得知。
赵纳苏图等在广州接到催他速返蒙急电后，先是等候国民党中央派专机护送他返蒙无着落，以后德王等又急迫催促他护送枪支弹药等速归，无奈，他只好把前所领到步枪、手枪一并起运。迨武器等运抵重庆时，便赶上重庆解放。赵纳苏图等闻讯后，便转回头跟随国民党政府由广州逃往台湾。后来据说蒋介石在台湾又把赵纳苏图找去面谈，赵又当即衔蒋介石之命返回大陆，准备潜来内蒙配合德王活动。但他甫经登陆，即被公安机关逮捕。
德王、达理札雅等在阿拉善旗遥等久盼的国民党中央给他们接济的武器、经费已完全付诸东流了。此时他们看到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加不利。于是德王主张把“蒙古自治政府”火速迁往阿拉善旗的西北部沙漠里去。而当时达理札雅、白海风等却坚持不走。至此，这个短命的“蒙古自治政府”内部两派之间已完全分裂。德王等看到继续留在定远营，已对他们非常不利，便带领他的部属，在夜间秘密离开定远营撤向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地区，并且德王暗中和他前派往巴彦陕丹地区为美国进行特务活动的达格瓦敖斯尔等取得联系，企图通过他们的电台再与美国进行联系，妄想美帝国主义者此时能从国际上给他一些支持与帮助。
附：行政院与蒙藏委员会有关拨发蒙古自治经费一案的往来函电原文如下：
行政院主计处代电
发文渝有岁字第795号
事由：准行政院秘书处通知为贵会签请拨汇内蒙盟旗自治筹备会经费及保安队给养一案请查核见复。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发。
蒙藏委员会公鉴：
案准行政院秘书处（38）穗秘一字第1927号通知，为蒙藏委员会关委员长鉴，请拨发内蒙各盟旗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及蒙旗保安队给养两项合计拟予一次拨汇十四万元一案，奉院长谕“检交主计处”检附原签一件，通知查照等由。查内蒙各盟旗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前以奉准，拨补银元一万元，由财政部折合港币交贵会转发在案。现在西北情形变化，内蒙交通似已隔绝，是否尚能通汇上项经费及给养为数达十四万元之巨库款，奇绌支应，亦有困难，本案是否转予缓拨，抑如何办理之处，相应电请贵会查核见复为荷。
行政院主计处酉艳岁渝印
批文：
拟办：可否请仍照案核准，俟西北蒙旗情况稳定，交通恢复时再行领用？
王忠烈十一、一
批示：仍请照案核准款，由会保管设法送往。
关○○
蒙藏委员会（代电）
发文渝字第1258号
送达机关：行政院主计处
事由，因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及蒙旗保安队给养费十四万元仍请照案拨发俾资该会领用由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发出。
行政院主计处公鉴：
酉艳岁渝代电敬呈，关于本会关委员长前以穗秘字第0050号签呈行政院长阎，拟请一次拨汇十四万元充作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经费及盟旗保安队给养两项急用一案。查该款关系建立内蒙抗共力量，现虽因暂时战局变化不能通汇，但该会原拟必要时退往比较安全之蒙旗区域，部队则忝加游击，以故仍请贵处照原案拨交本会保管，一俟西北蒙旗情况稳定，交通恢复时，再行送往，以应抗共急需用。特电请贵处拨发为荷。
蒙藏委员会印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五、失败告终，“蒙古自治”分裂和溃灭
（一）德王走出，“自治政府”分裂。1949年9月下旬，绥远地区“和平解放”后，德王等看到形势的发展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但当时野心勃勃的德王，仍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于是决定按他拟定的最后一着的决策：打算把“蒙古自治政府”立即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然而，白海风等人当时则认为：现在形势虽在变化，但大局是基本上已定。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处于山穷水尽，末日即将来临的地步，即是按德王的想法把“蒙古自治政府”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草原地带，勉强再维持几日，也怕是徒劳无益的。同时他们又考虑到：如果这个时候，仍然坚持独树“蒙古自治政府”的旗帜，完全无视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自治政府的存在，对自已将来是很不利的，出于这种政治上的应变思想，白海风则说：“我们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蒙古自治，现在大局虽然要变，但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也是蒙古人的自治运动，和我们的原意并没有多大的出入，我们如果丢开蒙旗而谈自治，那就成了空话。今天的局势，看来走在哪里也是要解放的，何况形势的发展，你想走也是走不出去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有等着解放。绝不应该考虑搬家，个人也不要打算走开，大家要一同等着解放”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看到大势所趋，也认为再搬家逃跑绝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他们都支持白海风的意见。但是德王仍然坚持向西撤退。他说：“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尚且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等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的。”
经过几番争论，德王等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两派都各持己见，以后德王又和达理札雅、白海风等分头个别商谈，依然没有结果，于是德王看到继续僵持下去，于他更多不利，只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最后德王又单独和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么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达亦未表示挽留，于是德王遂予同年9月20日黎明前，带随员2人，并窃带了“蒙古自治政府”的木质印信和长方招牌，秘密出走，逃往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沙漠草原地区。
