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麟
“西蒙自治运动”是指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等于1949年在阿拉善旗搞的所谓“蒙古自治运动”而言，“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是在后来临近解放，德王出走的时候才更换的，起初的名称叫“蒙古自治政府”（本文仍采用“西蒙自治运动”这个名称）。现在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写出这段史实。不过事件的发生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地就垮台了，所以记忆不深，可能有不尽翔实、不尽完整的地方，特别是时间日期，希望熟悉情况的人予以补充和修正。
一、德王等到阿拉善旗的经过
德王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蒙疆政府溃灭后，曾于1945年冬到重庆见过蒋介石一次。尔后，即寄居北平，直到北平临近解放的时候，即1949年1月1日那天，国民党“华北剿匪总部”，据说是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电令，突然派令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何兆麟专机护送德王到南京。德王到南京后，曾见过蒋介石和李宗仁。当时，微闻国民党政府准备送德王到西康去住，而德王不愿意，后来他自己选定去青海西宁，国民党政府遂于同年1月25日派专机送德王去兰州转西宁。路过汉口、西安时，白崇禧和胡宗南均曾分别款待。在西安因飞机发生故障，停留两三天，于1月底才到了兰州。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准备去南京充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即将离兰之际，张治中也曾款待过他。德王滞留兰州约两个月左右，并未去西宁。后来忽然致信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表示想到阿拉善旗去住，经达复信同意后，德王便于同年4月初来到了阿拉善旗。
这时，北平早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在进军西北，住在兰州的白海风为躲避当地将来炮火的危险，在同年3月初携眷来到阿拉善旗，住在宁夏的巴文峻也随之而来。何兆麟则送德王到南京后准备绕道兰州、宁夏、绥远回北平（当时从南京去北平的飞机不载旅客），乃搭乘送德王去兰州的飞机一道到达兰州后，便于同年2月6日由兰州顺路到了阿拉善旗。正在何兆麟、白海风、巴文峻三人先后到阿拉善旗的这个时候，德王也来到了这里。
二、“自治问题”的提出和“自治政府”的筹备
德王来到阿拉善旗不久，便向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提出蒙古自治问题。他说：“蒙古人一向要求自治，总没有实现，现在国民党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管这些事，我们不管它答应不答应，应该乘机进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不应该错过。”当时大家认为时局已经如此紧张，怎么能够进行这种事呢？就是勉强为之，也怕徒劳无益，表示仔细考虑而后再说。德王接着连续几次提出来商量，大家总不免有些顾虑，怕解放以后给自己添出许多麻烦。随后，白海风乃密对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3人说：“现在时局已经很紧，形势是已经定了，蒙古自治这件事，在国民党领导下，是不应该再办，但是如果要办的话，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能够把从东北跑过来的那些蒙古武装军政人员设法收容起来，不至东奔西逃，到处为害，就是将来解放了，也对解放有一定的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一时解放不了，这部分军政人员，也是一部分力量，还可以借此搞搞地方工作。”达、何、巴3个人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也有些道理，认为如果将来解放不了，对国民党来说，是自治而不是什么背叛；如果将来解放了，对共产党来说，给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堵截住叛匪，消除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战争危害，是为迎接解放，而不是抗拒解放，这是一举两得之事。这种政治投机的反动思想，和德王封建统治的反动思想，到此恰好合上拍了。于是又经过了几次商谈，大家便一致同意成立政府，实行自治。不久，德王旧部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都先后从台湾来到了阿拉善旗，盖德王先期就早已通知他们的。
