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贵
一、部族起源与王公系谱
蒙古族是我国诸多民族的重要一员。明清之际，我国蒙古族大体分成三大部分：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漠西蒙古亦称西蒙古，清代谓之厄鲁特蒙古，或称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是杜尔本卫拉特四部蒙古之一。
土尔扈特作为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根据托忒文资料记载，土尔扈特起源于克列特，直到该部臣服于成吉思汗时，克列特才开始改称土尔扈特。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联系，克列特一词，有“包围”、“警卫”的含义，当客列特部臣服成吉思汗后，大部人曾充任成吉思汗的护卫，因此，客列特便被改称土尔扈特，即托忒文中的“护卫军”之意。
早在9世纪至10世纪，土尔扈特先祖克列特部，游牧于图拉河、鄂尔浑河一带，曾被辽国征服。在中外史籍中，多认为土尔扈特的先祖是克列特部首领王罕（亦作翁罕）。王罕，名叫脱斡邻勒，是忽儿札忽思依不亦鲁黑六子之一。当其父死后，他在与兄弟夺权斗争中，曾得到铁木真和他父亲的支持，得到汗位，因此脱斡邻勒与铁木真父子结成“安答”。到宋庆元二年（1196年），铁木真又随脱斡邻勒汗帮助金国打败了塔塔儿部，于是金国封脱斡邻勒以王位，遂与原有汗号合称为王罕（翁汗）。
土尔扈特蒙古历经元、明两朝代，其部族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史载甚鲜。不过自王罕以下土尔扈特部贵族世系，尚有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其始祖“曰翁罕（王罕），翁罕子阿尔萨兰，阿尔萨兰子阿木胡朗，阿木胡朗子克依祁（夺旺），克依祁子素赛，素赛子巴依尔，巴依尔子马哈齐蒙克。马哈齐蒙克子二：长贝果鄂尔勒克，次翁贵。贝果鄂尔勒克子四：曰珠勒扎斡尔勒克、曰卫衮察布察齐、曰阿兰阿噶勒琥、曰莽海。珠勒札斡鄂尔勒克子一，曰和鄂尔勒克，为旧土尔扈特部祖”。可见自王罕至和鄂尔勒克，土尔扈特部贵族世系共十代，而旧土尔扈特部始祖，则是和鄂尔勒克，亦即率部西迁第一位首领。
额济纳土尔扈特部世祖阿喇布珠尔，乃是本部始祖和鄂尔勒克二世孙纳札尔玛木德之子，系阿玉奇的堂侄。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阿喇布珠尔陪同其母从俄境回国后，因返回时道路受阻，便臣服清廷，封为固山贝子，游牧于党色尔腾。到雍正九年（1731）年，阿喇布珠尔卒其子丹忠继位后，内迁到额济纳，并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受札萨克印，始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自1731年丹忠率部入主额济纳，到1949年末代王爷塔旺嘉布率部起义投诚，归顺新中国，历时218年，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相传八代，有十二位郡王世袭。
二、始祖西迁异域
额济纳土尔扈特世祖阿喇布珠尔，其子丹忠——额济纳第一代王爷，按王公世系年代推断，都出生在俄境伏尔加河下游牧地。他们既没有先人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的经历，也没有参与后人渥巴锡率部回归的壮举。但是额济纳土尔扈特演变史，同其本部历史演变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是这支英雄民族的一部分。
自土尔扈特部归顺元朝、直到明代，其部族发展历史，史料记述甚少。到15世纪初，王罕第四代孙克依祁（奇旺），率部加入卫拉特蒙古以后，土尔扈特的历史，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未加入卫拉特蒙古时，土尔扈特部族是在阿尔泰山以东，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游牧。由于当时东蒙古势力强大，不断进攻本部，只好从漠北地区向漠西转移，最后融入我国西北地区的卫拉特蒙古，成为杜尔本卫拉特（四部联盟：即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的重要成员之一，游牧于新疆塔城西北的雅尔地区。土尔扈特部虽然早期投靠卫拉特，又是杜尔本卫拉特（四部联盟）重要成员之一，但其军事实力远不如和硕特等部强大，当时在联盟中还处于从属地位。到17世纪初期，卫拉特蒙古各部开始出现危机，每个部落都企图靠损害邻部的利益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当时作为土尔扈特部族首领的和鄂尔勒克，为了摆脱上述危机，遂率部离开原来的牧地，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来到伏尔加河下游放牧。
