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他著书立说，关注修宪，倾心育才；她包揽家务，抚养子女，当好助手，教书育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拨乱反正，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科学的春天来了，法学界的春天来了。我们家自此否极泰来。
1979年1月，家麟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中断了20多年的宪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得以恢复；1979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1979年12月被任命为宁夏大学副校长；198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1月担任宁夏大学校长职务；1984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家麟在全国性和全区性的许多团体中担任多种领导职务。
家麟还先后应聘为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山东司法干部管理学院、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京教授讲学团兼职教授，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7年，家麟还应聘担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宪法学课程主讲教师。
从错划右派被改正到退休，其间只有13年的时光。这13年，是家麟心情最舒畅、最忙碌的时光，是家麟思想最活跃、最出成果的时光，也是家麟一生中最辉煌、最有价值的黄金年华。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到来，随着家麟右派身份被改正，我和孩子们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7年下半年，好友给我们带来一条好消息：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即将恢复。对这一消息，我们是喜中带忧。喜的是自己的子女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了，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将来回报社会。只要是凭实力、凭高考成绩，我们的子女进入大学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都很优秀。忧的是家麟是个摘帽右派，我受过处分，又有海外关系，政治条件差，若像以前那样，搞唯成分论，那我们的子女只好望校兴叹了，这对他们的打击将可想而知。喜也罢，忧也罢，总之，这是个机会，不可轻易放弃。
大女儿高中毕业以后到农村插队当知青。10月，当我们得知1977年高校招生的确切消息后，立刻把秋秋叫了回来，向同事借了一间暂时无人居住的房子，让她与她的好友张翠兰全身心地投入复习，准备参加年底的高考。
不久，好友又给我们带来一条好消息：这次高考的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只要本人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决心为革命学习，政审就合格了。政审合格了，那就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对于这一条消息，我们求之不得、喜出望外。秋秋热爱祖国，热爱集体，从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在班上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还参加学校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宣传队里，除了唱歌、跳舞之外，她还对小提琴情有独钟，为此，我曾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为她买了一把旧的小提琴，她用这把小提琴参加乐器演奏的节目。同时，学校组织的各种劳动她都积极参加。我想，她的政审应该是合格的。至于学习成绩，我是不担心的，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她的考试成绩都在前几名。晚上，当孩子们熟睡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孩子，自从你们诞生以来，妈有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那就是我们家的政治条件不好，怕为此影响你们的成长，影响你们的前途。现在好了，不搞唯成分论了，重在自己的表现。现在你们可以和其他人的孩子平起平坐了，可以在一条起跑线上腾飞了。妈多年沉重的精神包袱可以卸下来了。那妈为什么不在你们醒着的时候，当着你们的面说这些话呢？因为你们还小，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我不愿意在你们面前说出“政治条件不好”几个字，因为它是一把刀呀，会把你们刺伤。
冬天，我陪大女儿去插队的永宁县参加高考。我们住在县招待所里，屋外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屋里温度虽然不高，但我们的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坚信女儿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一定能迈进高等学府。
3天的高考结束了，秋秋自我感觉不错。