随后，紧接着就商量自治政府的名称问题。德王主张蒙古统一的名称，提出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主张采用“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东部既有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就应当避免在自治区域问题上的重复对立，所以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地区，不应当把东部蒙旗包括在内。这样，将来就是解放了，对共产党也比较好说一些。如果完全无视王爷庙的自治运动，对自己那将是很不利的。可是德王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西蒙自治政府的名称，认为蒙古是统一的，绝不能分割成为东西，如果分割开来，有失蒙古人心，于自治前途诸多不利，故必须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双方各执一见，争吵多次。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是“半斤八两”，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可能后者更加阴谋奸诈，罪加一等。又有什么“对共产党好说一些”的理由呢。最后由于德王、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人的坚决主张，终于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的名称。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两种意见，仍在争吵。可是依然没有改变了原来已定的这个名称。
在自治的管辖区域问题上，德王等根据决定采用的“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主张全部内蒙地区都应当包括在内。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实际上不但做不到，而且白白地给自己惹麻烦，因此，主张自治区域只能限于没有解放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绥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至于出席成立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的代表，则不限于这些盟旗，东部盟旗目前旅居阿拉善旗的人士，也可以推选代表参加大会，德王等鉴于事实上的确也管辖不到东部盟旗地区，最后就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又主张加入青海、新疆的盟旗。大家也就同意了。
大家同意实行自治以后，就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公推伊克昭盟杭锦旗札萨克阿拉坦瓦奇尔为主任，德王、达理札雅为副主任。何兆麟为秘书长，札奇斯钦为副秘书长，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札奇斯钦、林沁僧格、阿拉坦瓦奇尔、德古来、德王、达理札雅、达穆林旺楚克、乌古廷等为委员。但阿拉坦瓦奇尔始终未到，不久也就病故，只改推德王为主任。
筹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1）草拟请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批准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文；（2）拟定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3）草拟蒙古自治政府的组织法；（4）草拟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宣言。
（一）关于请求准予蒙古实行自治的电文的大意说：蒙旗自治原为蒙古人的多年愿望，乃因长期内忧外患，迄未实现，而今由于“戡乱”军事的一时失利，东蒙各旗相继失陷，蒙旗人心惶惑，动荡不安，而中央军务倥偬，无暇全力顾及蒙旗，爰为全国上下共赴国事，拟请中央高瞻远瞩，俯顺舆情，准予蒙古实行自治，俾便团结各旗，巩固地方，用维秩序，安定人心。倘能假以事权，必能裨补戎机，不仅乐利于蒙民，抑且有助于前方，庶分中枢宵旰之劳，解中央北顾之忧。临电迫切，唯乞迅电示遵！
（二）关于各旗出席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问题。当时因为时间仓促，交通不便，没有时间进行调查，按人口比例作具体的规定，只是大体上按照各旗的人口粗略估计，规定人口较多的旗可推派代表三至四人，人口较少的旗可推派代表一至二人。至于旅居阿拉善旗的一些东部蒙人，留在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临时决定由东北叛变出来的国民党新编第一旅部队中推选产生。
（三）关于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是：（1）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2）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由政务员11人组成，会议时以政府主席为当然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下设秘书厅，设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内务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财政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教育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实业署设正副署长各1人；保安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2人。正副参谋长各1人。（3）蒙古自治政府设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设议长1人，副议长1人，议员若干人。并规定议会议长，副议长暂由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议则暂由蒙古自治政府就所属各旗人士中聘任之。