和鄂尔勒克来到伏尔加河下游，便把自己的牙帐设在阿图赫巴河畔（伏尔加河支流），在这里他领导部族“置鄂托克，设宰桑”，建立起新的游牧部落。自1630年和鄂尔勒克摔部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迄于渥巴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部回归祖国，土尔扈特蒙古在异国他乡生活了141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后，给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有益的影响。它不仅缓和了因牧场紧张而引起的各部矛盾纠纷，同时也为本部民众在新牧区创造了良好的、更为自由的生存条件。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的举动，表现了一个部落首领的领导才能，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卫拉特蒙古的团结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三、本部东归先驱
土尔扈特蒙古部落，能在伏尔加河下游这片水草丰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安居下来，说明这里是个良好的牧场有着优越的生存环境。然而，异国的乐土并不是他们长久的家园，自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便受到俄国沙皇的控制、威胁和欺压。所以，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在俄境生活近一个半世纪，几代汗王都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与沙皇地方官员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生存下来而又不辱其民族气节。部首领们，一方面与卫拉特蒙古其他各部尽量改善关系，保持联系，以得到胞族们的帮助；另一方面，与清朝廷建立通贡关系，以加强同祖帮的亲密交往，恃有后盾相援；同时，笃信佛教，不断派人赴青海、西藏“熬茶礼佛”。因为西藏是中国藏传佛教的圣地，到西藏“熬茶礼佛”是土尔扈特王公们笃信佛教的最虔诚的愿望，以取得佛教神权对他们的支持。正是出于这种缘由，康熙三十七（1698年）阿玉奇汗便委派堂侄阿拉布珠尔，作为特殊使者偕同其母率其部分部众，回国赴西藏“熬茶礼佛”。
阿玉奇于康熙九年（1670年）继位土尔扈特部族首领，康熙十九年（1680年）西藏达赖喇嘛赐给他以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封号的大印”。藏传佛教神权对他汗国统治地位的承认和支持，必然提高土尔扈特汗国以及阿玉奇本人的威望。因此阿玉奇对神权更加虔诚，对西藏佛教圣地联系也就更加紧密。于是阿拉布珠尔偕同其母和妹妹率500名精兵及部分属众，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玛努托海（阿玉奇汗驻地）出发，经由西伯利亚，再穿过整个中国，跋涉万里，从东部到遥远的西藏去朝圣“熬茶礼佛”，“并让他们请一些喇嘛而归”。阿喇布珠尔一行到西藏后，在西藏拉萨大昭寺拜谒了达赖喇嘛，虔诚“熬茶礼佛”，习文念经，在西藏住了近5年才踏上归程。当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阿喇布珠尔一行由西藏返回时，阿玉奇与准噶尔策妄阿拉布旦正为散扎布事件双方构难，因此阿喇布珠尔一行归途受阻，滞留于嘉峪关外。阿喇布珠尔只好遣使至京师，呈请内属。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政府允准阿喇布珠尔部众在嘉峪关外的党河、色尔腾、马海一带游牧，并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至此，这部分人成为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祖帮的先驱，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族的第一世祖。
四、入主额济纳