（二）负隅顽抗，德王西窜。德王等由定远营出走后，驻防在宁夏省陶乐县的李守信蒙古军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眼看到解放军已进军到银川一带，因此，李守信便带领部队由宁夏石嘴山一带，渡过黄河，北经磴口县，窜入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庙时，与德王会合在一起。德王与李守信会晤后，经过几番研究，为了壮大声势，认为需要再进一步扩大军事组织，大搞一番。于是决定除政府名称仍采用“蒙古自治政府”的原称外，在军事方面，决定成立“蒙古军”，设置蒙古军总司令部，将原有部队改编为两个骑兵师，并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和成吉思汗的三色军旗。德王又自任蒙古军总司令，任李守信蒙古军副总司令。宝贵廷为蒙古军总参谋，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苏和巴特尔为第一师师长，孙明海为副师长，赵殿臣为参谋长，吉利占太为第二师师长，塔拉巴为副师长，拉希那木吉勒为参谋长。经过这番部署后，德王等派遣吉致祥前往定远营阿拉善旗政府借用了80峰骆驼，押运着粮食也到达了图克木庙。此时，德王、李守信等就按照他们拟定的西进计划，带着这些蒙古军队，向阿拉善旗西北部的荒漠草原继续进发。他们且行且止，辗转月余，约在同年11月底，才窜抵该旗西北部边境的拐子湖一带地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甘肃省大部地区，酒泉、玉门一带地方已为解放军进驻。阻止了德王等打算继续西窜进入青海、西藏等地的去路。德王等陷于进退两难绝境之中，只好暂且在这里盘踞下来，再作下步的打算。看到他处境艰难，前途渺茫，又使出那套惯用狡兔三窟的伎俩，于是他便亲自前往哈拉而格地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人员进行暗中联络。适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牧草枯黄，而德王、李守信等蒙古军，人无粮食，马无草料。这些蒙古军多数又是出身于惯匪、兵痞、流氓等乌合之众，因此，这时他们便四出掠劫、抢夺牧民的驼、马、牛、羊和粮食衣物，到处进行疯狂掠夺和强奸妇女，致使阿拉善旗西北地区造成700余里的无人烟地带。据统计，当时抢夺宰杀牧民的骆驼就达3000多峰，使当地牧民生命财产都遭到极大损失。因而，广大牧民群众被迫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四处逃窜。后该旗保安队和牧民武装布防在德王的蒙古军周围，双方也发生过多次冲突，相互打死打伤多人。
迨至德王出走之后，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立即商量，把“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改换为“西蒙自治政府”。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看到当时全国大陆已经大部解放，因此企图借缩小地区范围，避免与王爷庙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自治区域上发生重叠对立，以逃避其分裂民族的罪责。接着达理札雅与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商讨局势同时并与他的核心人员秘密决定：就先向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毛主席等发出通电起义的呼吁，争取在宁夏解放之前，先行取得和平解放。当时，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4人联名，正式发出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通电，表示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解放。与此同时，他们又派遣罗瑞光（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队长）等以阿拉善旗政府的代表身份，星夜兼程，前往银川，向正在进发宁夏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报告阿拉善旗的起义经过，并表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保卫地方治安。同时，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某部的一个团，到达阿拉善旗腰坝地方（距定定营30公里），又派戚涛、何兆麟出面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前往腰坝欢迎慰问。并陪同该团团长前来定远营视察，翌晨即返防地。从此，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便获得了和平解放。同时，将国民党中央驻阿拉善旗统计调查专员王君惠和其他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连同武器及电讯器材等，一并解交该军司令部。嗣又在同年10月5日，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前往银川市，向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报告阿拉善旗的起义经过和地方治安情况。随后，白海风、何兆麟2人又于同年10月10日，赴兰州、归绥（今呼和浩特）、北京，分别向彭德怀、乌兰夫和周恩来总理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和德王、李守信带领蒙古军部队出走及阿拉善旗的地方治安等情况。最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一面备函带给德王等，希望其归向人民，接受解放；一面又指示白海风、何兆麟等人赶快回去，责成当地旗政府积极设法进行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及率领的军政部属。并指示说：只要他们归向人民，一概既往不咎；还要注意加强治安工作，迅速恢复地方秩序。嗣白海风转往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何兆麟于1950年1月初返抵阿拉善旗，传达上级对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部属等指示。是时，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也派曹友参副司令员前来，会同阿拉善旗人民政府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并先由达理札雅秉承宁夏军区的指示，致函德王，劝其投诚人民，并请他前来宁夏省商谈解决部队等问题。德王接到函后，随即派陶布新为代表，前来宁夏，向宁夏省方仍然要求准予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所谓“自治”。陶布新临行时，德王送他起程时说：“你去只谈我在信上提出来的问题，不要谈我个人的出路问题，使人家看不起我，我不丢那个人。”
同时又嘱咐他设法购买或向达理札雅要几块电池来。以备电台进行联络使用。陶布新到达银川后，把德王带来的信交给了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潘看了德王信中所要求谈判的内容后，便首先向陶布新做工作，他恳切地给陶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的伟大光明前途。希望他回去转告德王深明大义，归向人民，并嘱请德王亲自来省，面商一切。此间虽经陶布新为代表中间往返三次向德王传达宁夏省人民政府的意见，但德王仍然顽固地坚持实行他主张的所谓“自治”要求，不肯接受解放。并狂妄地对陶布新说：“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并且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呢？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对反蒙古人可能都一样。”