（四）关于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实行自治宣言的大意说：人类自由平等乃天赋之权利，全世界弱小民族，现均已走向民族自治自决的道路，为全人类的自由幸福，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途。我国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建国大纲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揭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均有自治自决之权利，为我国弱小民族之发展进步，指出了明确之方向。蒙古民族有土地有人民，并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理应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昭示下，实行管理本民族之事务。而且蒙古民族在历史上也曾经成立过国家，对我国对世界都有过极大的贡献，文治武功，史不绝书。而今蒙古民族，经济不振，文化落后，医药不兴，人口下降，日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若不急起直追，前途实难言喻。爰据众意，博采群情，于某年某月某日，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致决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期群策群力，挽民族于危亡，愿同舟共济，俾民族之复兴，尚望国内外贤达之士，予以协力匡助，俾蒙古民族复兴之大业，得以顺利完成。凡赞助吾人事业之成功者，当竭诚以欢迎，凡反对吾人事业之前进者，当与世人共弃之。
在以上电文和宣言内容问题上，当时曾经有过不同的两种意见，反复激烈争论。德王、札奇斯钦、德古来等人的意见是，在电文和宣言里面必须提出反苏、反共的明确主张和立场，才能唤起国民党和国际上的同情和决持，否则是空疏无力的。而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则坚决反对，认为时局紧急，大势已定，如再标示反苏、反共，一旦解放，则将如何以对共产党，绝不能作茧自缚，自找苦吃，故必须留有余地，静待时局的自然演变。这种意见，当然是脚踏两只船，投机取巧的两面作法，自然为德王、札奇斯钦、德古来等所不同意。但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始终坚持己见不变，双方争执多日，最后德王等鉴于相持不下，于事无补，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三、德王等广州之行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向国民党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发出要求实行蒙古自治的电报以后，国民党中央迄无批复，为争取时间，早日实行自治活动，德王决定亲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面请交涉。于是德王偕同林沁僧格于同年5月中旬，由阿拉善旗取道兰州飞赴广州。是时，国民党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副院长是朱家骅，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关吉玉。德王等首先向关吉玉陈述来意，而关吉玉不作直接答复，但说可直接请示行政院。随之，德王等就会见了阎锡山、朱家骅，面陈来意后，据说阎锡山答复的大意是：目前军事上失利，是一时的现象，大局不久就可转危为安，失陷的地区，都要很快的收复回来，国家的统一不许任何人破坏。蒙古人一向深明大义，要在中央领导下，捍卫国家统一，帮助戡乱军事顺利进行等到军事胜利以后，才能谈地方建设问题。并说在这时候你们为什么要请求自治呢？这不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吗？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国家、对蒙古人都没有好处。据说德王又接着解释说：实行蒙旗自治，正是为了分担中央的忧劳，免得中央操心蒙旗的事务。这样办，便于中央专心致力于戡乱军事，所以蒙古人才决定要求自治。这对国家有益处，还是请中央俯顺舆情，准予照办。据说阎锡山很气愤地斥责说：这时候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办，如果不服从命令的话，中央一定实行军事讨伐。于是德王等便默然而出。随后，朱家骅又召见德王，他说，你们为了安定蒙旗人心，加强地方治安，想实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这事只要不违背国家法令，有利于军事戡乱工作，我想也不妨试办看看。我叫财政部和国防部先拨给你们一点经费和武器，你们可早些回去吧。德王等就趁此台阶带着朱家骅的这种口头指示，并领取了1万元现洋和200支步枪，50支加拿大手枪，（德王亲自带回80支步枪，其余120支步枪和50支加拿大手枪，据说由赵福海在后起运，迨运抵重庆时，便赶上解放）于同年6月底回抵阿拉善旗。这是不是说阎锡山改变了对蒙古自治的原来的态度而叫朱家骅这样转圜的呢？不是的。阎锡山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而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蒙籍常务委员李永新从旁请托朱家骅给设法支持这件事情，说是蒙古自治是有利于中央军事戡乱运动。所以朱家骅觉得扔掉1万元钱和几百支枪，既可以买个人情，又可以买个戡乱工具，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国民党的这1万元钱和250支枪，数目虽说微不足道，但枪口是对着革命的蒙古人民而来的。