快发高考录取通知书时，传来消息说，这次“僧多粥少”，参加高考的人很多，招收的人数有限，因而录取率很低，大约30个人中才录取1个（后来报上公布的数据是29：1），我们有点紧张了。秋秋虽然考得不错，但这是优中选优，不知别的考生优到什么程度。当时，考生的分数以及能否被录取是严格保密的，没有小道消息，没有电话可查询，更不用说上网了，完全凭邮递员送达的录取通知书决定自己的命运。
得知开始发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和秋秋一大早就乘长途车去永宁县等候消息。第一天，杳无音信。第二天，我们迎着寒风，和其他几个等待通知书的学生和家长在县政府门前等候邮递员。邮递员一来，大家急忙围了过去，但都空手而归。秋秋急得快要哭了，我也心急如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耐着性子等待。第三天，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撕开信封，高考成绩和被录取的学校赫然入目。秋秋考得不错，数学成绩突出，考了94分（满分100）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秋秋笑了，笑得眼眶里充满泪水，这一张录取通知书得来不易呀！
我们带着录取通知书，带着喜悦的心情，带着全家人的期盼回到银川。家麟知道后，喜上眉梢。当天，我们在家里炒了几个菜庆贺了一番。
1978年春，秋秋带着行装，带着她的心愿，带着她的憧憬到北京上学去了。这是一喜。
春天是美好的，万物复苏，生气勃勃。秋秋去北京不久，冬冬又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恢复高考以后，银川市决定组织一次全市性高中生数学竞赛。各校择优参赛，全市取前6名。这是“文革”后对各校数学教学成绩的第一次大检阅，各校都很重视。附中是自治区重点中学，决不能榜上无名。校领导决定安排最优秀的数学老师给挑选出来的数学尖子“开小灶”，也就是利用课余时间给优秀学生上辅导课。负责上辅导课的黄老师向校领导建议说：“听说初三有个吴向东，聪明过人，应该让他也来听听课，参加本校的选拔。”领导同意了。冬冬没有学过高中的数学，他与高三学生一起听了黄老师的数学辅导课以后，就参加本校数学选拔赛，结果成绩很好。学校把他定为6名参赛选手之一。
全市数学竞赛成绩公布了：冬冬在本校名列第二，在全市名列第四。附中这次考得不错，占了获奖名单的三分之一。学校决定：吴向东不必参加中考，可以直接升入本校高中。
过了“五一”，初三课程基本结束，学生进入复习阶段，准备迎接中考。冬冬允许不去听课，闲来无事。家麟对他说：“中国科技大学第一期少年班招的都是高中没有毕业或根本没有念过高中的尖子生，他们的情况跟你差不多。你是不是利用这段时间把高中的数、理、化看一看，准备参加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考试。”他抿嘴一笑，表示同意了。
时不我待，立即行动。冬冬把他姐姐用过的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的课本找出来，把自己关在他姐姐去年高考复习的小房子里，开始圆少年班的梦。他的心态很平静，没有沉重的思想负担。他觉得，能考上少年班当然好，考不上也没关系，本校高中班的位置给他留着呢！他自学能力很强，在自学过程中，从未感到吃力。每次回家吃饭（他自学的房间离我们家约50米），他总是乐呵呵的。我问他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回答：“没有。”家麟怕他年龄小，抓不住重点、难点，而且时间只有3个月，3个月要自学完3年高中课程不容易呀。为此，家麟请了两位大学老师给他个别辅导。这两位教师是家麟的朋友，一位教物理，一位教化学，他们给向东上了几次辅导课之后，都很喜欢他，说向东很有天分，要好好培养。
1978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到银川市举办第二期少年班入学考试。家麟陪同冬冬前去应试。参加考试的学生有几十人，大家都想上少年班。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我问：“冬冬，考得怎么样？”他回答得很简单：“还行。”我们让冬冬报考少年班，只是想让他去试一试，长点见识，并没有抱过高的希望。因为少年班招的人很少，第一期才招了十几名，第二期能招几名还是个未知数。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们意外地收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据说，这次科大在宁夏只录取他一个人。我拿着通知书看了又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家麟说：“这是不是在做梦？”家麟得意地说：“你太低估了冬冬的实力。你不看看，这是谁的儿子。”冬冬站在一旁，咧着嘴笑。8岁的红红撅着嘴说：“姐和哥都上大学了，那谁带我玩？”我安慰她说：“姐和哥能上大学，这是大好事。每年的寒假、暑假他们还是会回来陪你玩的。你好好学习，将来跟他们一样，也当大学生。”
冬冬从小学到初中在班里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每个学期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升入初中以后，家麟给他买了全套《十万个为什么》，他仅用两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就读完了。我问他：“读懂了没有？”他说：“读懂了。”此外，他还看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就连关在小房子自学高中课程，准备参加科大少年班考试的3个月中还忙里偷闲，看完了《红楼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附中很重视学生体育锻炼。冬天，附中要求学生每天清晨参加长跑，从本校跑到军区，再从军区跑回来，来回几千米。冬冬缺乏卫生常识，有时跑的满头大汗就把棉衣脱了。可能是受了刺骨寒风的侵袭，上初二的那年开春，冬冬得了一场重病——风湿热。医生说：“这个病很危险，容易转成风湿性心脏病，一定要精心护理。除了每天按时打针、吃药之外，一定要卧床休息。”小儿子很听话，也很坚强。他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坚持自学。将近一个学期，他没有到校听课，期末参加考试，仍然名列前茅。