阿拉布珠尔臣服清廷后，领部众于嘉峪关外一带游牧，繁衍生息27年。这期间，于康熙五十五（1716年）阿拉布珠尔为了效忠朝廷，遂奏请从军效力。清廷下诏让他率兵500人驻守噶斯（屯兵戍守要地），以控准噶尔作乱，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阿喇布珠尔病逝由儿子丹忠继位。在丹忠执政期间，他的下属莫尔根道尔吉背叛并投靠了准噶尔，属地受到威胁，丹忠惧怕，遂再呈请内迁。后经陕西总督查郎阿允准，始得额济纳绿洲为牧地。其疆界，据清会典载：“东与西套额鲁特旗接界，南与肃州边外地接界，西至瀚海与巴里坤接界，北至瀚海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接界。”丹忠贝勒驻地，曰威远营，（亦曰威远城），大清一统舆图写作“卫源”，蒙古名“巴里巴拿”，位于弱水西岸，索果淖尔南二十里处。入主额济纳以后，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授予罗卜桑达尔加札萨克印，始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因为当时额济纳既不归内蒙六盟管辖，更不属于外蒙四盟，故称谓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是由地名与部落名合璧而成），直属清廷理藩院。从此，这里的地名也由亦集乃转音为额济纳。
五、额济纳蒙古王公
自1731年丹忠率部众入主额济纳为牧地，到1949年和平解放，阿拉布珠尔后裔作为主体民族，在这里游牧生活了218年，相传九代，有11位先后被封固山贝子、贝勒、郡王。他们是：（1）丹忠，雍正七年（1729年）袭多罗贝勒，在位24年；（2）罗卜桑达尔加，乾隆五年（1740年）袭多罗贝勒授札萨克印，继位27年；（3）旺扎勒策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封贝勒，后诏袭罔替在位43年；（4）东德布策仁，嘉庆十五年（1810年）袭爵继位2年；（5）巴依尔芒来，嘉庆十七年（1812年）袭爵继位29年；（6）达西策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袭爵继位29年；（7）达西策仁夫人巴达玛加布，同治九年（1870年）摄政3年；（8）丹津，同治十二年（1873年）袭爵继位19年；（9）乌力吉巴达拉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袭爵继位7年；（10）达什，1913年袭爵继位25年；（11）图布新巴雅尔，民国21年（1931年）任札萨克8年；（12）塔旺嘉布，民国27年（1938年）任札萨克，至和平解放在位11年。额济纳十二位札萨克，均为郡王世袭，没有亲王之位。阿喇布珠尔虽然被清廷封为固山贝子，是本旗土尔扈特蒙古世祖，但他不在额济纳十三位郡王之列。因为阿喇布珠尔在本部入主额济纳之前，已经于1731年在噶斯去世，况且，清廷并没有授予他札萨克印。
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十三代王爷，摄政220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事主清朝、民国到解放初期，历史背景较为繁杂，对历代郡王生平事迹史料记载甚少，第六代王爷达西策仁以前的王府档案，又被反清回兵全部烧毁。在12位郡王中，有10位郡王事主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年）丹忠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达西，历时201年。其后两位郡王，图布新巴雅尔和塔旺嘉布，处在动乱的清末和民国19年中摄政。清朝时期，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部的社会生活，基本是稳定的，但到清末却遭到反清回兵的劫难。
民国时期（1912年1月～1949年10月）是个内外交困，动乱时期。额济纳旗虽然人少事简，但却是西蒙边区重镇，不仅国共两党和马家军想控制，日寇、蒙奸德王（即王公德穆楚克栋鲁布）也企图渗透利用。处于这种动乱复杂的时代，额济纳旗何去何从，这个事关本部民族前途发展的重大问题，自然落在额济纳旗后期三位王爷头上。达什是第十代王爷，他既受封于清廷为郡王，又受封于袁世凯为本地王爷，摄政于清末与民国初十几年。这段时期，额济纳旗除了有部分外蒙古人潜入，稍有动乱外，全国大局形势尚未影响到这里，所以他还是按常规当王爷。图布新巴雅尔和塔旺嘉布两位王爷摄政时期，恰逢上述历史背景。图布新巴雅尔是达什长子，继承王位后，由于体弱多病，政治比较幼稚，所以王府摄政大事，多由他的义子苏剑啸和他的兄弟塔旺嘉布协理。图布新巴雅尔这位不谙政事的郡王，在位8年，终于民国27年3月（1938年）病逝在青海塔尔寺。同年9月，民国中央政府行政院第379次院务会议决定，仍承清制，任命塔旺嘉布为额旗札萨克，兼任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署理本旗军政事务，直属中央蒙藏委员会管辖。从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进入新的演替阶段。