四、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一旅从东北哗变西窜陕坝和李守信从台湾而来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第一旅共三个团约3000人，均为蒙古族，原属李守信旧部，旅长系关邦杰，第一团团长苏和巴特尔，副团长孙明海，1948年秋，沈阳解放前驻防辽阳一带。嗣于国民党军增援锦州战役中，该旅行至新民县时，在苏和巴特尔策动下哗变西窜，迨窜抵察哈尔宝昌县，即由原绥远军收编，番号仍定为新编骑兵第一旅，共辖3个团，改任苏和巴特尔为旅长，孙明海为副旅长，宝贵廷为参谋长。不久，因张家口形势吃紧，该旅又复西窜，迨窜抵武川县时，闻知德王正在阿拉善旗进行蒙古自治运动，于是又叛离原绥远军，于1949年初夏继续逃窜到后套陕坝一带，随后，又进驻到布隆淖尔，便派人到德王处联系收编事宜。乃知德王对经费给养都有问题，一时不易解决，乃又转向宁夏马鸿逵要求帮助解决。正在这时，李守信从台湾而来，到阿拉善旗出席了蒙古自治代表大会之后，便匆匆去到宁夏向马鸿逵商请收编该旅事宜。李守信和马鸿逵协商结果：（1）马应许成立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部，任李守信为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该旅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一师，归其指挥，师长为苏和巴特尔，副师长为孙明海，参谋长为赵殿臣。并允逐步扩编为3个师，成立1个骑兵军。（2）经费、给养、武器弹药，概由宁夏省政府负担。（3）部队隶属于蒙古自治政府。但在蒙古自治政府无力自给前，暂归宁夏省指挥调遣。（4）部队立时调至黄河南岸陶乐县驻防。于是该旅即根据此项协议，从布隆淖尔、三盛公渡河进驻于陶乐县一带。李守信也随即前往防地，整顿队伍，部署防务，并着手进行改编事宜。其所以达成这样的协议，就是同恶相济，互相利用，一方是经费困难，想利用马鸿逵以济其穷，另一方是防务紧张，想利用该旅以增强军力。完全是一时的利害结合，狼狈为奸。
五、“蒙古自治代表大会”的召开，“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旗，绥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其中仅有少数旗没有派出代表外，其余各旗都根据“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的通知，推派代表于1949年7月初，先后到达阿拉善旗。至于当时旅居阿拉善旗的东部盟旗的人，则临时决定由东北逃窜出来的新编第一旅部队中推选代表。这样拼凑起来报到的代表有：德王、李守信、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札奇斯钦、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吴熙宪、白瑞、林沁僧格、达穆林旺楚克、陈爱尔德尼巴图、陈那笋巴图、孙明海、陶布新、贺华儒、色楞那木吉勒、陈守智、云秉璋、达瓦敖其尔等112人，于是所谓“蒙古自治代表大会”就在1949年7月8日开幕了。出席大会的除各旗代表外，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表张某、宁夏省政府代表周百煌、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中统局驻阿拉善旗调查专员王君惠等也参加了大会。在代表大会正式会议以前，召开了预备会议，选举大会主常团和秘书长，并讨论通过大会议事日程，选举结果：德王、达理札雅、白海风，林沁僧格、李守信、何兆麟、巴文峻、白瑞、吴鹤龄等9人当选为主席团，何兆麟为秘书长，札奇斯钦为副秘书长。随后，由“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何兆麟报告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形。代表大会主要议程：（1）讨论通过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及蒙古参议会组织法。（2）讨论通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实行自治宣言。（3）大会代表发言。（4）选举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5）选举蒙古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大会开幕时，由德王致开幕词。他首先叙述了蒙古民旗在历史上是如何强大，如何创建了元朝百年的光荣历史，在文治武功方面有过如何的成就。其次，他又述说了现在的蒙古民族是如何的贫困衰危，并应如何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恢复过去的光荣，创造将来的功业。并且他认为，当前的自治运动，就是应天顺人的事业。最后他引述成吉思汗勖勉其部众“一箭易折，众箭难摧”的话，勉励蒙古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争取蒙古自治运动的胜利成功。当时德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大元帝国的文治武功，并鼓励蒙古人，为民族复兴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十分明显，他俨然是以封建统治者自居。德王致词后，代表中连日发言的有吴鹤龄、札奇斯钦、白海风、何兆麟、敖木巴特尔、撒嘎拉、蒙太、白瑞、达穆林旺楚克、德古来、吴熙宪等数十人，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明蒙古人实行自治的必要性。在代表发言结束后，接着进行讨论，通过了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蒙古参议会组织法及蒙古自治宣言。最后进行选举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选举结果，德穆楚克栋鲁普当选为主席，达理札雅当选为副主席。并选出吴鹤龄为蒙古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所谓“蒙古自治代表大会”即此闭幕。
