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好心人的举荐，领导的宽宏恩准，我的生命航船驶进了一条新的航道。1959年，鱼肥稻香的金秋季节，我被调入自治区工业中等技术学校的语文组，开始了漫长的教师生涯。
语文组共有4位教师。组长张永起，生于唐山，就读于北师大俄语系，1958年毕业后分到本校工作。因是党员，本校又不开设俄语课，所以就在语文组挂帅。他国字脸，刚过而立之年，额头上就有了较深的抬头纹。他待人和气，办事沉稳老练。吴淮生，生于安徽，北师大中文系高材生，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也是1958年毕业后来到本校的。他瓜子脸，比较清瘦，为人随和，不修边幅，喜欢吞云吐雾，有一股诗人的不凡气度。陶诒琬，女，生于上海，1957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先在北京工作，1958年随丈夫支宁到银川，在冶金部门工作。她热爱教师职业，主动要求当教师，1959年春天分到本校工作。她圆圆的脸，双眼皮，大眼睛，樱桃小嘴，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她语文功底好，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讲课很受学生欢迎。第四位教师就是我，没有读过师范，不懂当教师的规则和课堂教学的要领，没有读过中文系，缺乏文学的熏陶和语文基本功的训练，但勤奋好学，不耻下问。
后来我才知道，举荐我的第一个人就是陶诒琬老师。她来到工业技术学校以后，看见语文组老师紧缺，为了给组长分忧，也因为同情我，向组长建议：“语文组缺教师，教务科有现成的大学生，可以把她要来嘛！”张组长面有难色，说：“听说她在反右中受过处分，被开除了团籍。”陶老师据理力争：“受过处分又怎么啦？受过处分的人，就不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啦？就不允许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了吗？就没有资格当老师啦？听说，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一个大学生在教务处打杂太屈才了，你就做点好事，把她要来教语文吧。”张组长想了想，说：“那我去试一试，看领导同意不同意。”
本校领导是杨葆华。他是校长兼书记，老红军出身。可能是“大跃进”年代，各单位都缺人，一时要不来教师；可能是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在部队的5年中表现好，立过功受过奖；可能是转业军人对转业军人的偏爱，可能是老革命的身份，胆子大，竟然同意了。从此，我的命运有了新的亮点。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这个工作岗位是神圣的，对我来说又是来之不易的。我暗下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一定要当一名受学生欢迎的、称职的、不辱使命的教师。
来到语文组，组长给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听课、备课和试讲。我认真听了3位教师的课，比较了他们的优长。陶老师还热心给我传授备课方法和课堂讲授方法，鼓励我尽快选定一篇课文，认真准备，大胆试讲。我选定《刘少奇同志在安源》这篇课文来试讲。当时选课文、分析课文都要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篇课文突出政治，写得也不错，容易达到要求。试讲以后，组里的3位教师给了我很多鼓励，还非常细致地指出了我的不足。他们的发言非常中肯，充满关心和爱护，对我这个门外汉，对我这个受过处分的人，不仅没有歧视，而且满腔热忱，就像大哥哥、大姐姐对待自己的小妹妹那样的宽容和真诚。
结合试讲对我的评价，我对自己做了一个剖析。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来说，我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我当过演员，多次登台演出，上讲台不会怯场，因而可以比较轻松地讲课；在中学时代我就喜欢演戏，在部队文工团参加过歌剧和话剧的演出，受过朗诵和读台词的训练，在课文朗诵中，尤其是在文艺作品的朗读中，可以胜出；我平时喜欢看文艺作品，也写过几篇豆腐块的小文章，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我口齿清楚，语言流畅，没有拖泥带水的“嗯”“啊”等语病。劣势：一是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欠缺，古汉语的基础知识更薄弱。在大学里读的是法律，法律与中文虽然同属文科，但相去甚远，这是致命的弱点。二是对文学史了解甚少，名家名著读得不多。向学生介绍作品的背景和作家时很肤浅。这是暂时难以弥补的缺点。三是书写不合格。没有经过习字的训练，字写得不规整；缺乏严格的笔顺训练，落笔的先后顺序不对；平时不注意简化字的用法，有时出现繁体字、简化字的混用现象。这对教其他课的教师来说，或许无关大局，但对一个语文教师来说，就不是小事一桩了。
自我剖析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潜在的力量，增强了我当好教师的自信心；它照出了我前进中的只只拦路虎，我必须鼓足勇气，迎上前去，个个击败它。
我借了一些当语文老师必读的书，如饥似渴地读呀，记呀，我很想把这些知识尽快融进自己的脑海里。与此同时，我甘当小学生，而且只能当小学生，拜陶老师、吴老师为师。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听他们的课，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讲台。他们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不拒绝我听他们的课，有时还给我介绍上课的心得。在如何批改作文方面，陶老师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给我讲批改的方法和评分标准。我以陶老师批改的作文为样本，照猫画虎地批改起来。