六、开明郡王——塔旺嘉布
塔王嘉布（下简称塔王）系达什四子，其幼时非常聪明伶俐，因之少年时，其父即令他削发当陶音喇嘛。后因其二兄吉格米德憎格、三兄额尔德尼熬其尔前后少亡，再加之长兄图布新巴雅尔虽曾取两位夫人，却均无子嗣，为了世袭爵位，塔旺嘉布无奈还俗，协理旗政。塔旺嘉布还俗后，迎取本旗德力格尔参领之独女陶森查干为妻，生有四个儿子：长子额尔登格日勒，解放后曾任额济纳旗旗长、阿拉善盟副盟长（1981年病逝）；次子东德布（少年时由图王扶养），曾任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2004年病逝）；三子和四子少亡。塔旺加布禀赋颖悟，自幼勤奋好学，精通蒙藏文，在历代王爷中，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开明之士。他为人思想纯正，忠厚老诚而和气，善于人交，诚为额济纳旗王公中最贤惠者。他待人诚恳，性情温和，对事谨慎而认真，深为部属及百姓所敬重。他富有进取心，倾于现代化，英勇果敢，并富有谋略。他深明大义，国家观念浓厚，民族思想正确，不愧是一位爱国亲民的好郡王、好官员……凡所能看到的资料，对塔王的历史评价都很高。
在塔王摄政后第一年，他根据旗小事简的实际情况，为了提高执政办事能力，即对原旗府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第一次改编基层组织，全旗设18个阿尔班，并重新任命了达尔嘎，同时从王府到一般的卡（差使），都重新核定了编制，增强了旗府的活力和职能。经过8年的实践，于194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行政机构核编整顿，全旗始设巴格建制，划为巴彦宝格德、伊如布拉格、赛汉高勒、吉尔格朗图4个巴格，将原来的18个阿尔班改称和林。4年以后，于1948年进行了第三次机构改编。经过三次对旗府的改编整顿，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提高了办事能力。在王府官员中，除王公是世袭外，其余均由王爷选任。他们没有俸禄，只是在旗府掌印时，供给伙食。以人少事简，平时官员均不到旗府办公，每两个月轮一人值班，办理日常事务。如遇有大事，则由章京主持召开旗务会议，以座谈方式商讨，然后综合各种意见，呈报塔王核准实施。平时各自在家生活，王爷也不例外，与牧民一样。塔王也亲自去拉骆驼运输粮食和日用品，不计富贵贫贱，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住，同他们畅谈交友，备受牧民敬爱，都称他为“赛音阿哈”。
民国时期额济纳旗人口很少，据1941年官方统计，全旗人口251户，1002人，土尔扈特蒙古部146户，外蒙古部99户，其他6户，其中男513人，女489人。文化落后，识字者仅有40多人。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培养民族干部，在塔旺嘉布还没有继承王位前，就于1936年办起一所蒙古小学，他亲自当校长，苏剑啸任副校长，开了额济纳旗教育史上的先河。由于当时蒙古人习惯，富家子弟多不读书，尚需以义务性质强迫入校，故在校学生仅有十几人，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小学创办不久就停办了。待塔旺嘉布继承王位后，他更加重视办学育人大事，经过多次请求，终于1943年4月27日，奉令成立了国立宁夏额济纳小学。民国教育部调派国立绥宁师范学校训导处主任孔宪珂为校长，下派3名教员，有学生30多名。到1946年又因内战爆发，时局动乱，教员短缺等原因，开办两年多时间的国立小学也停课了。塔王考虑，办学大事不能停，决意自己开办小学，恢复学业。后经多方努力，于1946年下半年办起了自己的达来呼布小学，这就是现在额济纳旗蒙古族春蕾小学的前身。校长由塔王长子额尔登格日勒兼任，教师有：嘎瓦、赛伯音、吉尔格拉、藏德明、熬肯、丹巴加布、明嘎等人前后担任。高通、东德布、苏德那木、都古尔、宝音图等13名学员，是该校首批小学毕业生。后来这些人都曾肩负要职，为额济纳旗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塔王摄政时期，额济纳旗的社会情况十分错综复杂。因外蒙古政治改革，边防事端增多，稽查甚严；日本觊觎，曾设特务机关于老东庙，进行策反活动；新疆派联络参谋驻乌兰川井，为盛世才独夫民贼收集情报；国民党军事专员公署则设于西庙（二里子河），交通部电台亦设于此。