德王和达理札雅当选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后，即于同年7月15日就职视事，宣告所谓“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首先任命了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9人为蒙古自治政府政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会。并任命巴文峻为秘书长，何兆麟为内务署署长，吴熙宪为财政署署长，林沁僧格为教育署署长，白海风为实业署署长。随又任命达理札雅为保安委员会委员长。白海风、李守信为副委员长，陈应权为参谋长，李文钦为副参谋长。乌古廷、宝贵廷、达理札布、苏和巴特尔、孙明海、吉利占太、雄诺、宝库等10余人为保安委员会委员。但在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人选问题上，德王等一派力主以李守信充任，而达理札雅一派则力主以白海风充任，双方又复争执不下，最后采取了折衷办法，以达理札雅充任委员长，而以白海风、李守信分任副委员长。从来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和剥削人民，总是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各具私心的。
六、“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分裂，德王出走
为参加蒙古自治运动而由台湾前来的人，除席振铎因时局紧急，行至中途兰州，即行折返外，其他的如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白瑞、吴鹤龄、李守信等都先后到达了阿拉善旗，有的自筹备工作开始便已参加，有的赶上参加了代表大会，原都打算一直干下去。但是“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不久，兰州形势即已紧张，于是这些人便都恐慌起来，有的说要回去，有的说不要紧，可以再看看。可是终因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他们沉不住气了，吴鹤龄首先跑去兰州飞逃，接着札奇斯钦、乌古廷、德古来、吴熙宪、白瑞等人，都也先后跑掉，有的是由兰州飞逃，有的是由宁夏飞跑的。做贼心虚，于此可见。
德王为蒙古自治去广州，满以为必获国民党政府准许，绝没有料到会受阎锡山的斥责，抑郁而归。回来虽然敲锣打鼓地也把所谓“蒙古自治政府”的台子搭起来了，但他内心总感到空虚无力，以为如果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准许，将来总是有问题的。正好就在同年9月中旬，国民党前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为拉拢原绥远省军队问题而来到宁夏。德王便偕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到银川会晤徐永昌，向他陈述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经过情形。并请他代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徐答说：全国各省市县，将来都要实行地方自治，蒙古盟旗将来也可以考虑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目前是军事时期，全国上下应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进行军事戡乱。不应行实自治，分散力量，增加中央军事上的困难。德王即答复说：我们的意思也就是为了统一蒙旗意志，安定地方人心，增强中央军事戡乱力量。并且我们要求的是蒙古高度自治，不是一般的地方自治。徐立即责问：什么叫高度自治？高度自治的解说是什么？德王又答复说：我们所说的高度自治就是：除了国防军事和外交事宜由中央统一掌管外，其他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地方保安等一切事宜，都由蒙古自治政府管理。徐便厉声责道：目前军事正在紧急，不应当给中央增加新的困难。你们的这种要求，有些不顾大局，迹近乘人之危，要挟中央，这是不准许的，你们必须慎重行事，没有中央的准许，一切都不准办。德王等碰了一鼻子灰，就匆忙地跑回阿拉善旗。可见国民党统治阶级对国内少数民族，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也要统治压迫到底。所以蒋介石也罢，阎锡山、徐永昌也罢，他们统治少数民族的办法不会是两样的，尽管德王等还是想要替他们的主子国民党尽忠效力，而国民党统治阶级总是要一脚踩住少数民族的脖子，永远不会让他们抬起头来的。
当德王等在银川和徐永昌会面的时候，兰州已经解放，宁夏局势逐渐紧张，迨德王等回到阿拉善旗后数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已经前进到宁夏中宁县一带，隔河与马鸿逵部队相持中。德王便邀集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会商应付大局办法。德王认为陕甘宁三省军事形势虽然已去，但青海、新疆两省还是大有可为，国民党军必能据以力守，进而收复整个西北。所以他力主蒙古自治政府即日迁往阿拉善旗西北部草原地带，然后再往西通过额济纳旗，进驻青海，徐图振作。他还说：最后到不得已时，可与西藏取得联系，争取各方面的援助，事尚可图。而白海风则说：我们原来的目的是为了蒙古自治，现在大局虽然要变，但是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也是蒙古人的自治运动，和我们的原意并没有多大的出入，我们如果丢开东部蒙旗而谈自治，那就成了空话。今天的局势，看来走在哪里也是要解放的，何况形势的发展，你想走也是走不出去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只有等着解放，绝不应该考虑搬家，个人也不要打算走开，大家要一同等着解放。