领导要求教师利用学生上自习的时间下班辅导，这可让我为难了。在课堂上，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学生觉得我是内行。但外行毕竟是外行，经不起突然袭击，几个提问就会露馅。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躲是躲不过去的。古人早就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教师并非全才，当“不知”时就说“不知”，也不为耻，可以跟学生说：“我回去查查资料，明天再给你回答。”这一想，也就大着胆子下班了。好在本校学生重视的是专业技术课，把语文课看成副课，上课时听一听，下课后很少有人去钻研。语文教师下班辅导，多是坐冷板凳。我这个滥竽充数的语文教师还算没有露馅儿。
1960年，全国全面进入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年代。公民粮油定量一减再减，副食奇缺，不少人处于半饥饿或饥饿状态，各地陆陆续续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
当年，银川地区中专学校教职工每月的粮食定量由开始的25斤逐渐减到18斤，食用油每月8两递减为半斤。学生略高一些。由于宁夏气候寒冷，瓜菜品种少，产量也不高，每人每天吃不到半斤蔬菜。几个月下来，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示》。为贯彻指示精神，校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减少课时，减少师生参加劳动的时间，精减会议，增加学生的睡眠时间。书记挂帅抓伙食，而且把抓好伙食看成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政治下食堂，干部下伙房”的口号，实行“按人定量，瓜菜替代”的办法。
瓜菜供应不上，校领导就组织师生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外出挖野菜。7月的银川，漫山遍野都披上了绿装。哪些是野菜，哪些不是；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不能，我们当中不少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杨校长在长征中吃过野菜，是个行家，还有一些本地师生他们也很内行。我们就分散开来，跟在他们的后面，他们挖什么菜，我们就跟着挖，边挖边请教。几天以后，我们认识了不少野菜，如苦苦菜、胖娃娃菜、沙葱等。
挖完野菜，分门别类放好，由专人送到伙房去烹制，炊事员或把野菜和到面里做成野菜团子或煮成野菜汤。
野菜好不好吃呢？偶尔吃几次，还不错，别有风味，一连吃几天，就感到难于下咽，因为它毕竟是野菜，而且锅里几乎见不着油花。教师们在食堂边吃边调侃。有的说：“这是野味，不是低标准，你还吃不上呢！”有的说：“山珍海味是美味佳肴，野菜是山珍，属于佳肴，有佳肴还不好好吃。”有的说：“我们现在是补长征的课，有野菜吃比饿肚子要好得多。”
野菜的数量毕竟有限，经过人们一段时间的洗劫，越来越难觅其踪影。校领导广开粮路，从农村买来玉米秆、高梁秆磨成粉，掺在面粉里做成窝窝头。虽然不好吃，但它可以充饥。当饥肠辘辘的时候，人们会感到什么都好吃，什么都咽得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真正体验到“吃糠咽菜”的滋味，因而倍感粮食的珍贵。此后，珍惜粮食的思想在我的头脑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操心劳累，1960年冬，我得了浮肿病。早晨起床，脸绷得紧紧的，眼睛睁不大。一到下午，双腿肿大了许多，皮肤光亮光亮的，几乎快被撑裂了。用手一按一个深坑。走起路来，腿脚像灌满了铅，非常沉重，真可谓举步维艰。人整天昏昏沉沉，疲倦乏力。
校医务室里，师生川流不息，来就诊的几乎都是一个病：浮肿。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片，还有半斤豆饼。豆饼就是黄豆榨油以后的渣滓。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现在供浮肿病人食用。豆饼也是稀缺物质，供应量有限：浮肿病人每人每月半斤。能吃上豆饼，这已经是很照顾了，因为豆饼里富含蛋白质，在当年属于营养品。
家麟知道我得了浮肿病，在来信中夹寄了5斤全国粮票。我如获至宝，顿感爱的热流涌遍全身。要知道，他当年的口粮也不高，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5斤全国粮票是他勒紧裤带省出来的，充满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爱意。全国粮票不仅在全国通用，而且还含油票，可以购买含油的食品。此后，一直到他来宁之前，他几乎每个月都要给我们寄几斤全国粮票，帮我们度难关。
和我们一起来宁的同年级同学刘寿政，是一位仗义而乐于助人的人。他在自治区党校工作，党校离我们学校较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他同情我们，有时候会抽空前来看望我们。在一次闲谈中，他说：“我们学校有时候有特供物资，如白糖、饼干。白糖，一人一次可买半斤；饼干，凭全国粮票可买一斤。”我正好有全国粮票，就托他给买饼干。他除了帮我买饼干，有时还送些白糖和饼干给秋秋吃。要知道，他自己的口粮也很低，而且有家有孩子。这些特供物质自家食用都不够，他还把这些当时被视为高级营养品的东西送给我，真的很不容易。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种友情，难能可贵，我永远铭记。
由于校领导狠抓伙食，千方百计办好食堂，再加上家麟支援的粮票，我的浮肿病慢慢好了。
刚当上语文教师时，我的决心很大，还制定了进修计划，计划3年左右自学完必读书籍，赶上科班出身的语文教师。但现实生活中的重重困难，迫使我不得不放慢进修计划。教学是硬任务，我一定要努力搞好。教学水平我不可能一步登天，但教学态度一定要认真负责。孩子体弱多病，作为母亲，我责无旁贷。在那个“低标准”的年代里，要想奋进，那是不现实的。
由于工业中等技术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违反教学发展规律和客观需求，1962年上半年正式宣布下马。
学校领导对教职工做了妥善的安排。语文老师各得其所。张永起老师先在一所中学任校长，后回老家唐山，为地震后重建唐山添砖加瓦。吴淮生老师调入自治区文教局工作，后转入文艺界，担任《朔方》（原名《宁夏文艺》）的编审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联艺术理论研究室主任，是一级作家。陶诒琬老师调至银川市第九中学任教，后被评为特级语文教师。我被调到新城中学任语文教师。我们虽然分开了，但友谊长存。