各种势力各有图谋，也都在拉拢王公上层，以达各自的不轨图谋。面对这些各种势力掺杂的局面，塔王既要机警应对，又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此时塔王突显出了大智大勇、果敢坚强并富有谋略的政治素质和施政才能。民国26年（1937年），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塔王嘉布任少将司令，苏剑啸任上校参谋。塔王以军事将领的有利地位，首先强兵固守，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以壮大军队实力，为我所用。他把原有王府卫队，经过几次改编，由步兵改成骑兵，官兵达187人，武器装备也由火枪换成新式武器。为了提高军事人才素质，适应现代防守要求，又于1941年塔王选派罗虎、马宝德、达木丁加布、巴彦吉尔格拉、大米吉德、小米吉德、嘎林迪、关其格雷德、道尔吉、乔吉嘎瓦、其伦巴图、罗布桑巴拉等12人，到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十七期班学习。这批军事专业人才，后来被分配到司令部、专员公署等要害部门工作，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塔王嘉布继承旗王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寇抱着“日满蒙团结”反苏防共的幻想，和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妄图吞并满蒙，脱离祖国，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日寇和蒙奸勾结，不仅在阿拉善旗设立定远营特务机关，修两处飞机场，进行策反活动，而且将魔爪伸到边远的额济纳旗。他们用“反回”和“反苏”的口号，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为诱惑，煽动人心，嚣张一时。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塔旺嘉布（时任王府协理）在苏剑啸的帮助下，经过策划，物色了1名可靠的外来人士名叫唐兀特罗岱，一举烧毁了日寇军火库，给其以沉重地打击。日本特务头子们，给他们的主子谎报说由蜡烛引火而烧毁军火库，才勉强保住性命。日特机关的弹药虽被烧毁，但他们的人员却有增无减，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策反活动。于是，塔王和苏剑啸研究决定，秘密派遣苏剑啸和陶森赴宁夏省府报告日特活动情况，请求围歼。1937年6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特派民政厅长李翰园为首的支队，到额济纳旗来围剿日特和蒙、汉奸。在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全力支持下，经过数日奋战，于1937年7月7日，即“卢沟桥事变”同一天，便将盘踞在赛日川吉的日特头目江崎寿夫、大西俊仁、宋本平八郎等13人及50余名察哈尔籍的蒙、汉奸一网打尽，并押送到兰州枪决。又于7月中旬，在古日乃堵截了日特给养队，活捉日特横田等3人，以及其他蒙奸和100余峰骆驼。至此，日特和蒙奸在额旗的一切妄想彻底破灭。
日本特务机关被剿清后，国共两党间的斗争，开始在这里突显出来。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还是随着国民党反革命，再次考验了塔王的政治立场和应对能力。国民党出于对西北地区的战略需要，早在1936年10月8日，就在额济纳旗设立了防守司令部，以图军事控制。第二年，即1937年，国民党中央便在额济纳旗成立了军事专员公署，驻地西庙，一任专员名为李才桂。同时进驻骑兵300余人，分守在巴彦桃来、老东庙等地，对日特机关、地方部队和蒙方人员进行监控。但是对日本特务机关大肆策反活动，国民党驻地当局并没有什么监控，也没有参与围剿战斗，其中的问题不言而喻。到1938年，也就是日特和蒙奸被清除后的第二年的2月，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又派遣胡宗南部第四十二军一九一师一一五团进驻旗，开始驻扎在西庙一带，郭子玉、夏玉清为该团的正副团长。不久，这个团扩编为第十八旅，旅长许汝诚，副旅长郭子玉，夏玉清提任为一团团长，全旅官兵多达1700余人。扩编建旅后，夏玉清率一团驻防在布日音哈日波日格（今赛汗桃来）。上述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名义是“加强防御”，实际上是“反苏、防共”，是蒋介石“抗日必先安内”的伎俩。