德王是个有极大野心的蒙古主义者，他从1933年7月在百灵庙发起“自治运动”开始，直到1950年初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彻底土崩瓦解为止，18年来，他一直没有间断苦心经营“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他自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自居，长期以来做着妄图实现由他来统治整个蒙古的迷梦。在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下，他的这些幻想虽然都已宣告破产，但是他也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最后到了山穷水尽，完全陷于进退两难的绝境时，他仍不悔改，而是继续玩弄他那套“狡兔三窟”的把戏，于是他一面派遣陶布新为代表与宁夏省人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周旋谈判，一面又派人暗中去找曾经混入革命阵营，窃据苏尼特右旗旗长职务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联系。
阿拉坦瓦齐尔，早在1945年日寇投降时，就和初到锡盟的苏、蒙联军有了联系，当时，苏、蒙方面曾给他任务，让他去做争取德王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此时阿拉坦瓦齐尔正在中、蒙边界的阿拉善旗北部的国境线一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搞情报活动。此番经过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联络，德王便于1949年12月29日，带领随员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等4人，由阿拉善旗西北边境的拐子湖越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德王在逃离阿拉善旗越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曾对他的部下们说：“外蒙古人对内蒙古人样样注意，时时关心，如果遇事相求，必能随时相助。”又说：“外蒙古虽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毕竟都是蒙古人，一切事情总好商量，如今与其投降中国共产党，倒不如求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他在投奔外蒙之前，仍然抱着很大幻想。因此，他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不久，就给李守信来信，邀请他的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所有军政负责人员，急速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相商大事。于是，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仓、敖门巴特尔、达喜等20余人，都相继越境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2月27日，德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逮捕，同年9月18日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中国监禁。至此，德王在我国蒙古族地区导演了近20年来的“蒙古自治”运动，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三）缴械投降、接受和平解放。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留在拐子湖“蒙古自治政府”军政官员有：吉利占太、吉尔格朗、孙明海、陶布新、韩萨嘎拉扎布、葛瓦拉希、塔拉巴、色楞那木吉勒、拉希那木吉勒、达理扎布等中层以上官吏和所属蒙古军队。此时，以陶布新、孙明海为首，便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倡议归向人民，争取和平解放。但当时绝大多数人，因不了解党的政策，顾虑重重；也有的人坚决反对归向人民，内部便形成对立的两派。此时陶布新又去阿拉善旗定远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的曹副司令员等汇报了情况，曹等当将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指示向他作了传达，何兆麟并将他们带来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给德王及其部属的信件，由他带回拐子湖，向德王、李守信留下的部属人员进行宣读，并将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和进一步对他们提出的几项处理办法进行传达：1.愿回家者，准予资遣回籍；2.愿就地为民者，准予安家落户；3援愿去学习者，准予保送内蒙古学习；4.愿就地工作者，准予分配工作；5.愿就地服兵役者，准予收编为保安队。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感召下，德、李残留部队内都愈益分化，主张缴械投诚，拥护和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剩下少数坚决不愿放下武器，反对投降者，有团长韩萨嘎拉札布带领约100人叛变向西逃窜，当他们逃到额济纳旗马鬃山一带时，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另一部分约近200人的叛变军由团长葛瓦拉希带领向东逃窜到乌兰察布盟时被阻，只好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投诚缴械。当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叛军分化出去以后，所剩余部约1200人便在1950年二三月之交，全部接受缴械投诚，和平解放的号召，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当时上级人民政府，按照他们个人的志愿，分别作了如下的处理：（1）收编为阿拉善保安队者约有400人；（2）资遣回原籍者，约400余人；（3）保送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者约60～70人；（4）留交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任用者约100余人；（5）安置在阿拉善旗落户为民者约100余人。
至此，德王、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在全国大陆解放前夕，共同策划进行的这场短命的“蒙古自治”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的革命洪流中，随着蒋家王朝在大陆上的土崩瓦解，而宣告彻底破灭了。
（注：本稿内容曾发表于政协阿拉善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