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3人支持白海风的意见，因为看到大势所趋，逃跑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但是德王仍然坚持向西撤退。他说：共产党原来既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土地，赤手空拳，尚且搞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土地，就成不了事吗？我们绝不要坐等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最后总能成功的。这样又争论了几次，还是各执己见。随后德王又分头和达、白、何、巴几个人个别商谈，依然没有结果。于是德王看到形势于己不利，就在同年9月20日黎明前，带随员一二人，并窃带蒙古自治政府木质印信及木质长方招牌，秘密出走，逃往阿拉善旗西北部草原地区，出走时知者至少，可见德王是抱着反动到底的决心的。
七、德王与李守信会合，改编部队，并改用成吉思汗纪年
德王出走后，驻防宁夏陶乐县的李守信听到宁夏快要解放，便带领部队由宁夏石嘴山一带，渡过黄河，北经磴口县，窜入阿拉善旗境，迨窜抵该旗北部图克木庙时，即与德王会合在一起。德、李会晤后，经过几番研究商量，认为需要再进一步扩大军事组织，张大声势，大搞一番。于是决定除政府名称仍采用“蒙古自治政府”的原称外，军事方面成立“蒙古军”，设置蒙古军总司令部，将原有部队改编为两个骑兵师，并改用成吉思汗纪年和成吉思汗的三色军旗，任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宝贵廷为蒙古军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苏和巴特尔为第一师师长，孙明海为副师长，赵殿臣为参谋长；吉利占太为第二师师长，塔拉巴为副师长，拉希那木吉勒为参谋长。这些部署，不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代的伪“蒙疆政府”之再一次的翻版。随后，德王、李守信带领部队仍向阿拉善旗西北部继续进发，且行且止，辗转月余，约在同年11月底，窜抵该旗拐子湖一带。可是这时候，人民解放军早已进驻到甘肃省的酒泉、玉门一带，阻止他们继续西窜的去路，他们就不得不在这里盘踞下来。
八、“蒙古自治政府”改换名称，“西蒙自治政府”通电起义
前面说过，“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原是德王等所力主而为白海风、达理札雅、何兆麟、巴文峻等所不同意的。迨德王出走和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等也先后逃跑之后，他们就把“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立即改换为“西蒙自治政府”，企图借缩小地区范围，避免与王爷庙的自治联合会在自治区域上的重叠对立，以逃避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罪责。其实，这种伎俩，不过欲盖弥彰罢了。
之后，紧接着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就秘密决定即日通电起义，争取在宁夏解放之前，先行和平解放。但由于马鸿逵军工兵营驻防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平时负有警备监视该旗的任务。当时“西蒙自治政府”摸不清他们对解放的向背态度，因而不敢急切从事（因为当地既驻有马鸿逵军，而且电报局电务人员也都是马派来的）。正为难间，在同年9月22日夜间，工兵营全体官兵突然哗变，围攻定远营城（王府、旗政府、殷实商号、富户、及西蒙自治政府均在城内，工兵营驻在城外西花园）。因西蒙自治政府和阿拉善旗政府对城防军事早有戒备，双方战斗了一夜，叛军未能攻进城，黎明时即行四散溃逃。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通电，这才由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4人联名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表示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欢迎解放。这时候，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已经向宁夏省银川市进发，西蒙自治政府即派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瑞光为代表，星夜兼程前往银川，向人民解放军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经过情形，并欢迎人民解放军开进阿拉善旗，保卫地方治安。不旬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某师一个团，即开到阿拉善旗边境腰坝地方（距定远营70里），西蒙自治政府复派何兆麟为代表前往腰坝欢迎慰问，并陪同该团徐团长前来定远营视察，翌晨即返防地，数日后，该团即调往宁夏中卫县一带。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从此便获得了和平解放。