塔王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教育和帮助下，认清了国民党驻地当局的企图，开始逐步摆脱国民党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同盟者。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额济纳旗政治影响，特别是对王公上层的政治影响，主要有3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高博泽布、苏剑啸和周仁山。这3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者，既是塔王的启蒙老师，又是他的至交朋友。塔旺嘉布由一名王公贵族喇嘛，世袭郡王，成长为一位深明大义，爱国为民的封建郡王和开明的领导者，与高、苏、周3位老师和挚友的引导、教育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高博泽布（化名李保华）系中共地下党员，于1937年夏来到额济纳旗进行情报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新疆省督办公署边务处驻二里子河联络参谋处中校参谋兼办公室主任。高氏常以商业活动为掩护，深入王府和牧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导本旗和新疆两部土尔扈特蒙古要保持传统的乡亲关系，勿受离间活动影响。高氏虽非土尔扈特人，但利用他的优越工作条件，时常找塔旺嘉布协理洽谈业务，同时灌输进步思想，他们成为好朋友。对于高氏在额济纳旗的工作，塔旺加布也给予了热情关照和鼎力相助。
苏剑啸本是满洲旗人，他和周仁山同是北京朝阳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为胸怀抗日救国大志，苏氏大学毕业后，由北京来到西北落户于酒泉金塔县。原来，苏氏的父亲苏永格和塔旺嘉布的父亲达什曾是结拜兄弟，由于这种关系，苏剑啸后于1934年由金塔来到额济纳旗入了蒙古籍，并被图王收为义子，成为塔王嘉布的结拜兄弟和政治上的盟友。苏剑啸来到额旗以后，倡导开发财源，改善民众生活；发展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受到塔旺嘉布协理的赞同和鼎力相助。
周仁山，又名周翔生，他曾两次到额济纳旗做党的地下工作。第一次是1937年8月，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委派，以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汉文秘书身份，到这里开展地下工作。时间不长便离开额济纳旗，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周仁山在抗大毕业后，党组织了解他曾在额济纳旗工作过，于是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和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交代任务后，再次以兰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的额旗防守司令部中校秘书身份二进额济纳旗。周仁山两次到额济纳旗，都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所以均由国民党军委会军部委任官职，但他所做的工作，却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所以驻地专员公署一直在监视他的活动。周仁山第二次在额济纳旗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受到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的警告，限期让他离开额济纳旗，并扬言逼迫他去自首，使周仁山再次身处险境。塔王利用他与杨德亮（长子额尔登格日勒干爹）干亲的关系，巧妙周旋，第二次设法营救好友周仁山。让周氏以蒙民打扮，由塔斯木、哈布特盖查干2人护送出旗，使其再次脱离险境。