冬冬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且又多才多艺。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都很喜欢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文艺演出。他表演山东快书《奇袭白虎团》，一个人连说带表演，足足演了半个小时。那么长的说唱词，他用短短的一两天就熟记了，表演也很到位。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观众赞不绝口。他读完《西游记》《三国演义》，能把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清楚地叙述出来。升入初中后，班里需要出墙报，冬冬负责版面设计，负责画报头、插画。学校组织各班歌咏比赛，他负责歌咏队的指挥。学校举办演讲比赛，他每次都能给班里争光。他和班长是一对好搭档，班长工作大胆泼辣，但办法少，他脑子转得快，点子多，常给班长出谋划策。班主任有了这两个得力的班干部，班里的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比较好。
1978年秋天，在同学热烈欢送的氛围中，冬冬带上行装，带上上少年班的梦，带上西北孩子的耿直和顽强，千里迢迢，独自一人，从银川到合肥上学去了（从银川到合肥没有直达车，须在北京转车）。这又是一喜。
1978年冬天，家麟得知右派改正的消息之后，就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写申诉信，要求复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问题。
1979年1月16日，人民大学党委给家麟寄来《关于吴家麟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的文件。全文如下：
关于吴家麟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吴家麟，男，五十三岁，福建福州市人，家庭出身旧军官。本人成分学生。北京大学毕业，一九五零年入团，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反右前为我校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讲师。一九五八年二月定为右派分子，给予撤销讲师职务，监督劳动，发给32元生活费。一九六一年摘帽子，同时恢复原高教八级工资待遇。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和吴家麟同志在反右期间的言行，经复查认为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并撤销一九五八年划吴家麟同志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撤销降职降薪监督劳动处分。恢复讲师职称，恢复政治名誉，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安排。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
1979年5月10日，人民大学团委给我寄来了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的决定。
收到人大党委寄来的“复查结论”和人大团委寄来的“决定”，我是喜，还是悲？当时我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先悲后喜，而且是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之所以悲是因为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一个“错划”，给一个人及其家庭带来的是21年的灾难呀！人生有几个21年？当年，家麟被“错划”，正是人生中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头脑灵敏、最能出成果且已出成果的时期。如今，人生的黄金时代已经失去，岂不悲哉！在这21年里，家麟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承受了知识分子难以承受的屈辱，承受了读书人难以承受的“大跃进”时代的超强体力劳动。他的妻子被称为右派夫人（或右派老婆），与丈夫承受着同样的精神压力和屈辱。他们的子女被称为“黑崽子”“狗崽子”。这样的折磨和株连，岂不哀哉！
为什么又喜呢？众所周知，肉体的折磨会使人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精神的折磨会把人逼傻、逼疯，甚至逼上绝路。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有多少右派分子命丧黄泉！家麟在右派群中算是幸运的：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家破人亡。这是其一。我们等呀！盼呀！21年后的今天，总算等来了“改正”的一日，盼来了“恢复名誉”的一天。此后，可以结束被“群专”和被“内控使用”的日子，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可以真正成为人民的一员了。这是其二。家麟虽然年过半百，历尽磨难，但身体和精神都没有被压垮。今后有可能圆当年著书立说、当教授的梦，我也有可能圆当年想成为一名称职的、不辱使命的教师的梦了。我们的子女都很优秀，他们青出于蓝将来定胜于蓝，这是其三。总之，既已被“错划”，现在能得到“改正”，还是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