宁夏解放，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部进驻银川市后，西蒙自治政府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4人，即于同年10月5日前往银川向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治委员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经过和地方治安情况。同时，将国民党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驻阿拉善旗调查专员王君惠和其他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连同其武器及电讯器材等，一并解交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部。随后，白海风、何兆麟代表西蒙自治政府和阿拉善旗，于同年10月10日赴兰州、北京、归绥（今呼和浩特）分别向彭德怀司令员、周恩来总理、乌兰夫主席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和德王、李守信带领部队出走及地方治安情况。最后，乌兰夫主席除备函带给德王等希望其归向人民，接受解放外，并指示代表说：赶紧回去，责成当地旗政府积极设法进行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及其军政部属，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并注意加强治安工作，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于是白海风转往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何兆麟即于1950年1月4日由归绥直接返抵阿拉善旗，传达上级指示，并协助进行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部属工作。
九、政治争取德王、李守信部属，德王之出走蒙古人民共和国
德王、李守信在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庙相会后，仍假借蒙古自治政府名义，在军事政治方面重作安排布置后，又继续向该旗西北部前进。迨窜抵该旗拐子湖一带时，德王已料知前途有阻，不易再向西窜，已陷于进退两难。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司令部已派曹友参副司令员前来，会同阿拉善旗人民政府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并先由达理札雅秉承宁夏军区意旨，致函德王，劝其投诚人民，并请其来省商谈解决部队等问题。德王随即派陶布新为代表，前来宁夏，向省方仍然要求准予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省方即恳切详尽地告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已经实行区域自治的伟大光明前途，希望德王深明大义，归向人民，并嘱其亲自来省，面商一切。经陶布新代表如此往返传达省方意旨达三次之多，但德王终不悔悟，不肯接受解放，德王是大蒙古民族主义者，他平日不时流露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的赞许，说是外蒙古人对内蒙古人样样注意，时时关心，如果遇事相求，必能随时相助。当他此时陷入进退两难之际，自然会想到：外蒙古虽然是另外一个国家，但毕竟都是蒙古人，一切事情总好商量，如今与其投降于中国共产党，倒不如去求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当然，这时候他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共产党人总归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点的。所以，德王便掉头不顾省方对他的诚意，抱着很大的幻想在1949年12月中旬左右，首先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请求帮助去了。到达不久，他给李守信来信，邀请所谓蒙古自治政府的所有军政负责人员，急速都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相商一切。于是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仓、敖们巴特尔、达喜等20余人也都相继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除去德王、李守信等大部分高级负责人都跑掉之后，剩下来的较高级人员有：吉利占太、吉尔格朗、孙明海、陶布新、韩莎嘎拉、葛瓦拉希、塔拉巴、色楞那木吉勒、拉希那木吉勒、达理扎布等和所有部队人员。这时候，以陶布新、孙明海为首的少数军政人员，首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倡议归向人民，争取和平解放，但绝大多数人则顾虑重重，坚决反对，经他们几番明规暗劝，双方意见愈益对立，甚至一部分军人想要立时加害他们，切断说降投诚之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大陆解放的新形势下，通过他们积极秘密活动，拥护投诚人民和平解放的人不断增多。正在这个时候，何兆麟已经返抵阿拉善旗，向曹副司令员和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传达了上级党和人民政府的指示后，由陶布新带着乌兰夫主席的信件，星夜前往拐子湖一带，向德王、李守信部属再一次进行深入细致地传达上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和号召，并进一步地提出几项具体的处理办法：（1）愿回家者，准予资遣回籍；（2）愿就地为民者，准予安家落户；（3）愿去学习者，准予保送内蒙古学习；（4）愿就地工作者，准予分配工作；（5）愿就地服兵役者，准予收编为保安队。这样进行争取之后，部队内部就愈益分化，主张缴械投诚、拥护和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但坚决不愿放下武器反对投诚者，也还有其人。例如团长韩萨嘎拉便带领叛部约100余人向西逃窜到额济纳旗马鬃山一带，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团长葛瓦拉希带领叛部约100余人向东逃窜到乌兰察布盟被阻，投诚于当地人民解放军。