塔旺嘉布一次又一次地营救中共地下工作者，使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产生怀疑，但又拿他没办法。只能软硬兼施，以权利诱导，妄图让他顺从国民党。为了进一步拉拢塔王，蒋介石曾两次召见塔旺嘉布。一次是1940年，国民党中央通知塔王去见蒋总统。塔王率牛顿、阿格敦嘎、苏宝峰、杨焕文等人，赴重庆拜见了蒋介石、何应钦以及蒙藏委员会负责人。塔王向蒋汇报了额济纳旗抗日战况后，又给蒋送了厚礼（俄国毛毯4条、黑滩羊皮筒4件、大小鹿角6个、麦德尔佛1尊），蒋介石也回赠了礼物（薄厚两种呢料2匹，另有武装带、短剑和派克笔每人一套）。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国民党中央第二次通知塔王赴南京去谒见蒋大总统。塔王率苏宝峰、塔斯木和嘎瓦同路到达。当时，蒋介石只接见了塔王和苏宝峰2人，听了简短汇报后说：“你们的具体问题，可以向徐旅长、杨旅长报告。”塔王一行拜见徐、杨2人后，汇报了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等困难问题，徐、杨2人当面答应调拨汽车两辆、发报机1台、手枪5支；并提出为了加强防守力量，决定新委派1名参谋长到防守司令部工作，声称今后额济纳旗防务上的主要任务是防蒙，实际还是防共、防苏。就在这次蒋介石接见时，塔旺嘉布由少将晋升为中将。然而，也就在这次塔王被蒋接见时，他却别有心计的秘密会见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副主席苏荣扎布，外交部长拉木苏荣。双方坦诚相见，都强调了增进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表达了和平相处的愿望。塔王回旗后，立即派达瓦和东德布到蒙方敖包图正式建立了互通情报的关系。原来，早在1942年嘎瓦就和蒙方建立了情报联络站，这次两站合在一起，按着必要的方式方法和时间地点开展工作，掌握了很多国内外重要信息，以利调整王府对策。到额济纳旗和平解放时，与蒙方情报活动才告结束。塔王秘密会见蒙古革命党领导人，又相互建立情报关系，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塔王审时度势，机警应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两次谢绝参加国大代表会。1946年，南京政府举行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全旗选举，塔王当选为国大代表，嘎瓦当选立法代表。根据当时蒙方的情报透露，国民党要通过国大代表会议，造谣生事，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内战。据此，塔王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采取回避政策，遂派牛顿、达瓦以替补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国大会议。194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又要举行第二次国大代表会议。当时，塔王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已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日益腐败，经济上每况愈下，军事上节节败退，无论召开什么样的大会，都无法挽回摇摇欲坠的局面。为应付差使，塔王仍然派牛顿、达瓦2人为替补代表出席大会。
塔王反戈一击，与国民党彻底决裂。1949年8至9月份期间，国民党军队在西北战场全线溃败。9月初，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残部，在河西打了败仗以后，由一个自称马司令的人带领70余名残兵，分乘7辆汽车，逃窜到本旗建国营。由于当时正是汛期，西河水很大，汽车通过受阻，匪兵便拆掉民房，用其木料搭桥，才渡过了河。对这股逃兵是阻击还是放行，对塔王而言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塔王再次想到周仁山、苏剑啸等人对他的开导与期待，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消灭这股逃兵，以表明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的立场。就在敌人汽车绕路行走过程，塔王立即命令罗虎、达瓦率领骑兵200余人，埋伏在巴彦桃来东京斯图山一带。当敌军汽车走完艰难的沙路，勉强开上新绥公路时，王府骑兵出奇不备，突然伏击，经过一昼夜的相持战斗，打死匪兵1人，俘虏27人，缴获汽车1辆，其余残部夺路东逃。王府骑兵则无一人伤亡，只是罗虎的帽子被打了一个洞。京斯图阻击战虽算不上大战役，但在额济纳旗还没有解放的情况下，塔王能毅然决然地调转枪口，向国民党军队反戈一击，这表明塔王和他的上层王公们，已经开始高举起义大旗，奔向新中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