当这些反动派从内部分化出去以后，剩下来的全部人员，便在1950年2、3月之交，完全接受缴械投诚、和平解放的号召，全部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德王、李守信部属，在缴械投诚前，除向额济纳旗和乌兰察布盟分别逃窜约400人，以及沿路陆续逃回东北者外，及至缴械投诚时，约剩1200～1300人，当时收缴长短枪支约1300～1400支，轻重机关枪若干挺，子弹若干发。随后即按照他们个人的志愿，分别作如下处理：（1）收编为阿拉善旗保安队者约400人。（2）资遣回籍者约400余人。（3）保送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者约60～70人。（4）交由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任用者约100余人。（5）安置在阿拉善旗落户为民者约100余人。德王等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所谓蒙古自治运动的善后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宽大政策的处理下，至此才告结束。
十、结束语
西蒙自治运动，虽然是昙花一现，瞬息间就完了，但不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部分蒙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封建王公的政治投机。而另一部分是封建王公和蒙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勾结帝国主义的背叛革命、背叛民族的独立王国运动的大合唱。许多年来，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依附国民党，分任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军政职务，及至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失去了投靠，于走投无路之际，为了最后捞取一点政治资本，不惜再来一次政治投机，便利用了德王的自治运动，结伙上盗，自以为西北如果解放了，还可以向人民伸手要价。如果解放不了，仍然不失其原来的统治地位。而德王是个政治野心家，是个大蒙古民族主义者，是不甘于长期蛰伏，尽力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要有机会，他是不择手段的，任何帝国主义者只要能够勾结上的，他都可以勾结，不管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美帝国主义。而席振铎、札奇斯钦、武儒根格、郭布扎布等，正好给他找到了勾结美帝国主义者的路线。起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初期，以席振铎为首的札奇斯钦、武儒根格、郭布扎布、德古来、吴熙宪等，曾经成立所谓“蒙古青年同盟”的秘密组织（我们当时不知道，解放以后才知道的）。据说这个组织有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等一整套办法，拥护德王为政治领袖，并受美帝国主义者所大力支持的。原来席振铎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生，是有教会关系的，他凭借着教会和蒙古民族的关系，认识了当时美国驻我国大使司徒雷登，并得到他的有力支持之后，才成立了所谓“蒙古青年同盟”这个秘密组织，而且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经常的经济资助进行活动。同时，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武儒根格、郭布扎布等，在全国大陆解放前，即已赴美活动，而在美国给他帮助活动的有美国人拉铁摩尔和背叛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喇嘛迪鲁瓦（迪鲁瓦是在早几年随着拉铁摩尔到美国去的）。美帝国主义者是惟恐中国不乱，乐得收买几个民族败类，制造分裂运动，给它们卷土重来制造借口。所以，德王的“蒙古自治运动”的背景，是以所谓“蒙古青年同盟”为支柱，而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一切反动派都逃不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人民革命面前，总归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的。“蒙古自治运动”就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全国大陆的革命洪流中一刹那间溃灭的。这个所谓“蒙古自治运动”，不仅背叛了革命，分裂了内蒙古民族的团结统一，而且给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等盟旗的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比如德、李部队在鄂托克旗抢劫了两三千匹马，在阿拉善旗牧区，因为部队抢不到粮食吃，就杀吃了骆驼约近3000峰。牧民损失，可谓惨重！追本溯源，德、李、达、白、何、巴等人，是不能辞其咎的。只是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在德王、李守信等逃出之后，所谓西蒙自治政府剩下来的主要负责人员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方才觉悟到顺逆之分，是非之别。并且在阿拉善旗地方人士罗巴图孟柯等人赞同之下，领先起义，归向人民，使德、李残余部队，得以早日投诚，使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人民（西蒙自治政府起义时曾电告额济纳旗）得以顺利和平解放。
摘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